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大名著

二、读三国，观战争

三国鼎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的局面，却是惟一的一次历史存在。造成三分的因素很多，但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所以三国的历史特点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威武雄壮，慷慨激扬。毛泽东看三国也就是欣赏这英雄辈出的壮丽场面。他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的赞扬，都表露出他的这种心态。英雄与战争是毛泽东关注三国的重点……

1. 其始误于隆中对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洵《项籍》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隆中对策是蜀汉立国的基本指导思想，三国时期刘备集团正是在诸葛亮《隆中对》的指导下，与另外两个敌对集团曹魏、孙吴，在三国史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不过，史家历来对隆中对策褒贬不一，各有评价。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看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

关于诸葛亮（隆中对）的利弊得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毛泽东以他军事家兼史家的眼光，提出自己对于《隆中对》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隆中对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错误在于对策的最后一段，跨有荆、益之后，逐鹿中原的那个作战方案：“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对于这个分进击合、东西策应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是不赞成的，认为这使本已贫弱的蜀国分散了兵力。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天下”。“三分天下”，则兵力更加分散，最终导致了亡国。

毛泽东因何要把“兵力分散”看成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呢？除了军事上战略战术的考虑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兵力分散”给当时的蜀国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在三国中，蜀的国土约相当于魏的三分之一或吴的二分之一，而且蜀是三国中开发程度最低的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蜀汉人口在刘备称帝时只有九十万，相当于魏的五分之一多些，或吴的五分之二。可见蜀汉的国力最弱。由于经济落后、国力不足，就使蜀汉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缺乏牢固的基础。而要实现隆中对策，北伐中原，就得维持一支较大的军队。青龙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曾率十余万众出斜谷。同时，成都、汉中都需部队留守，川东还要有一支防吴人马。这样不仅使兵力分散，犯了兵家大忌，而且也使国力消耗，影响经济发展。

三国时期，蜀汉军队是较多的。据推算，当时全蜀兵力当达十四、五万人。后经诸葛亮、姜维长期作战的消耗，蜀亡时还有兵十万二千人，占总人口的10.8％，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作战的需要，还要有一支运送粮草、支援前线的民夫，这也是一项长期而沉重的劳役。蜀汉各时期常有大军屯驻汉中，而汉中自曹军破张鲁迁徙八万人入魏后，人口仅二万，蜀汉也未曾大量向汉中移民，其军粮势必从蜀中调运。蜀军从汉中往前线运粮，大体由军队自行解决，如诸葛亮曾率五、六百名士卒与诸将子弟转运于谷中：“亮使诸军运兵，集于斜谷口”。然自蜀中运至汉中，则当仍用民夫，尤其在对外兴役时，运输线拉长，如兵力不敷，压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将更沉重。《三国志·邓艾传》载，魏对吴用兵时其军粮须从许昌一带运至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蜀汉运输军粮实际所需劳役的多少，未见史籍明载，诸葛亮曾说：“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由一年需耗用如此大量的运输器具来看，劳役应是相当重的。由于兵役、劳役很重，战时紧张时想要增加调发就很困难，出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之类的窘况。封建时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徭役征发要占用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徭役过重势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而经济的凋敝则使蜀汉无力承受长期战争的重负。

由此看来，兵力分散导致用兵过多，由于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大减少，使本来就很弱小的蜀国更加衰弱，这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是毛泽东评论蜀汉之亡的出发点。

蜀汉连年用兵，大多是主动出击，这与《隆中对》的既定决策是有密切关系的。终因“三分兵力”，而使国力大为消耗，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很有史家见地的。

2. 杀降不祥，优待俘虏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当时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扯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

