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非常之路

被抓进县衙问罪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之为“人生四大喜事”。

这一年，川北山区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通过府试考上了“童生”，并与他大舅的女儿刘氏结为连理，可谓“双喜临门”。

“童生”离士大夫阶层的“秀才”尚有一段距离，但这对于一个荒凉偏远的山村特别是祖祖辈辈都没出过读书人的朱家来说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了，顿时成了乡间村头的一大新闻。山川资俊杰，时事造英雄，这个喜上加喜的川娃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军总司令的朱德元帅。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生于四川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他的父亲朱世林和母亲钟氏共生有十三个儿女，因贫穷无力全部养活，只留下六男二女。朱德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三。因伯父朱世连和伯母刘氏膝下无嗣，朱德两岁时就被过继给他们做儿子。

朱德祖籍广东韶州，清乾隆末年迁居仪陇。世业为农，辛勤劳作，到头来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沦为贫苦的佃农。在朱德九岁那年，由于家里承受不了地主“丁阎王”加收的租子，被迫于风雪交加的年关退租。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这个“有规律有组织”的家庭不得不连夜分开，生父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和祖父、三叔、四叔迁居被当地人称作“朱家湾”的大湾。

幼小的朱德，就像琳琅山上那些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小树，虽然环境恶劣，却迎着阳光茁壮成长。他长得颇像他的母亲，性格也像他的母亲一样勤奋、勇敢、善良。

盛夏的中午，正是孩子们到河里玩耍、戏水的时候。但村外的小河竟被几个阔少霸占着，只有等他们游玩后穷孩子才能下水，谁也不敢打破这个“规矩”。

烈日把几个孩子晒得汗流浃背，朱德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小伙伴们说：“这是啥子世道，种地受气，上学受气，难道洗澡也受他们的气！今天，我偏要改改这个不公平的规矩！”

说着，朱德 “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其他穷孩子见朱德下了水，胆子也壮了，都纷纷跳下河痛痛快快地游起水来。

过了一会儿，只听岸上有人喊：“穷小子，上来，都他妈给我上来，新河是我家的……”

朱德从水中挺起，大声喝道：“小肥崽，不要嘴巴不干不净，河是地上开的，水是天上落的，谁能把河水一口吞了？是好样的就下来比试比试！”

小肥崽仗势欺人惯了，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再加上同来的人拍马起哄，便气势汹汹地下了河，径直向朱德扑去。朱德趁势钻入水中不见了，小肥崽扑了个空，抬头抹一把脸，四下里寻找朱德。

突然，小肥崽的长辫子被朱德揪住了，连头带身子被按进水里，接连喝了几口水，吓得他苦苦哀求：“饶命呀，饶命……”

被朱德拖到岸边的小肥崽受到了教训，哆哆嗦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再也不敢冲壳子、冒疲皮了，以后你们想游就来游吧！”

朱德在他的弟兄中是最幸运的，在乡邻亲朋中也算是幸运者。由于朱家世代贫困，目不识丁的祖祖辈辈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于是便把六岁的朱德送到塾堂接受教育。他们和做过望子成龙之梦的天下父亲一样，哪怕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出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朱德以建德的学名先后在离家不远的药铺垭私塾、丁家私塾、席家砭私塾三个地方苦读了十二个春秋，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通过县试和府试，终于在一九○五年夏天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童生。长期受“唯书”、“唯上”封建思想熏陶的乡亲们沸腾起来了，纷纷前来祝贺，朱家全族人自然满堂欢欣。

为了一生不被埋没在大山褶皱里重复父辈的故事，同时也是为了圆家人的一个梦，朱德准备再接再厉，向只有一箭之遥的“秀才”这个金字塔尖攀登。就在父辈们眼看着“光耀门楣”的愿望即将实现时，突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始，废止一切科考。

这年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火盆旁一起守岁。待当家的老祖母举重若轻地把新一年每个人的活计安排停当，朱德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烤红薯，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奶奶，现在朝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既然考功名的路堵死了，我打算去顺庆府上新学。早点把书读出来，好找个差事做……”

