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那点心事

三、一部优秀的智慧百科全书

三国故事汇集了中国农耕社会几千年的智慧，写了各种善恶观，也写了各路人马的众生相和以他们为载体的文化道德。它也是构架人际语言思维、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毛泽东给《三国演义》以最恰当、正确的评价。他说，读《三国演义》这类书，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了解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

1.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国共合作，“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55页。

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卷首词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紧接着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贯穿一生。毛泽东早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

吾人揽史时，恒赞汉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看来，这就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喜读三国的思想基础。

《三国演义》同其它一些著名古典小说一样，毛泽东曾读过多遍，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和典故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经常引用，认识深刻，见解独到。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提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发展现象的认识。统一，分裂，再统一，再分裂，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和过程，是一种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但也体现了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与孟子的“天下之生久矣，一统一乱”说有相似之处。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国家危急，民族危急，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必须在共同强大的民族敌人面前紧密联合起来。毛泽东为此曾致函给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国共合作是谋于众人，举国公认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好办法，国共两党断无不能合作的道理。毛泽东反问说：对这国人皆曰可行的事情，不信你邵力子先生会认为不可行，会违背国人的意愿吧？毛泽东在信中巧妙地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变换了一下顺序，将典故作了灵活的运用，因为当时的形势是需要“分久必合”，如果说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合久必分”的话。当前的形势，国共两党的大方向是“合”而不是“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必须从“分”走向“合”，也必然走向“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再度合作的高瞻远瞩的决策，同时也是明智、大度的抉择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民族危亡的大势出发而发出的真诚的呼吁。

罗贯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仅仅是外在表象的概括，没有说出内在的必然规律。毛泽东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则反映了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956年3月，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情况时所作的指示中，又用了这一典故：“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里就按照原来的顺序了。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妥善解决手工业生产中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要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

1958年，毛泽东在河北定县视察农业合作时又用了这一典故。当基层领导汇报到：“全县有29个联村社，以后又划分成252个社了”，毛泽东问道：“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搞大社？”“农民高兴搞大社。我们把大社划小以后，有很多农民又自动联成大社了。”听罢，毛泽东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转头问乡党委书记郭建：“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薄一波回忆手工业改造的全过程时说：

“我国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定了下来的。毛主席在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2页）。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人。应该说，这个发展速度已经不慢了。1955年下半年，在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冲击下，农业合作化一马当先，随后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对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向高潮作了部署。在这种形势下，手工业改造的步伐也急剧加快了。11月24日，陈云同志向有关部门打招呼：‘手工业改造不能搞得太慢了’，‘如果手工业这方面的改造速度慢了，那就赶不上了。’12月5日，中央召开座谈会，由少奇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同时，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少奇同志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

应该指出，党中央从发动手工业改造高潮开始，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一边发动改造高潮，一边提醒下边注意防止发生这些问题。少奇同志1955年12月听取汇报，在批评对手工业改造不积极的同时，强调‘对集中还是分散要小心。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家庭生产）是个重要问题，应很好研究’。‘分散的、个人的、修修补补的、磨剪刀的、修农具的，无论如何不能搞掉。零星的不能减少，而且要加多。分散流动，生产上门是个好特点，要维持，要保持。’‘花色品种要注意。……搞社会主义，不能把这些东西搞掉，要把手工业品搞得更复杂，更多样，好的发扬提高。’1956年1月10日，他在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指出：‘特殊性种手工艺品不组织合并，怕合并以后，将来人民会感到不方便，特殊性种手工业品质量会下降。’周总理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指出：‘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在他主持下，国务院于2月11日公布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规定所有手工业合作社在批准成立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并规定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户，必须保持他们原有的供销关系，不要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

毛主席3月4日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34个部委汇报之一）时，听说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失去原有的特色时，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谈到对集中过多问题怎么办时，他还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 枪杆子里出政权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摘自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打江山、创事业，必须建立深厚的基础。否则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能得势一时，却不能得势一世。曹操总结失败的教训，明白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道理。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和稳固的根据地就是借鉴了曹操建立“青州军”和兖州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失败之后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才能捍卫人民的利益。三国有个曹操就是建立自己的“青州军”才有向群雄叫板的本钱。也就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武装斗争成为其主要的形式。任何一个党派，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就没有它的地位。大革命时期，处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惟一的办法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起民众，搞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不过，在1927年以前，他还没有想到要去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

1927年，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问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至理名言。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作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汲取教训，“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大胆的“上山”主张。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将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开辟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后根据武装斗争的经验，又正式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这就明确了“枪杆子”与民众的关系，明确了革命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从此，毛泽东开始以极大的精力开展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到古田会议，进一步把三大任务作为重大建军原则，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它把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完善地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红军、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迅猛发展。

曹操起家资本实在不多。他的霸王路也颇为独特，他拒绝和强大者合作，一开始就独树一帜，扯旗打自己的牌。当初他拒绝董卓的推荐，就是看出董卓不得人心，他日必败。他不愿与这条看上去很强大的船一起沉下去。这表明他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等。按常规可以利用董卓之名，行自己之实，或者韬光养晦，待机而起。但他要的是时间成本的最大值。因此，他从洛阳城跑出来，变卖家产，招募人马，凑成3000人的“队伍”，这就是他起家的老本钱。以后，他又率先讨伐董卓，这虽是“以卵击石”，再次违反常规，但他要打“落水狗”，为自己搏取天下美名，这就是“邀誉”的谋略。但区区几千人马，如何能抵抗百万大军？他寄希望于各路诸侯，又想“混水摸鱼”以便让诸侯看重自己。当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各路诸侯皆观望不前时，只有曹操孤军奋战。在汴水兵败于董卓后，回到酸枣大本营对各路同盟仍抱有希望，并谈及自己的战略设想。占据险要，成多路合击之势以威慑称霸长安的董卓，使其不战自败。但仍然无济于事，而且各路将领很快走上了各自发展、割据一方的道路。