“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邀攻陷兖州时，曹操说：“惟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邀，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梁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一贯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是毛泽东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所创立的三大原则之一。毛泽东一贯认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05页）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宽待俘虏和“溶化”俘虏以瓦解敌军、扩大红军的政策。他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1页）他特别强调要团结溶化俘虏兵，“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溶化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9～30页）毛泽东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把“不虐待俘虏”作为重要的军事纪律，要求全军贯彻执行。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规定了对敌军宣传的方法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八路军新四军制定了“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和打击日军”的工作方针。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6页）毛泽东依据战争的进程和敌军的具体情况，及时提出瓦解敌军工作的不同政策和策略，不断把瓦解敌军工作推向新的阶段，争取大量敌军投诚起义和缴械投降，因而大大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毛泽东把瓦解敌军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即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基础的，是无产阶级策略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士兵的情绪决定的。因此，要争取战争胜利，不但要依靠军事力量，而且要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去瓦解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或用小的代价，争取大的胜利，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政治工作贯彻瓦解敌军的原则，一方面，要在军事打击的基础上，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实行政治上的争取。另一方面，要教育部队认真执行俘虏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41页）“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7页）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3. 主动权是军队的生命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困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吴蜀两国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曾共同联合拒魏。但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展，均不甘于三分天下的局面。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江陵一战，吴夺占了荆州，扼住了蜀汉向长江中游发展的咽喉。刘备集团以关羽复仇为借口，发几十万大军进攻吴国，欲夺回荆州，消灭东吴，因此，导致了彝陵大战。

东吴面对强敌，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大胆地实施战略退却，挥师急退五六百里，把难以展开兵力的峡谷山地让给蜀军。使蜀军趑趄颠簸在崇山峻岭之中，从江北转到江南，又从江南转到江北，费时半年才脱出峡谷，士卒疲惫，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吴军掌握了主动，集中兵力进行决战，赢得了胜利。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备有无战胜孙权的良策呢？毛泽东看来，这个良策是有的。毛泽东在读《三国志集解》时，曾对这个战例进行了批注，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而又失败了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四十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鍠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钱振鍠的评论的。

在毛泽东看来，土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毛泽东曾以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地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动权是军队的生命。立足于主动，灵活布阵，奇正虚实相结合，是毛泽东作战指挥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虚实奇正，说得通俗点，就是灵活机动。对此，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即：打仗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所以，他用兵打仗，向来不拘常规，不拘兵法而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实际出发，可以说“法无定法”。但是这种法无定法，却又最合兵法。毛泽东晚年，曾提议研读这样一副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方不以了了之。

可见，毛泽东对“法无定法”一直是推崇备至的。此对联颇具禅机，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朱德说，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虚实奇正就是辩证法的灵活应用。

当初，吕蒙偷袭荆州成功，杀关羽，尽占荆州之地，刘备集团的势力被迫收缩到三峡以西。这是对刘蜀政权的空前沉重的打击。刘备震怒之余，决定起倾国之师，为关羽报仇，进而夺回荆州。且不说刘蜀以炎汉正统自居，一贯宣言汉贼不两立，若此时置“国贼”于不顾先与吴战，这是与自己一贯标榜的政治立场相违背的，刘备伐吴在政治上是明显的败招；单从军事上而论，刘蜀在荆州已无立足之点，在远离根据地的孙吴控制区作战，补给线过长，势必有缺粮之虞，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事活动的根本保证是以物资为基础的，而军队的物资供应又最忌远途运输，这在交通不便、运输条件落后的古代战场尤为如此。熟读古代兵书、身为军事家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时刘备是在远离根据地的吴境作战，“远来攻战，自春历夏”，“待过夏到秋，并力进兵”。出于远离后方作战，且旷日持久，军队的物资供应必成问题，这是蜀汉军队最致命的弱点。而身为军事家的毛泽东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其“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的评语，可谓抓住了要害。毛泽东并为刘备出谋划策，提出“困粮于敌”，再配合打运动战，使敌人分散，然后各个击破。很显然，毛泽东是把“粮不足”看成了刘蜀灭亡的最主要原因。