“新学，啥子新学？”养父不解地问。

“新学就是西学，由西方传入的新文化……”朱德把新学的学习科目和考试制度给他们讲了，还把私塾和新学作了比较，说新学学的东西比私塾管用。

但老人们仍是疑虑重重，生怕新学靠不住，而迟迟不作明确答复。

朱德很理解老人们的心情，也没有要求他们一朝一夕就作出决定。但是时间像流水似的一天一天过去了，眼见着就要春暖花开，还是不见他们的回应。

朱德只好去求教他的启蒙老师席聘三，席先生也满口答应为他帮忙。旧时，老师的地位列于至尊，与天地君亲分享祀典。何况席先生又是个有见识、有正气的人，在当地很有威望。老先生亲自登门说服了朱家老人，家里不但同意朱德上新学，而且还为朱德东挪西借地筹措了二百块钱学费。

一九○六年初春，朱德进入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秋天，又考入了顺庆官立中学堂。在那里，他不仅学习地理、历史、日语和国文，还学数学、物理、化学、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课程。朱德对这些没有“子曰”、“诗云”酸腐气味的新学科很感兴趣，总是孜孜不倦地在汲取新知识。

顺庆府高等小学堂的学督是张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在这两所学堂里，都有一些思想激进的教师。张澜是一位爱国的、名望很高的教育家，他的话对学生很有感染力。他常对学生讲：现在要亡国灭种了，应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刘寿川十九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朱德和刘寿川既是同乡又是远亲，因此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在课余时间，他常去刘家观看从日本带来的理化仪器、幻灯片，还借了《革命军》等许多进步图书阅读。于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刘寿川不仅在思想上、学习上帮助朱德，而且还支持他不少学习费用。

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虽只有一年时间，但这是他人生又一个新的重要转折点，是他读书为“支撑门户”转变为“读书不忘救国”思想的开端。同时，他了解的社会问题更多了，知道了不少省城里的情况。他的独立意识强了，志向高了，眼界宽了，遂产生了要去省城放飞人生的大胆想法。

一九○七年年初，尽管是一年之春，但这川北的偏僻山村还留守在冬日之中，犹如太阳升起前的寒夜，依然不能改变人们的凄惶和忧郁。

这一天，头蓄长辫、身穿长袍的朱德怀里揣着借来的四五十块银元，包袱里装着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布鞋，独自一人踏上了去成都的驿道。他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五天时间走完了三百七十公里，终于到了省城。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银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商业更为繁荣，涌进了不少洋人和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朱德从闭塞的山村来到繁华的省城，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他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游逛市井。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他感兴趣的内容都背下来为止。

回到小客栈，朱德经过反复比较，觉得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能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但考虑到家里老人们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最终还是放弃了武备学堂，改考四川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蓄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对这种敢于违抗清廷法规的行为，朱德十分钦佩。更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生大都天足，这无疑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备感振奋。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一边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边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了秘密活动，他们在悄悄地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时，朱德突然发现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

读完《民报》后，朱德便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了。由于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抓住了就得坐牢，甚至杀头，结果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所想象的那种情况。

后来朱德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头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着他来与自己联系，同样也毫无结果。

朱德在成都体育学堂的这一年，是他读书以来最愉快的一年。仪陇县开明家庭子弟田玉和、张四维、李绍沆都是同期本科毕业生，他们计划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进行新课教授，刘寿川老师也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了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他们都一致推荐朱德去小学堂教授体育兼庶务，朱德欣然同意。

在长距离的回家途中，即将上任体育“教头”的朱德非常兴奋。他脚步轻盈，嘴里不时哼着小曲。他认为这下可好了，总算不要家里负担了，还可以补贴家用和偿还一些债务。他还天真地希望以普及体育来强健国人的体魄，改变国人被洋鬼子蔑为“东亚病夫”的形象。

