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非常之路

慑退右派学生

九月初，身子上穿着西洋服、脑子里装着新观念的朱德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十六铺码头，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行。这艘写着法国字、飘着万国旗的邮船行驶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几只海鸥如亲密的朋友和忠实的卫士不辞辛苦地一路跟行。

大海，和大上海一样，对生在大山中、长在大山中、最熟悉大山习性的朱德来说是陌生的。连绵不断的大巴山，高耸入云的大雪山，神秘莫测的大凉山，他都见识过。水，他也不算陌生，孩童时期游过家乡的新河，长大了渡过激流滚滚的大渡河。后来，他又看到过一泻千里的长江和万马奔腾的黄河。

江河是雄伟壮观的，但比起大海来，那就渺小得多了。看到了连接世界各地的大海，看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朱德的心胸打开天幕似的一下子敞亮了起来。站在甲板上，面对白浪滔天的大海，他凝望着、沉思着、遐想着大海的彼岸该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次难忘的航行中，朱德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他同船而行的除老朋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多人，大多是四川老乡，也有几位福建、安徽的。这些将要步入异国他乡的莘莘学子，常常聚集在甲板上“摆龙门阵”。他们相互作着自我介绍，畅谈个人的出洋打算和未来抱负。

当知道三十六岁的朱德曾是蔡锷麾下的一名将军、在同行者中年纪最长时，房师亮怀着敬重的心情问：“玉阶兄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威风凛凛的将军不当，却漂洋过海，不辞万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何必曰利。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朱德浓浓的川音诙谐而爽朗，“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的。听说勤工俭学的先行者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五十四岁时举家赴法，去勤工俭学；徐特立是四十三岁，黄齐生是四十岁才出国留学的。你们说，他们哪个比我小呀……”

其实，朱德是有备而来。他不像有些盲目出国的小青年，而是一个理智的中国军人，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国家的责任。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科伦坡、孟买入红海，再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邮船行驶得很慢，每到一个口岸都要停留一两天，甚至三四天，以便补充淡水、燃料和食品。朱德便抓住这个机会，赶紧上岸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夕阳无情地沉入大海，西天燃起火红的晚霞，海面被映出一副巨大的水彩画。在甲板上散步的朱德毫无观海听涛的兴致，却总是在蹙眉沉思，心情像海水撞击石岸一样难以平静。这时，孙炳文走过来，轻轻地在朱德肩上拍了一下，关切地问：“想家啦？”

朱德摇了摇头，两眼依然注视着那起伏不定的神秘海面，然后感叹道：“这一路所看到的与我想象中的外国完全是两个样子。在南洋一带，许多离乡背井去谋生的骨肉同胞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而花园洋房里住着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听说西贡有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侨二十多万，他们在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下，忍受着极不公平的苛捐杂税，每人每年仅人头税就得交十八元，而当地人只交五元。”孙炳文愤然道。

“这都是因为华侨没有强盛的祖国作后盾，所以他们专门欺辱我们中国人！”朱德非常感慨地说。

“非洲，黑人的生活更悲惨。”孙炳文摇了摇头，“那简直是非人的世界，黑人是白人的奴隶。黑人苦力一贫如洗，没有一件衣服，身上只围个裙裙，实在太惨了！”

“看来悲惨的事情，不单中国有，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 朱德目睹着这一幕幕惨状深有感触地叹道，“这算什么世道哟？”

“安吉尔斯”号邮船经过四十多天的漫长航行，于十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朱德一出码头，耳边就响起了早已成法国国歌的《马赛曲》，那高昂激荡的旋律，催人奋进。关于《马赛曲》的故事，朱德早在国内就听说过，今天能踏上这块英雄的土地，他倍感亲切。

晚秋的海风，虽然迟了些，依旧温馨。朱德没有时间游览这座慕名已久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于当天换乘火车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号称世界“花都”的城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也不再那么美丽动人了，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战祸使其大伤元气，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文明古城，沿街有不少衣衫褴褛的寡妇、孤儿、伤兵向过路行人乞讨。

朱德一到巴黎，便和孙炳文兴致盎然地去游览名胜古迹。他看到香榭丽舍大街上斑驳陆离的凯旋门虽已失去昔日风采，却依然宏伟壮观，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国光彩夺目的历史。登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他们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他们还参观了记录着法兰西文明和革命历史的罗浮宫、冈戈尔广场、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雷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商人家里。那是一个在年轻时就来法国谋生的华人，但他依然眷顾着家乡。一有空闲，他就请朱德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向朱德讲一些巴黎的见闻。

