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非常之路

被德国警察逮捕

过完圣诞节，便是一九二五年元旦，德意志人用烟火、灯光、音响等不同于中国“新桃换旧符”的方式来辞旧迎新。朱德和平时一样，仍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就像他的誓言“终身为党服务”那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报工作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努力。

三月七日，朱德委托辗转德国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李季、陈莘农带去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转托中国代表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拒……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

朱德的信，言辞坦诚，信念坚定，标志其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当初在救国救民思想影响下，他立志做一名军人。后来，当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时，他又脱离了军队，出洋留学。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他，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从而重新认识了自己，并毅然选择了“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道路。

就在朱德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国内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多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时，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发动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朱德连夜编排一期《明星》，介绍“五卅惨案”的经过并揭露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他还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发表演说，散发传单。

不久，军阀政府派特使徐树铮到德国进行卖国活动。朱德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带领留学生包围了中国驻德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出来答复大家的要求。在久等不出的情况下，愤怒的留学生在朱德带领下，冲过警察的警戒线涌进使馆的大厅，却一直没有找到魏宸祖。

朱德把大手一挥：“搜，难道他钻到墙眼地缝里不成！”

学生们一涌而上，从一楼搜到三楼，终于在一个衣柜里把公使“请”了出来。学生们当面向他表达了爱国的心愿，要他立下字据，担保特使徐树铮不向德国借债，不买军火，不搞卖国勾当，徐树铮立即回国。在朱德等中国留学生的强势驱赶下，徐树铮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德国。

这一爱国行动，不仅在留学生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改变了西方对华人的看法。德国人称赞中国学生运动的成功，钦佩朱德的指挥才能。他们说：“没想到原来领导中国留学生运动的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留学生的游行活动和占领使馆的行为，令狼狈不堪的魏宸祖耿耿于怀。他厚颜无耻地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务必把参与活动的留学生驱逐出境，朱德的名字赫然被列在黑名单的首位。

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德国共产党在机关刊物《红旗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他们组织的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动竟长达一个多月。

六月十八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柏林的部分中国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集结于广场上，有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控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暴行。

此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尽管学生们的衣服淋湿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高昂情绪，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就在集会即将结束时，突然冲进会场一大批警察，他们一边喊叫“不要让带头闹事的朱德跑掉”，一边疯狂地捕人。

朱德等三十五名与会者被押上敞篷汽车，关进了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监狱。这是一座为了防备犯人逃跑和劫狱而专门设计的古堡式监狱，五层楼高的建筑竟看不到门窗，也没有走廊，只有一条狭窄的悬梯直通楼顶，然后再从顶楼一层一层下到各个牢房。

和朱德同时被捕的中国留学生有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廖焕星、阚尊民等。他们被带进监狱的第三层，一人一间地被单独监禁起来。坐在班房里，同外界隔绝了，大家都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突然从关押朱德的牢房传出德语的吼声：“我抗议，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我要见你们的法官！我要见中国公使！”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牢房里的沉寂被打破了，其它牢房立即响应，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抗议非法逮捕！”“我们要见中国公使！”“我们要见法官！”

就在一个月前，朱德已被关进过一次监狱。那次是为了声援保加利亚的革命活动，朱德与几十位不同国籍的同志在一家咖啡馆集会，遭到德国警察的逮捕。二十八小时后，在中国留德学生会的努力下，由中国驻德公使保释出狱。这一次，得知被关进监狱的朱德是共产党员后，幸灾乐祸的中国公使当然不肯再出面解救了。

抗议声，吵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看守警察前来制止，也毫无效果。

一阵抗议声过后，突然间又传来朱德的歌声。他唱起了《国际歌》，大家也都跟着唱了起来。一曲歌罢，朱德又唱起了《马赛曲》。虽然他们被分别关在牢房里，但那慷慨激昂的歌声和愤怒的抗议声却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歌声鼓舞着大家团结战斗，这歌声也搅得那些警察日夜不宁，因为他们知道领头的是中国的“朱将军”。

第二天，德共中央的《红旗报》发表消息，揭露德国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质问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中国留学生抗议英帝国主义何罪之有？政府当局悍然出动警察逮捕中国留学生，岂不是说明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边吗？这是背叛德国人民的行为。德共还要求社会民主党公开表态，究竟是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中国留学生一边？

德共巧妙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上了被告席，弄得他们威风扫地，迫于舆论的压力和人民的反对，三天后柏林当局不作任何解释就悄悄地把中国留学生放了。但是，朱德等人的护照却被无理吊销了，要把他们驱逐出境。

“这是中国使馆同德国当局的一笔肮脏交易。”朱德对他的同乡阚尊民说，“不过，此地我已不想久留，‘驱逐’正合吾意。”

“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阚尊民担心地问。

“我已与在莫斯科的李季和陈莘农写了信，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学习军事。”朱德建议道，“你也跟我到苏联去吧，那才是一块自由的天地！”

“好，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我的大哥，我听你的，咱们一起去苏联！”二十三岁的阚尊民赞成道。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已获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这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替朱德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七月四日，朱德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和李大章、林蔚、周唯真、阚尊民、贺治华等三十人一起登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轮船，去实现他那“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宏图大愿。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此时中共中央更加意识到人才的缺稀，因而接连致信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要求从西欧派遣五十名学生，连同在莫斯科留学的没有问题的党团员全部派回国内工作。

第一批旅欧党团员于七月到达莫斯科，即在旅莫支部的安排下休整、参观，等待第二批旅欧党团员到达后一同回国。但不料“随西欧同志来到，中央命令其余留俄不忙回国”，结果待到两批旅欧回国人员齐聚莫斯科后，这些人员究竟如何安排竟一时成了问题。