朱德终于山一程、水一程地走到了山河依旧的朱家大湾，站在村头迎候的侄子老远就看到了他，高兴得又是呼喊又是挥手，还没等他回应，却一溜烟跑回家报信去了。朱德学有所成，并且在县城谋了差事，这对于老朱家政治上的彻底翻身毕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朱德还乡，全家都忙活起来了，就像办喜事似的，有的扫地，有的煮饭……比上次参加科举考试回家还要隆重。待他走到院坝边时，男女老幼像夹道欢迎国宾似的站成两行，并毕恭毕敬地颔首执礼。他的养父养母也都慈祥地笑脸相迎，恨不能将一脸的皱纹挤出水来。大家都认为朱家出了个有出息的大读书人，又是从省城回来的，真是了不得。

朱德到家后，得知家里负债累累，看到亲人们吃的、穿的、住的还是那么差，又很辛苦，总觉得亏欠他们的太多了，不免忧心忡忡，十分伤感。于是，他拒绝了全家人给他的一切特殊优待，要和大家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

略作安顿，朱德便去看望他的生身父母，然后再去探访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恩师席聘三先生。亲友们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城做事了，都来道喜，家里便杀鸡、宰鹅、做豆腐招待亲友们。

席间，孤陋寡闻的乡亲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朱德的情况：“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朱德没有正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呢？”好奇心重的亲友们刨根问底，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

“做啥子……”朱德略作沉吟，觉得还是应该如实告诉亲人们，于是实话实说，“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你再讲讲，你在县里做啥子？”朱德生父朱世林的脸像门上的竹帘一样耷拉着。

“当体育教习！”朱德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朱世林的脸忽然又变得像暴风雨来临前夕的天气，阴森可怕。

面对生父一连串的盘问，朱德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沉默了片刻，觉得还是应该耐心地向老人家讲清楚。于是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我觉得，回到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

“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朱世林打断儿子的话，愤然起身大声斥责道，“全家人挨饿受累，省吃俭用，到处借贷让你读书，指望你能混个一官半职，为朱家争口气。你不考科举，偏要学什么体育，回来当娃娃王，简直是给朱家丢脸，没出息！”

还没等朱德再作解释，朱世林便气冲冲地摔门而去。一桌饭菜摆着，大家不欢而散。性情温柔的生母也伤心流泪，尽管也有千种遗憾万种伤感，但她心疼儿子，并未过多地“弟子规”“圣人训”，只是劝朱德不要计较父亲的火爆性子。

第二天，朱德回到养父家，生父也在那里。他又反复向二位老人解释：“世道在变化，一天一个样子。就是不废除科举，穷人家的子弟考上了秀才，又能怎么样？没钱没势的人家，是进不了官府做事的。官要花钱去买，我们花不起这种钱，也决不能去做这种官，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科举制度废除了，到处办起新学堂，开设新课程，很需要懂新学科的教师，国家要强盛，教育就要进行革新……”

生父听了仍不理解，但儿大父难为，也只好由着他，只要他不走歪道就阿弥陀佛了。而养父却一言不发，只是把手里的旱烟杆吸得咝咝响。

自尊、自制、自强使朱德逼迫自己斩断了心中的乱麻，无论家里人、乡亲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他都要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因为，他这时想到的不是什么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不是为了自己一个家，而想到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

时间按照自己的脚步，不急不缓无声无息地走进一九○八年。

明晃晃的太阳投下微热的光芒，在抚摸着行走于山径上的一对人间父子。朱德带着一腔赤心、两行热泪、三分遗憾去县立小学堂任教，一向疼爱他的养父一气送出好几里。最后分别时，养父语重心长地安慰道：“我们乡下人晓得的事不多，不晓得的事，过后会明朗的，你就安心地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把学堂的娃儿们教好，常捎信回来就是了！”

朱德很感激养父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热泪盈眶地说：“放心吧，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您要保重身体啊……”

朱德来到坐落于金城山下的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决心推行新教育，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与刘寿川、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几位老师和同学一道积极宣传新学堂、革除旧学科、设立新课程，要求学生学好新课，认真参加体育活动，反对把学生培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腐儒。