当刘备于猇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深入吴境时，黄权曾提醒道：“水军沿江而下，进则易，退则难。臣愿为前驱。陛下宜在后阵，庶万无一失。”但刘备不听劝阻。遂分兵两路：命黄权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国；刘备自督江南诸军，夹江分立营寨，以图进取。魏国细作探知此情，连夜报知魏主，言“蜀兵伐吴，树栅连营，纵横七百余里，分四十余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黄权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余里，不知何意？”曹丕闻之，仰面笑曰：“刘备将败矣！”众问其故。曹丕说：“刘玄德不晓兵法：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刘备打的是阵地战，且把大军铺开驻扎在地形过于复杂的大片地方，是完全违反军事学的错误措施。毛泽东“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困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的评语，正是针对刘备这一错误部署而说的。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

4. 以静制动，以稳待变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162页）

吴蜀彝陵之战是三国最后形成鼎立的一次大战。毛泽东把它作为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战例之一。东吴指挥这次大战的统帅是陆逊，蜀汉方面统帅是刘备，毛泽东曾批评刘备亲临前线：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毛泽东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说他指挥的彝陵之战，和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明之战、袁曹官渡之战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著名战役。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印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兵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的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懿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奈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战争一般有“两步曲”：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下，革命力量的相对弱小，在军事指挥中毛泽东弹的是战略防御这一曲。而在这一旋律的舞动中，其高超的艺术尽显在精心的先期准备、巧妙的诱敌深入，以及并力一向、各个击破等积极防御上。

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前，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系统提出了红军作战指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中，他把自己自井冈山以来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进剿、会剿、围剿的作战方法，概括为积极防御。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又是战争的基本形式。面对强大敌军的重重围剿，革命的星星之火随时都有被狂风暴雨浇灭的可能。为保卫红色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积极防御便成为弱军战胜强军的惟一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

善于抓主要矛盾，解决中心问题，是每个领导者决策艺术的核心。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简单的事物有一个矛盾，复杂的事物则有两个以上的矛盾。在存在着多种矛盾的情况下，其中必定有一个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处于次要地位和从属地位的矛盾，则是非主要矛盾。正因为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所以，在工作方法上，就要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清醒地看到有许多矛盾的存在，而且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家有千件事，先办要紧的。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讲究轻重缓急，处理问题平均使用力量，“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主次颠倒，“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就不可能把事情办好。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刘备的错误，谈到了陆逊，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对陆逊称赞倍至。他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不少处作了眉批，对陆逊的非凡才智加以肯定。当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为东吴诸将所愤懑，他坚持不为所动，“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批了“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一162页）等十个字，陆逊对刘备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很是欣赏，因而比之为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好办法。陆逊在彝陵大胜后，未听从徐盛等乘胜追击擒拿刘备的建议，清学者何焯认为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赞同此说，作了“何评有理”的批语，显然，他对陆逊在彝陵大战后作出的战略原则是肯定有加的。

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一则谋人之国，一则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5.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多得很。中国如……官渡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引自《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古今中外的战争各不相同，而战争指导艺术高低却具有可比性。一般说来，在力量上拥有一定优势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赢得胜利尚属不易，那么，在以劣抗优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荣誉应属于那些以弱胜强的统帅，如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人，都因此而摘取了“战略之父”、 “战争巨人”等桂冠。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更为高明。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的著名将帅，大多只赢得了若干战役战斗的胜利，能赢得整个战争最后胜利的却为数不多。而毛泽东，不仅创造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役战斗范例，而且指挥我军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再者，以往世界战史上的以弱胜强，基本上是总兵力对比上的以少胜多，在武器装备上则相差不大。而毛泽东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以少胜多，还做到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其中包括先后打败两支拥有当时一流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军。在战争指导与军事指挥上，毛泽东有着一套独特而巧妙的方法。无论是察机料敌还是谋局造势，无论是协调全局还是把握主动，无论是决策还是权变，无论是将将还是将兵，无论是治军还是强军，等等，其内容之丰、思想之深、影响之广，在中外军事史上，无人能比。而其中蕴含的艺术魅力，更是流芳百世，经久不衰。

历史上的官渡之战发生于东汉建安五年（200）。在此之前，袁绍击灭公孙瓒，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割据势力；曹操则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擒吕布，灭袁术，败刘备，直接控制兖、豫、徐三州和扬州部分地区。双方都具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和实力，都把对方视为自己最大的障碍；同时，双方的地盘彼此相接，要发展就必须吃掉对方。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境）地区展开了。

