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十六计

一、“内线作战，以寡敌众以弱胜强”

毛泽东阅读了《智囊》中关于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之后，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了他对孙膑所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其实，毛泽东对于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己十分熟悉，并在革命战争中运用了这一古代兵法。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问题时，就曾特别指示抗日部队可以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例，采用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就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而且还作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认为，外线、内线与进攻、防御、包围、被包围等概念具有相同的性质，“外线”是说的进攻或实施包围的范围，“内线”是说的防御或被包围的范围。毛泽东在谈到红军作战的特点时说：“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236页）他在阐述抗日战争中的内线和外线概念时指出：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8、415、472页）。

然而，毛泽东对内线和外线这对军事范畴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实践中的灵活运用，远远高于刘或所进行战争的外线所包括的范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军事上的内线和外线的思想。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战略内线与外线的内在联系，而且更进一步深刻揭示了战略与战役战斗两个层面上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一著名论断。

内线和外线之分，是由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及其所采取的进攻或防御的作战形式决定的。强者且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一方一般处于外线，弱者且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的一方一般处于内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和敌人千方百计要消灭红军的企图，战争的特点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必然在战略上处于外线地位，而我军则处于内线地位。内线与外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由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向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的转化。它主要表现为：主力部队在战役和战斗上进行的外线的进攻战；使用游击队于外线袭扰和牵制敌人，对敌形成反包围；在敌深入的情况下，部署部分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内外线配合，夹击敌人。第二，由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向战略上的外线作战的转化。在条件成熟时，以强大的主力部队突破敌之包围，打到外线，把战争引向敌人占领区域，从而实现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进攻阶段的转化。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基础和条件，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纵观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是实现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转化的最根本的途径。毛泽东说：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页）在一定的条件下，战略上的弱者，可以成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战略上的内线，可以成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这就是内线与外线的辩证法。中央红军的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内线中的外线的作战方法。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先是让数万红军分兵出击，后在被敌50万大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面对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只讲内线作战不讲外线作战，没有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以寻求战机歼灭敌人，因而长期打不破内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致使这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等矛盾的因素，内线和外线的关系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状况。毛泽东认为，日军虽强但数量少，我军虽弱但数量多，加之敌是侵略者、我是在本国反抗异族侵入这个条件，我军完全可以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然而，这种内线和外线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某些特点。抗日战争从整体来看是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但从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来看，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内外夹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就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内线和外线还直接地以包围和反包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两种情形，首先，从整个战争看来，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使进行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的中国处于敌之战略包围中。而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 进攻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分进之敌的一路或数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就形成了第一种包围与反包围。其次，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之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以及正规军的阵地联系起来，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如我山西的根据地三面包围同蒲、正太铁路，四面包围太原；河北的根据地四面包围石家庄；山东的根据地包围济南的胶济线，又三面包围青岛。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包围与反包围。对于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双方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根据地和我之根据地好似“做眼”。（《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472页）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作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特别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眼”相联时，更是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使之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坚持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关键仍然在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只有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法，才能使我军在局部形成外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突破敌之包围，跳到外线，在运动中寻求战机歼敌。

毛泽东把2000多年前孙膑“围魏救赵”的兵法运用到人民战争，并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后，毛泽东在晚年再读这一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