由于正值变革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小城更是如此。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他们只招收了十二名学生，并遭到反对派的讥讽：“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保守势力还指使学生四处张贴这首打油诗，当成歌词唱，对朱德等五位教师进行中伤。他们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朱德出身寒门，更成了众矢之的。由于朱德除了教授体育外，还兼管学堂里的庶务，保守势力对这个管钱管物的差事早就垂涎三尺，所以对朱德更加嫉恨，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诋毁。

为了在上课时操练方便，朱德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短裤，不料竟招来校内外那些守旧分子的强烈反对。一时之间，恶毒的诽谤，离奇的谣言，无耻的漫骂，像污水一样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什么“新学野蛮，有损国粹”，“朱建德教的体育课下流，有失风雅，不成体统”，“是假洋鬼子……”于是，围绕新学的斗争就这样展开了。

面对守旧分子的反对，朱德不为所动，继续宣传新学，继续施教新课。守旧分子串通一气，诬陷朱德，一张张状纸雪片似的飞向县衙。知县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封闭学堂，把朱德等教师带进衙门。

知县摆出官老爷的架势，劈头问道：“朱建德，你可知罪？”

“皇上废科举，办新学。县府将书院改为学堂。我等响应号召，在新学教书，何罪之有？”

“大胆！”知县一看朱德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还顶撞他，气得拍了桌子，“唆使学生脱长衫穿短裤，伤风败俗，难道不是事实？”

“上体育课，穿着长袍、长裤怎么操练？”朱德反问一句。

“还敢狡辩！你掌管庶务，有无多报少领、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

朱德听到这里，气得直咬牙。他大声答道：“庶务账目一清二楚，一切开支有据可查，按时公布。朱建德做事光明磊落，走得正，行得端，经得起任何人检查。”

在众目睽睽之下，知县被朱德反驳地张口结舌。这时，突然有人来报：“大人，不好了！衙门口聚集了很多人，他们要求释放……”

知县清楚这件事本来就理屈，现在又怕事态扩大，只好顺坡下驴，下令把朱德等新派老师当天释放回去，学堂立刻复课。

朱德胜诉，学校复课，新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增大，支持新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学生也由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朱德深得师生的敬重。

朱德在学校工作热情，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上课时，每项操作活动，他总是多次示范，使学生心领神会；为了节省经费，他亲手制做哑铃、木枪、棒锤、弹子等体育器械，供教学使用；对违纪学生，总是耐心教育，从不打骂、体罚、歧视学生；还和校工一起在学校种花栽树，美化校园。

那些顽固守旧分子生怕朱德的影响继续扩大，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诋毁。他们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勾结起来，大打出手，寻衅滋事，故意把大便盆、垃圾桶推倒在校门口，在街头巷尾袭击朱德及支持办新学的教师和学生。

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忍受服软。他叫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为了保护师生，惩治地痞流氓，震慑幕后操纵的顽固守旧分子，他带领训练有素的学生手持棍棒狠狠教训了前来闹事的流氓，并抓了几个歹徒送交县衙，大煞了这伙人的嚣张气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顽固守旧分子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继续施展卑鄙手段，冷落、排斥、诬陷朱德。这年孔子诞辰，师生进行“祭庙”活动，按照惯例要给教师祭肉一两斤。学堂里的顽固守旧分子竟以朱德“非孔教门人”为由，一两也不给。朱德不以为然地说：“不吃那点肉，我倒畅快些。”

一天，锅炉工招呼大家打开水，有个学生不排队依次打水，在取闹中失脚跌倒，却反诬“小工打学生”，一时舆论大哗。朱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再三劝阻学生，说明真相。可事态仍未平息，为了使工友免遭歹徒暗算，朱德让那个锅炉工连夜出走，远避他乡。而那些顽固守旧分子又开始攻击朱德“唆使小工打学生，行为不轨！”

朱德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执教仅一年时间，这是他从家门到校门，又从校门进入社会大门，独立谋生开端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使他深深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这时他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已经十分透彻的明了整个旧中国只有用枪杆子才能得到改变。于是他毅然辞去教师职务，决定投身军界。临行前，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志士恨无穷，

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

刷新旧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