当时袁绍处于优势，曹操处于劣势，袁绍是进攻的一方，曹操是防御的一方；袁绍是当时显赫一世的大世族豪强势力，身边聚集不少人才，他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今河北、山西、山东东部），后方稳固，兵精粮足，而曹操所占大河以南地区，是久经战乱，残破不堪之地，物资匮乏；袁绍拥有总兵力数十万，投入官渡前线的是精兵十万，曹操的总兵力不过几万人，处于官渡前沿第一线的更少……

袁绍的作战方针是以优势兵力正面进攻，直捣曹操的根据地许都（今河南许昌），曹操的方针是扼守要隘，相机行事，以逸待劳，想后发制人。

袁绍想一举消灭曹操，他事先派人联络荆州（今湖北、湖南北部）的刘表和穰县（今河南邓县）的张绣，要他们配合夹击曹操。刘表口头答应，但按兵不动；而张绣不但不帮忙，反而归降了曹操。

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进兵抗击袁绍。他利用袁绍内部南进意见不统一、袁绍优柔寡断的弱点，抓住时机，调兵遣将，把主力布置在许昌北面的官渡，以阻挠袁军进攻许都。接着又亲自率兵攻占下邳（今江苏邳县东）打败与袁绍联合的刘备，俘虏他的妻子，逼迫刘备的大将关羽投降，从而解除后顾之忧。

200年2月，袁绍派大将颜良进军白马（今河南滑县北，为黄河分流处），准备渡黄河，攻许昌。曹操亲自率军北上解白马之围。为了避开袁绍主力，他采用谋士荀攸的建议，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先进军白马以西的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作出将要北渡黄河袭击袁绍后方的姿势。袁绍中计，忙分兵往延津方向移动。乘此良机，曹操率军日夜兼程赶往白马，离白马十余里时，守将颜良仓惶出战，被曹军前锋关羽斩杀，袁军大败。曹操解救白马后，把军队和百姓沿黄河向官渡撤退。

袁绍派骑将文丑和刘备率兵追赶，直至延津以南。曹操停止后撤，扎下营寨，命将士解鞍放马，将辎重车马扔弃于大道上，袁绍军士纷纷抢夺，阵形大乱。曹操命部下六百骑军趁机出击，大破袁军，杀死文丑，获得大胜，顺利撤回官渡。

同年7月，袁绍大军进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随即向官渡进击。袁军沿河丘屯营，东西长数十里。曹操调遣军队分营而守。9月，双方接战，曹军不利，便坚壁不出，等待战机。

袁军筑起高楼台，堆起土山，以居高临下之势，向曹军射箭。如雨的利箭纷纷落下，曹军在营中出入都不得不用盾牌遮身。曹操命令士兵，制造能发射石块的“霹雳车”，将袁军楼台击破。袁绍暗中令士兵挖地道通向曹营，准备偷袭曹军。曹操察觉，针锋相对，在营外挖深沟防御。袁军猛攻曹军，但曹军全力坚守，双方在官渡相持了几个月。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惫，而辖区的百姓不堪重赋，纷纷投降袁绍，曹操的后方很不安定。曹操坚守官渡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他向留守许都的谋士荀攸写信商量，荀攸回信力劝曹操坚持，说曹操以十分之一于袁军的兵力扼守官渡要隘，使敌人不能进军，这时正是关键时刻。曹操听从他的意见，仍坚守官渡，等待战机。机会终于来了。两军相持两个月后，袁绍派人从黄河以北运来粮草辎重等物一百余车，屯于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袁绍大将沮援吸取曹军曾偷袭几千车军粮的教训，建议袁绍派重兵驻守，但袁绍未采纳他的建议，只派大将淳于琼率万余兵看守。袁绍的谋士许攸向袁绍建议乘曹军主力坚守官渡，后方空虚时，派奇兵偷袭许都，骄傲自负的袁绍也未采纳。此时有人以许攸的家人被诬犯法为由，拘捕了许攸的妻子，许攸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许攸将袁绍乌巢屯粮的情况告诉曹操，建议用奇兵偷袭。曹操大喜，亲率五千轻兵，假冒袁军，连夜赶到乌巢，包围袁军，淳于琼出战不利，只能退守等待援兵。袁绍闻知后，以为曹营必然空虚，便派大将张邰、高览等进攻官渡曹军大营，只派少数轻骑去援救乌巢，曹军大将曹洪、谋士荀攸坚守曹营，袁军久攻未下。得知袁绍援兵将至，曹操部将请求分兵抵抗，曹操大怒，说：“敌军到后再报告”。他继续督军猛攻。曹军将士殊死决战，终于大破淳于琼，焚烧粮草辎重万余辆，并杀死主将淳于琼。赶来救援的袁军也被曹军打败。攻打官渡曹营的张邰、高览听到乌巢失守，袁军大败，粮草烧尽的消息后，觉得大势已去，便投降了曹操，袁军终于全线崩溃。曹操乘胜追击袁绍残军，消灭袁军七八万人，缴获大批珍宝、图书、辎重等物。袁绍和他的儿子袁潭仅率八百多骑兵渡过黄河，逃回河北。