一天，房东对朱德说：“你们这些来自祖国的学生年轻气盛，敢想敢干，令人钦佩。听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在宣传鼓动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一意外的消息，又一次燃起了朱德找党的希望之火。朱德忙问：“这些人在哪里？”

“我也只是听人家说说，更多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助打听一下。”房东拿出一本书来，“这是他们出版的刊物，你可以拿去看看！”

这是新近出版的《少年》杂志第二号，上面刊登着周恩来写的论文《共产主义与中国》。朱德翻着翻着，就被其中的一段文字吸引住了：“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周恩来早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 两年前来欧洲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此时，他是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同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正在柏林考察德国的劳工运动。

朱德指着《少年》对孙炳文说：“周恩来的主张正是你我多年所探索和追求的。”

第二天，房东带着朱德和孙炳文去找他的朋友，终于弄清了最近成立的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叫周恩来，不巧的是周恩来已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德国，而且短时间不会回来。为了便于联系，那个朋友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抄给了他们。

十月二十二日，列车驶入风景如画的柏林，已是霞光满天的黄昏时分。

朱德和孙炳文按照朋友提供的地址找到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楼房，心情既兴奋又忐忑。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挡在革命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失。

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站在他们面前，笑容可掬地问：“你们找谁？”

“我们刚从中国来，想找一位叫周恩来的先生。”朱德施礼道。

“我就是！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周恩来非常热情地把他们领进房间，一边沏茶一边含笑谦让，“坐，快坐下呀！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朱德上下打量着周恩来，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他想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年龄总不会比自己小。没想到，这时的周恩来才二十四岁，比他小十二岁，他们都是一个属相，都生于戌年。

“我，姓朱名德，字玉阶。”朱德自我介绍后又指着孙炳文说，“他，姓孙名炳文，字溶明。我俩是同乡、同志，这次又一同来到欧洲学习。”

一番寒暄过后，谈话转入正题。朱德用韵味十足的川音一字一板地叙述着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从他祖辈在“湖广填川”时由广东韶关移居四川仪陇，讲到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又从他弃教从戎，奋身军界，抱着军事救国的理想，讲到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最后，讲到他亡命天涯去找党，拒绝了杨森的挽留和孙中山的重托，抛弃高官厚禄，一心想加入共产党，然而又被陈独秀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中去了，这次到德国来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朱德结束了他长时间的倾述后，向比他年轻一旬的周恩来歉意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占用了你很多时间。”

孙炳文也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两眼闪着光辉的周恩来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朱德前半生的经历是丰富多采的，其中有苦难艰辛，也有厮杀拼搏，刀光剑影、悲欢离合，样样都有，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都占全了。周恩来和陈独秀的感觉一样，在他结识的人中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将军，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深深感动了。

“哦，光顾说话了！你们吃饭了没有？” 沉思片刻后的周恩来突然问道，“如果没有，我们吃饭去，然后先住下来！谈话有的是时间……”

他们竟夜长谈，相见恨晚。他们从国内形势、各种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详细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周恩来不像陈独秀那样要求革命组织“纯而又纯”，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他不搞出身论，英雄不问来路。

经过几次交谈后，周恩来说：“我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来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看这样吧，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暂时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

“真的吗？”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热泪盈眶。

“真的！” 周恩来抚慰道。

“我……朱德，闯荡半生，今日终于……终于像唐僧取经一样，修成正果，得遇……得遇知己！”朱德喜极而泣，从心底里挤出三个字，“谢谢你！”

这年十一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时，周恩来还特地叮嘱：“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让别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因为，像你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去团结更多的人。”

于是，朱德就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学生中开展工作。“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他用一生的奋斗实践了向党组织表示过的决心：“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

刚到德国时，朱德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这对年已三十六岁、毫无德文基础的朱德来说，语言不通，既不能与当地人交流，又不能阅读当地的书刊，简直就像一个聋哑人。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知难而进。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德文和德语会话上，比常人付出了十倍的艰辛。

朱德学习的方法非常独特，他不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死啃书本，而是紧密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他买了一本柏林市区图，请他的老师库尔提作指导，把上面的地名用中文注上读音和含义。他每天挤出时间，按照交通路线由近及远，边走边看，边问边记，沿途的教堂、学校、剧院、公园、博物馆等，他都停下来仔细辨认着德文招牌，观察着德国人的风俗习惯。有时，偶尔还在公园里用德语同游人交谈。

朱德带着军事家的眼光走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并对这座陌生的文化名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记下了街道和建筑物的名称和位置，而且也渐渐地学会了用德语进行日常生活对话。勤奋者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通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他终于可以用德语在社会上交流了。

