老人与海

那年冬天，罗伯特·科恩带着他的小说回到了美国。一家大出版社看中了他的小说。我听说，这次出门引起了一场争吵。我想，弗朗西丝大概就此失去了他。因为在纽约好几个女人对他投怀送抱，而且回国之后，他颇有改头换面之感。他对美国抱有从未有过的兴趣。他也不再那么单纯，而且变得有点滑头。出版商对他的小说大肆吹捧了一番，他则信以为真，觉得自己确实是才高八斗。接着，好几个女子献身于他，试图赢得他的心，这完全改变了他的眼界。有那么四年中，他的眼界只局限于他的妻子。有那么三年中，或者说差不多三年中，除了弗朗西丝之外，眼中没有其他女人。我敢肯定，他一生中也从未谈过恋爱。

大学生活过得不顺心，沮丧之际，便草草结了婚。后来，发现自己并不是妻子眼中的一切，失望之时，弗朗西丝缠上了他。他虽没有恋爱过，但是他知道自己对女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谜，颇有吸引力；他也知道，女人关心他，想和他生活在一起，这并不单是天赐的奇迹。这一切让他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他也并不甚热衷。另外，科恩同纽约的一圈朋友玩一些大赌注的桥牌，下的赌注超过他的财力，不过所幸手气不错，赢了几百美元。这让他对自己的牌技颇为自负，几次向人夸夸其谈，若万不得已，如何靠桥牌为生。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一直在读威廉·亨利·哈德森的小说。这听起来倒是桩无碍的事情，可科恩读了一遍又一遍《紫色大地》。如果一个人老大不小了才去读《紫色大地》，那是非常有害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在一个极富浪漫气息的国度中，发生的风流韵事，书中非常出彩地对景色进行了描写。

对于一个已三十四岁的男人，将此书作为生活指南，就好像一个同龄男人带着一整套更重实际的阿尔杰的著作，从法国修道院跑到华尔街，这是非常不牢靠的。我相信，科恩对《紫色大地》中的每句话都字字斟酌，视若箴言，就像听邓恩的报告一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他是有所取舍的，但是总的来说，他认为这本书很有道理。单是这本书就能让他躁动起来。直到有一天，他跑来我办公室，我方明白这书对于他的影响有多大。

“嘿，罗伯特，”我说，“你是来找我玩的吧？”

“你想不想去南美，杰克？”他问。

“没这个打算。”

“为什么？”

“说不上来，就是从未想过去。花销太大了，在巴黎也能完全看到南美人。”

“他们不是地道的南美人。”

“我看他们倒是挺地道的。我要将一周的通讯故事赶联动船车发出，我现在只写完了一半。”

“你知道一些丑闻吗？”我问。

“不知道。”

“你那些‘尊贵’的朋友们没有离婚的？”

“没有。杰克，如果我来解决我俩的费用，你能同我去南美吗？”

“为什么要我去？”

“你会讲西班牙语。再说，我们俩同往肯定会好玩。”

“还是不了，”我说，“我喜欢这座城市，而且我夏天准备去西班牙。”

“我这一辈子就是想去那儿旅行一次，”科恩说，他坐下来。“我再不去，可能就老得走不动了。”

“别犯傻了，”我说，“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不是挣着了一大笔钱吗？”

“我知道。但是，我总是去不成。”

“别丧气了，”我说，“每个国家看起来都是就像电影里面一样。”

但我真为他难过。他是真的很伤心。

“我真受不了，我的生命就如此匆匆而过，我还没有真正活过呢。”

“除了斗牛士，人人都是庸碌地过完一生。”

“我对斗牛士不感兴趣。那是种变态的人生。我总想到南美去。那定是一次美妙的旅程。”

“你是否想过去英属东非打猎？”

“没有，我不喜欢打猎。”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我对打猎不感兴趣。”

“那是因为你从没读过这方面的书。去找一本净是皮肤黑得发亮的美丽黑人公主的爱情故事的书看看。”

“我还是想去南美。”

他具有一种犹太式的难缠的执拗本性。

“下楼喝一杯吧。”

“你不要工作吗？”

“不干了。”我说。我们走下楼，来到底楼的咖啡馆。我发现，这是摆脱友人纠缠的最好办法。待你们喝得差不多了，你只消说：“好了，我得回去了，要打几份电讯稿。”然后，就解脱了。干新闻这一行当，掌握一些这般得体的脱身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闻这一行的一条重要规矩就是，你绝不应该看上去忙忙碌碌。总之，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咖啡馆，各点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科恩望着前边一箱箱的酒瓶。“这地方不赖。”他说。

“酒是不少啊！”我应和道。

“杰克，”他身体前倾靠着吧台，“你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全部生命就如此淌过，你却从未真正享用过它？你是否意识到，你已经度过了小半辈子了？”

“有过。偶尔也会想。”

“再过大约三十年多点时间，我们就将死去，你知道吗？”

“罗伯特，说什么胡话呢！”我说，“别瞎扯。”

“我是很严肃的。”

“我才不会杞人忧天呢！”我说。

“你应该想一想。”

“每天都有数不尽的烦心事。我已经烦够了。”

“好吧，我想去南美。”

“听我说，罗伯特，去不去别的国家都一样。这些我都已经试过了。想通过换个地方，获得自我解脱，那是徒然的。一点没用。”

“但是，你从未去过南美啊！”

“见鬼的南美！即使你去了那里，你现在什么感觉，到时候也是什么感觉。这是一个不差的城市。你为什么不就在巴黎开始你的新生活呢？”

“我厌倦了巴黎，我也厌倦了拉丁区。”

“那就别住在拉丁区了。你可以自己四处转转，看看能遇见什么新鲜事。”

“哪会有什么新鲜事。我曾整夜整夜地在街上晃荡，什么新鲜事也没发生，就碰见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把我叫住，要看我的证件。”

“夜晚的巴黎不是很美吗？”

“我不喜欢巴黎。”

如此，你便明白了吧。我一方面很同情他，但是你却只能袖手旁观，因为马上就会遇见两座顽固的“大山”：南美可以治愈他心中的郁结；他不喜欢巴黎。他从一本书中得出第一个想法。我想第二个想法也多半是从书中寻到的。

“嗯，”我说，“我得去楼上发几份电讯稿了。”

“你非得去吗？”

“事情紧急。我必须把这些电讯稿发出去。”

“你介意我上楼去，坐你办公室旁边待一会儿吗？”

“哪里的话，上来吧。”

他在办公室的外室坐着，读着报纸。编辑、发行人和我苦干了两个小时的活儿。然后，我挑出副本，盖上作者署名，把东西装在几个大马尼拉袋中，接着打电话叫跑差过来，把东西送到圣拉扎车站去。我从内室走到外室来，罗伯特·科恩在一张大椅子上睡着。科恩枕着双手睡着了。我本不想把他叫醒，不过我要锁上办公室，准备下班了。我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晃了晃脑袋。“我不能这么做。”他说。然后把脑袋更深地埋在臂膀中。“不，绝不会那么做，没什么能让我那么做。”

“罗伯特。”我说，用手摇了摇他肩膀。他抬起头微微一笑，眨着惺忪的睡眼。“我刚才大声说梦话了吧？”

“说了几句，但含糊不清。”

“上帝啊，真是个噩梦！”

“是不是打字机的声音把你催眠的？”

“大概是吧，我昨晚整宿没睡。”

“出什么事了？”

“聊天啦。”他说。

我完全能想象。因为我有一种极坏的习惯，那就是想象朋友们在卧室干着的事情。我们去了那波里咖啡馆，喝了一杯开胃酒，看着傍晚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