官渡大战以曹军的胜利而告终。袁绍两年后郁愤病死。公元205年，曹操彻底消灭袁绍的残余，占有袁绍统治下的冀、青、幽、并四州，统一了北方。

官渡之战中，袁绍虽拥兵十万，但他优柔寡断，骄傲轻敌，不听取部下的正确意见，导致内部分裂，终失战机和优势，惨遭失败；而曹操审时度势，善听取部下的高见，勇于抓取战机，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取得大胜，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毛泽东称官渡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战争是有目的和法则的。毛泽东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而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了官渡之战的经验教训，系统地研究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向全党全军揭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即：战争目的中，这两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等的。就战争的总体和全过程看，“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种相互关系和地位反映在基本作战形式上，就是“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然而，这种主次地位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6.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习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省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9页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与刘备、孙权联军之间的一次重大战役。因交战于赤壁，史称赤壁之战。

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三年七月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据有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全国。八月，刘表病逝，次子刘琮屯襄阳，刘备屯樊城。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不战而降。因江陵贮有刘表的大量粮草兵器等，刘备从樊城向江陵撤退，并命关羽带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曹操亲率轻骑五千，日夜兼程追赶，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打败刘备，占领江陵。刘备放弃撤往江陵的计划，折向东南汉水方向撤退，和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并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联军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图谋联合孙权抗击曹操。

当曹操南下时，孙权派鲁肃出使荆州，吊刘表丧，兼说刘备同心御曹。鲁肃与刘备相遇于当阳，后刘备用其计退至鄂县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时曹操据江陵，将顺流东下，形势紧迫，刘备遣诸葛亮随肃往东吴。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说训练好水师80万，要与孙权在吴地决战。孙权不愿以全吴之地，10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又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犹豫不决。诸葛亮对他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指出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北人不习水战。孙刘联合，定可取胜。孙权部下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诸葛亮指出主和派意见的错误，进一步消除了孙权的顾虑。孙权决心联刘抗曹，从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召回周瑜。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指出，实际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且已疲惫不堪。所提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这些都是对曹操的不利因素。孙权增强了联刘抗曹取胜的信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税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与刘备统军两万多人会合，共同抗曹。

孙刘联军溯江西进，与顺流而下的曹军在赤壁（历来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相遇。曹军初战不利，退往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双方隔江对峙。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曹操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曹操骄傲轻敌，相信黄盖的诈降，黄盖带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顺风驶向曹船，因风纵火，燔烧曹军船只，火势延及岸上营垒。曹军人马烧溺、伤亡惨重。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曹操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监利北）向江陵方向狼狈退却，加以瘟疫、饥饿，曹军损失大半。