八月上旬，当第二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之后，在旅莫支部的参预下，已组织了党和团两个执行委员会对归国人员进行管理。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刘伯坚、武胡景和穆清等参加执委工作，朱德也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党的六个小组中的第六小组长。

此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德国来到莫斯科，旅莫支部决定对其开展宣传影响工作，由德高望重的朱德与他谈旅莫团体精神及来莫后感想，刘伯坚谈唯物史观，武胡景谈阶级斗争，潘家辰讲述俄国现状，穆清、周唯真、林蔚亦乘机宣传并提供一份上海事变的提纲。

当然，朱德等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武装训练”，实际上就是旅莫支部提议并得到苏方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留苏学生的暑期野营活动。这种带有军训性质的野营活动，是苏联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暑期的一种固定安排。但对于朱德来说，这种短期的训练则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旅莫支部安排的这一训练，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对这些回国人员进行各方面能力考察的内容。

八月中旬，萧朴生带第三批人员到达莫斯科。此时在莫斯科待命回国的旅欧党团员已达六十一人，鉴于暑期即将结束，多数人又不必急于回国，旅莫支部正式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一个为期一年的学习班，并由军校教员开办一个实际工作短训班，以便培训从西欧来莫斯科的这批人员。

同时，考虑到这三批来莫人员的情况各异，有些岁数较大，有相当一些人不大识字，也有一些具备相当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因此旅莫支部对这六十一人根据个人情况作了适当安排，有的回国，有的去东方大学，有的则进行短期培训。朱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旅莫支部决定留在苏联学习的。

关于朱德等人的去留问题，是在九月四日旅莫支部的党部会议上正式决定的。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袁庆云代表旅莫支部解释了对于这些回国同志下一步的安排和考虑。

袁庆云在会上说：“对于西欧来的同志，旅莫支部经过与共产国际协商，决定采取三种办法：一、送一批人回国，有作用的人或年龄较大者；二、留一批人往东大，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三、留一批人学一短时期者。这些同志在俄经过短时期的训练有进步，但有两种缺点：一组织能力欠缺，二不会做秘密工作。留短时期的同志可派到工会或其他组织学习，在短时期可以学习军事操练及秘密工作。”

对于六十一人的安排，在旅莫支部公布的名单上是这样写的：

一、回国者(分为两部分)

派回国工作者：孙炳文、陈发兰、帅本立、史光庆、萧朴生、熊季光、曹鲁东；

由红色救济会送回国者：白立贵、郭成昌。

二、留东方大学者

霍家新、陈声煜、王成荣、田愚甫、金百溶、熊正心、徐寿松、王学步、徐有富、阚尊民、李畅英、向培嘉、彭鸿章、袁彻、贺治华、杨载鲲、潘锡光、雷定琨、林修杰、资道琨、张贵源、刘傅锰。

三、学习实际(秘密)工作者

邱少元、朱德、唐兆尼、武兆镐、房师亮、彭仲英、宋得里、杜基祥、王德林、李为栋、贺学礼、秦治谷、谢陈常、卢政纲、周唯真、林蔚、魏裔真、颜克玲、丁宝珍、沙居光、王佩璜、欧阳钦、钟汝梅、南炬焜、左纪常、焦海、郑家康、徐增生、奚佐尧、疾呼。

通过上面的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派回国者九人，其中除两人因岁数偏大外，萧朴生、孙炳文等七人被认为工作能力较强、回国后在工作上“有作用的人”。留东方大学学习为二十二人，这些人在旅莫支部看来是属于“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朱德则被安排在第三部分人当中。

第三部分有三十人，是被认为经过短时期训练有进步但在组织工作及秘密工作方面尚有不足者。这些人的任务，是留在苏联一段时间专门学习军事及秘密工作方法。

九月下旬，朱德等人正式参加东方大学军训班学习。军训班在莫斯科郊外以农庄掩护的莫洛霍夫卡营地举办，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朱德担任学生队队长，协助教官进行军事教程的讲解。他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和实际经验帮助大家学习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侦察、袭击、进行街垒战和游击战。

在东大军训班，朱德特别注意了解和研究苏俄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并从中找到游击战与中国革命之初的战争联系。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根据他总结出来的一套游击战法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虽然没有得到苏联教官的认可，但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朱德和贺治华在莫斯科郊区生下一个女儿。四十岁得一千金，朱德有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

贺治华，原名贺稚番，生于一九○三年，四川开江人。曾任县女子中学教员。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十七岁那年，她在云南盐津与朱德部下谭善洋结合，朱德从昭通赶往祝贺，由此结识。

朱德从云南来到德国后，贺治华也追随而来，并结为夫妻。当时，爱情的光环似乎遮蔽了一切坎坷，他们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向往。后来。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身怀六甲的贺治华也一同前往。朱德把她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自己则按照中共旅俄支部的安排参加军训班学习。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贺治华和女儿暂居苏联。

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还买齐了她们母女必须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这个出身于山区性格比石头还硬的硬汉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娘俩回国团聚。”

此后，贺治华爱上了和她在东方大学一起读书的霍家新，并很快结了婚。回国后，她在上海中共中央妇委会工作，与杨华、邓颖超、蔡畅等并称中央妇委“八姐妹”，霍家新则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

后来，革命意志衰退的霍家新和贺治华向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密报，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三百五十多个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金和护照，并称为证明所言真实，他们可以先提供罗亦农的地址。结果，罗亦农被捕就义，前来赴约的邓小平迟到一分钟，侥幸躲过此劫。

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决定秘密处决叛徒霍家新和贺治华，由情报科科长陈赓带领锄奸队执行。霍家新当场被击毙，贺治华因躲在床下中枪未死，仅被打瞎一只眼。此后，她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隐名匿居，于抗战期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