这时，朱德多么希望能更多地走走看看，更多地去了解德国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他除了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的活动外，经常同一些中国留学生结伴去参观博物馆，考察世界大战的遗址，访问工厂、农村和军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情况，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经过多次反复，总算认识了它的本质，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朱德和孙炳文迁居莱纳河畔的小城哥廷根，受到当地中国留学生会的欢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魏嗣銮与他们是同乡，所以格外亲切、热情。以后，朱德就在魏嗣銮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德文。

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房东是一位当过将军打过仗的男爵，现在已远离军界赋闲，以研究文学与历史自娱。朱德为了深入了解世界近代战争，买了许多军事书籍，请那位将军为他辅导，并请他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战例，研究其战略战术。他在这里住了五个月，享受了计时付费的学习。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周三召开一次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在啤酒店的雅间里，有时在朱德的住处。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此外，还学习了《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文章，一起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问题。

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以德文名字“达第诺夫”进入乔治·奥古斯塔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他虽然每天都到大学里上课，但令他更加重视的还是党务活动。在留学生中，朱德的年龄最大，待人诚恳，受到大家的敬重。不久，他被推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

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柏林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朱德被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

十二月下旬，朱德在哥廷根市政局办了移居手续，乘火车回到柏林。此时，他已被推选为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的右派势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的中国学生。所以，学生会中分成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动起手来。这时，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向留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

中国留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康德大街一二二号。这是一座带阁楼的两层小楼，共有七八个房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来往柏林的一些同志也常在这里打尖歇脚。由于是留学生总会，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为了避免发生矛盾，朱德曾对学生说：“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

这时，打着“青年党”旗号另立门户的国民党右派学生想独占此楼。他们突然把大门的锁换掉了，并宣布占领了留学生总会，贴出布告声称什么“此楼过去被共党霸占，现在要收复失地”等等。

面对这种无理挑衅，左派学生毫不示弱。他们用斧头砸开门锁，重新装上一把新锁，也贴出布告严正申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驻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独占。”

右派学生眼看着夺到手的小楼又丢掉了，并不甘心，企图再抢回去。

这一天，朱德、孙炳文、阚尊民等几个人正在楼里整理刚刚印好的《明星》报，突然发现从大门涌进一帮右派学生，个个挽着袖子、攥着拳头、瞪着眼睛，脸红得像发怒的公鸡冠子，摆出一副打斗的架势。领头的一个人冲着朱德张牙舞爪地嚷道：“我们要收复失地，限你们八小时之内滚出去。不然，就不客气了！”

片刻之间，一直很祥和的小楼便成了凶气缭绕的险境。阚尊民看他们人多势众，担心真要动起手来朱德会吃亏，就对孙炳文说：“是不是要去报警！”

还没等孙炳文回答，只见双眉倒立、脸色铁青的朱德飞起一脚，挑起身边的一把椅子，趁椅子还未落地，就伸手抓住往地上一摔，只听“咔嚓”一声，一把好端端的椅子就散了架。他顺手拣起两根椅子腿，立在墙根冲着右派学生龙嘶虎啸地吼道：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奢谈什么收复失地？好啊！你们去收复台湾、琉球、香港、澳门，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租借地。去呀，找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算账去！在自己同胞面前逞威风充好汉，可耻！滚出去，立即给我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被激怒的朱德一改平时对同胞、同学、朋友那种宽厚、和善、友好的面孔，转眼间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吓得右派学生一个个灰溜溜地逃跑了，其速度之快像经过专业训练的特种兵。那个领头的还一面后退一面虚张声势地叫着：“朱德，你不要吓唬人，我们不怕你，这个事没完……”

一场风暴过后，小楼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用惊疑的眼神看着朱德，似乎要重新认识一下他。阚尊民则开起了玩笑：“认识这么长时间，今天我才算领教了朱将军的威风。我想当年讨袁护国战争中，纳溪大战把北洋军张敬尧打得落花流水，那是真刀真枪，肯定比今天更加痛快淋漓！”

“哈哈哈，情急无好话，我也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朱德笑着说，“说实在的，这些乳臭未干的黄口娃儿，哪是我的对手，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还以为老虎是病猫呢！他们就欠一顿鞭子，不然提升不了他们的素质……”

慑于朱德的声威，从此以后右派学生老实多了，再未敢过来胡闹。他们私下里还啧啧称奇地传说：朱德力大过人，武艺高强，浑身是胆，是一个惹不得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