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无力南下。刘备通过这次战争也乘机占据荆州大部。稍后又夺得刘璋的益州。孙权据有江东，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在毛泽东看来，人不能被外表所迷惑，要透其现象抓住其本质。

1958年11月21日开始，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武昌会议期间的11月22日晚，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找去谈话，目的是为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

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励人家头脑发热。

他说，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田家英和吴冷西，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说到这里，毛泽东就讲起了前面引述的《三国演义》中“曹营号称83万人马”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描写曹操“计点马步水军83万，诈称100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寨栅联络300余里”。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出使东吴时舌战群儒，孙权问他：“曹兵共有多少？”孔明说：“马步水军，约有100余万。”孙权说：“莫非诈乎？”孔明说：“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20万；平了袁绍，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今又得荆州之军二三十万；以此计之，不下150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

大概毛泽东说“曹营号称83万人马”，依据的是小说中第四十二回的描写。当然，这都是小说家的虚拟浮夸。据考证，三国赤壁之战时，曹军人马也就二三十万，不可能有百八十万。毛泽东说的“其实只有二三十万”，是说的史实，而不是小说家的演义。据《资治通鉴》载，周瑜曾说：“大家只看到曹操书信中说有水步兵80万，就害怕起来，不去看清虚实，便主张投降，这太没有道理了。从实际情况看，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军队不过十五六万，而且已经疲惫不堪；所得刘表的军队，最多也不过七八万，而且对曹操还抱有疑惧心理。曹操带着疲惫不堪的军队，指挥心存狐疑的降兵，人数虽多，有什么可怕的呢？”（《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周瑜指出，曹操的兵力顶多有二十多万，是历史事实。

无论小说上，还是史书上，赤壁之战中曹军的兵力都被夸大了。只有有识之士如周瑜等人，才能“以实校之”。

7. 《三国演义》为什么“拥刘抑曹”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三国鼎立，以谁为正统，即尊曹还是尊刘，是评论三国历史必然遇到的问题。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忠心扶汉，不得已而自立，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翦除异己等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在1957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过，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显然，毛泽东对曹、刘的评价不同于罗贯中。

1959年3月，报刊上开始讨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前面引的那段话，是他这个时候对工作人员林克讲的。他说到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所谓司马迁的传统，是指司马迁把“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作为他写《史记》的原则，在历史发展中，比较注意下层人民的作用，因而敢于为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立传，并置于“世家”体例中，放在《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这实际上就承认了陈胜、吴广的历史地位。同时，书中还写了不少侠客、商贾之流。到“独尊儒术”之后，皇权神授的观念牢固起来。就三国史本身的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掸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由此看来，拥刘反曹思想之流行，确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所以，毛泽东说罗贯中是继承朱熹的传统，进而指出，罗贯中所处的明代，北方边患很重，这是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背景。这也算是知人论世吧。

就在报上讨论为曹操翻案的时候，吴祖缃于1959年4月9日、15日、23日、5月13日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关于》，毛泽东读到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关于》（三），便写信告诉秘书林克：“请你替我找《关于》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该文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基本倾向，不能表面地认为只是反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这只是小说的历史方面的内容。从文艺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要把这两方面区别开来，不能因为它“拥刘反曹”的正统的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关注这篇文章，自与他当时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的历史观的认识有关。

毛泽东尊曹，是因为曹操的历史功业。因此，他经常劝人不要相信小说演义上对曹操的形象的描写。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这篇文章时，在这段文字下面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明他对鲁迅的观点是赞同的。

8. 指关为姓的由来

关公自小很讲义气，可谓侠肝义胆。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了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他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他好不容易熬到开关的时候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露出马脚，那可不得了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还没想出好办法。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

——引自李约翰等著《毛泽东与省委书记》，第89～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爬山、散步，这样既可以使过度疲劳和紧张的大脑得到休息，又可以领略杭州风景如画、层峦叠翠、燕舞莺歌的迷人秀色。因此，西湖周围的山间小路上几乎都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环抱西湖的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等几座青峰，毛泽东都格外喜欢，有的曾爬过好几次。

一天，王芳陪毛泽东漫步在烟霞岭西九溪十八涧的绿松花丛之中。

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九溪十八涧可非同一般：春山缥缈白云低，万壑争流下九溪，拟溯落花寻曲径，桃源无路草萋萋。正是九溪十八涧如诗如画如梦般美景的真实写照。

在这仙境之中，毛泽东的谈兴也很浓。

“张仙鹏，你说洪洞县里有没有好人？”毛泽东不知想起了什么，冷不丁地问他的卫士。

“唱戏的说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张仙鹏回答得很聪明。

毛泽东笑着说：“此话差矣，其实洪洞县里绝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以偏概全，那是唯心主义。”

问完卫士，毛泽东又换了个话题问王芳：“《三国演义》你看过没有？”

“看过。”

“陈寿的《三国志》看过没有？”

“也看过。”

“你读的书还真不少呢。你认为关公这个人怎么样？”

“我很佩服关公。”王芳想了想回答说：“关公是个义重如山的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武艺高强，威震天下。先是斩了董卓的大将华雄，后来在曹操麾下时又斩颜良、诛文丑。千里寻兄时，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可以说人人皆知，他那重义气、轻富贵的优良品质、深明大义的儒将风度，‘单刀赴会’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不知倾倒了多少人。但是，他又有唯我独尊、骄傲自大、不识大局等致命的弱点……”

“看来你对关公还是很有研究的嘛！”毛泽东对王芳扼要简明的概括和头头是道的分析，表示赞同。这下，王芳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后悔自己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班门弄斧。

“既然你对关公这么熟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关公姓什么？”毛泽东又问王芳。

“关公，当然就是姓关了。”王芳不加思索地答道。

毛泽东看着王芳回答得很自信的样子，笑了笑说：“错了。关公其实并不姓关。”“主席，关公不姓关，姓什么呢？”王芳瞪大眼睛惊奇地问。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回答：“关公是指关为姓。”

“指关为姓？”王芳还是疑惑不解。

于是，毛泽东向王芳和其他随行人讲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芳觉得毛泽东绘声绘色的讲述很有道理，便想知道这个故事的出处。就问：“主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上都没有这些记载啊？”

“你查查其它书，看看是不是这样？”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王芳，而是给他出了一道题。

为了找到这道题的答案，王芳细心阅读了许多有关的书籍，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故事的出处。只是在一本《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考》上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那本书上也说，关公本不姓关，而是姓冯，名贤。至于后来为何改姓为关却没再讲。（参见李约翰著《毛泽东与省委书记》）

据董志新介绍，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这样写道：“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这里虽然没有提关羽的本姓，但“亡命奔涿郡”一语，却隐约道出他因故外逃，有“隐姓埋名”的可能。

到了《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让关羽自己道出了逃亡在外的因由：

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县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兵破贼，特来应募。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只说了关羽“亡命”和亡命的原因，并没有提及改姓一事。但关羽的改名换姓与亡命外逃大有关系是肯定的。清代文学家梁章钜在其所著《归田琐记·三国演义》中说：“关公本不姓关”。按梁氏所记，关羽在杀人之后，便离开本土西逃。在逃命途中，发生了他易姓的事。梁章钜写道：

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已变苍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访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

关羽本不姓关。他之所以姓“关”，就是他在逃亡路过潼关时，怕暴露真实身份，不敢讲真名实姓，因而在受到盘查询问时“指关为姓”。我们分析关羽当时的处境，为脱身活命，他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故事无疑表现了青年关羽的侠义豪勇和聪明机智。

毛泽东讲关公的故事，信手拈来，似是漫无目的，实际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还是十分赞赏关公的侠肝义胆。他有意考问王芳关公的情况应该看成他循循善诱地在漫不经意之间，让人们学习历史上优秀人物的优秀品质。

9.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

——《给周世钊的信》（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0页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常用来赞扬人在短时期内即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语出《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肃拊蒙背日：‘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日：‘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段史实是说，吴国大将吕蒙，当初有武略而少文才，后听从孙权的劝告发愤读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起先轻视他的鲁肃后来也对他的常识深表钦佩，说他“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用“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作答。刮目相待，即另眼相看之意。

毛泽东与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的时候，两人都堪称当时同学中的佼佼者。但两人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性格与气质上的些许差别。青年毛泽东富有反抗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有一种特殊的领导才能，先生们认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而周世钊则为人温和敦厚，待人赤诚，尤其爱好文学与历史，具有文才诗才。当时，学校设有一种考查学生学业与操行的方法，称作“人物互选”，其方法是，由学生投票选出在德、智、体育等方面比较杰出的同学，每人可投三票，每票选举一人。“各举所知将考语事实评注票内，被选举人与考语有数项相合者，可列举数项，务必名实相副。”选举的结果，毛泽东与周世钊分列第一、第二名。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得票从细目上来看分属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等6项，而周世钊得票则在敦品、自治、文学、好学几个细目上，他在文学上得了22票，是全部当选中票数最多的。这一轶事颇能说明两人在青年时期表现出来的卓越与性格气质上的异同。

以后，毛泽东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功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周世钊则坚守自己的专业，长期以教书育人为业。1949年9月，周世钊被湖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育厅委派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对于这个职务，一贯谦逊谨慎的周世钊感到有些惶恐不安，认为自己未经过学习新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对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有些信心不足。对于老同学的这种担心，毛泽东写信鼓励他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又说：“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果然深受鼓舞。

周世钊被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之后，又一次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表达了自己缺乏从政经验等种种顾虑。对此，毛泽东开导他说，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凭着对他多年的了解，毛泽东指出周世钊的优点在于聪明和老实。他鼓励说：“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毛泽东还表示，从来信中看到了周世钊的进步，认为他的勇气比过去大有增加，并用“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这句话对他给予肯定。这种肯定，固然是领袖对于下属干部的称赞，但引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样一句古语，其间便多了一份昔日同窗好友那样一种推心置腹的亲切感。

1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次会上的讲活》（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页。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三国诸葛亮《后出师表》：“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意思是：凡事都是这样的，难以预料。我将谨慎从事，不怕劳苦，尽所有力量去做，到死为止！至于事情的成功失败，顺利与否，不是我的智慧所能预见到的啊。

诸葛亮协助刘备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当了丞相。他一心想帮助刘备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公元223年，蜀汉皇帝刘备病死。临终前，他拉着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高出魏帝曹丕十倍，必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如果我儿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低劣无能，你可自取而代之。”诸葛亮听后，痛哭流涕地说：“我会忠心耿耿地辅佐刘禅，一直到死。”

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起了辅助刘禅治理蜀国的重任。他事必躬亲，尽心尽责，很快使蜀国恢复了国力，逐渐强盛起来。为了完成刘备生前努力统一中国的愿望，他曾先后六次率军队攻打魏国，争夺中原。公元228年冬天，诸葛亮又一次集结军队，出兵北伐。临出征前，诸葛亮给刘禅写了篇名为《后出师表》的呈文，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北伐的决心。文章结尾的时候，诸葛亮写了“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句话，表明自己要忠诚谨慎地拿出全部力量，一直到死为止。

刘禅同意了他的出兵计划。诸葛亮带领大军北上，但是由于蜀魏力量相差太大，未能彻底取胜。诸葛亮并没有因为目的难以达到而灰心丧气，他一直组织进攻，最后病死在军营之中。

后来，此句演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文艺作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总是要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为一定的阶级和集团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基本判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相结合，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必然应当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这样一个根本要求。

在座谈会开始的“引言”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具有开题性质的引言，成为引导延安文艺座谈会展开讨论的主线。

经过20多天的热烈讨论之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对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做了总结。他一开始即强调：“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围绕这一中心，毛泽东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论述了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批驳了一些人的糊涂观念和错误倾向。

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牛”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毛泽东强调，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还指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这样，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解答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而且具体地指明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方向和在文艺工作实践中应当采取的态度。因此，《讲话》就不仅成为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纲领性文献，而且成为指导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