在这样的局面下，曹操想进攻董卓已是孤掌难鸣，而且失去了盟军的支持，连生存都成为问题。因此，鲍信向曹操建议说：“眼下联盟已散，袁绍却以盟主的身分乘势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势必酿成新的祸乱，成为第二个董卓。如果现在想除掉他，我们还没有力量，可能还会遭到危险。不如先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以待形势变化。”

曹操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立即实施。这样，曹操同关东诸将一样，也走上了个人发展的道路。只是关东诸将是主动的，曹操是为生存所迫。另外，还有一个目的问题。从当时诸将的行动和心胸来看，曹操举义兵，是真心实意的为国除暴，并且不计个人得失，以献身成仁为己任。这应该是曹操了不起的地方，而且也应该说此时的曹操对汉家天下，是真正的忠臣义士。

关东诸将则不然，拥兵自重，说到底不过是胸怀狭窄，目光短浅。

曹操为什么需要实施“自我发展的战略”呢？建议虽是鲍信提出来的，但对曹操却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最根本仍是为了地盘。经酸枣会盟、汴水之役、联军解体，曹操虽有河南郡，但那地方毕竟太窄小，且曹操即使占领这一地方，说到底还未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因此曹操仍无立足之地，所以曹操必须尽快找到安身之地，为他的事业，为他的抱负，尤其为他拉起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

然而，当时群雄割据，寸土必争，要找一块地方谈何容易。这时的刘备不也在飘泊，寄人篱下吗？而刘备流荡的时间更长。

机遇来了。当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陈兵荥阳、河内一带时，青州一带的黄巾军和河北黑山军，百万之众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黑山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又南渡黄河攻东郡（今河南濮阳市西南），东郡太守王肱不敌义军，经袁绍推荐曹操接替了王肱。这样就给了曹操在河南、山东发展势力提供了条件。

对于曹操的行动，袁绍也非常高兴，因为对付义军，作为官军他和曹操有着共同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曹操在河南和义军交战正好牵制、缓解了义军对他统治冀州的进攻。但袁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自己可获得好处，没有看见无处藏身的曹操一旦夺取了河南，根基扎实，正是自己的末日。

半年以后，青州黄巾军又聚集成百万之众，变北上为西进进入兖州之后所向披靡。先拿下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击杀国相郑遂，接着攻破东平县（今山东省东平县），擒斩了兖州牧刘岱。

黄巾军声势浩大，兖州州治昌邑县城一片惊恐。州内主要官员在一起商议之后决定，为了不让黄巾军席卷兖州，必须由一个强而能用兵的人担任州牧，于是由曹操暂时代理。推举曹操的是东郡人陈宫，他说：“当今天下分裂，兖州无主，曹操是济世之才，若委以州牧，必定能使百姓安宁。”于是，大家委派陈宫、鲍信和治中万潜去迎接曹操，在东武阳城的太守府里，陈宫对曹操说：“如今兖州无主，与朝廷又失掉联系，我已说服州内官员，请府君去任州牧。”他担心曹操谦让，又说：“府君若以兖州作为根本，将进而平定天下，这可是霸王之业啊！”

兖州为东汉十三州之一，下辖陈留、山阳、济阴、泰山、东郡五郡和城阳、济北、任城、东平四县，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州。曹操心想，若能拥有兖州的地盘，向河南发展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于是欣然同意，立即率军开赴昌邑。

但最初的几场仗，曹操大多失败而归。在寿张城下，曹操与鲍信巡查前沿阵地，针对黄巾军悍勇善战、恃胜而骄的特点，决定以奇兵挑点、正兵攻击，先打一仗再回师固守。这时，黄巾军发现了曹操等人，如潮水般涌来，刀矛齐举，杀声震天。曹操身边只有少量骑兵，顷刻间陷入被动。鲍信顽强抵御，打退了黄巾军的轮番进攻。战事稍停，曹操悬赏派人寻找鲍信的尸首，没有找到。只得命工匠用木头雕刻成鲍信的身形，哭着祭奠了他。

过了一段时间，曹操试图摆脱被动防守的局面，亲领1000余步骑到城外了解地形。刚一接近黄巾军大营，又再次受到围攻；死伤了数百人才冲出来。此后，曹操惟有坚守，州兵新招募的占多数，缺乏训练，又不断受挫，士气开始低落。

曹操的意志面临着考验，倘在寿张战败，兖州必将失去。光顶住黄巾军的攻势还不行，还要利用其弱点战而胜之。曹操为振作精神到各军营慰劳官兵，申明赏罚条例，在积极防御的同时密切注视黄巾军的动向。黄巾军求战不得，戒备逐松懈。曹操乘机发起反击，迫使黄巾军后退。

战事处于相持阶段。代理寿张县令程立想方设法为曹操筹备粮草，援兵也陆续开来。黄巾军的攻势减弱下去并致函曹操：“往日你在济南毁坏神坛，其宗旨与我军奉行的中黄太乙之前相同，好像明白事理，而今却变糊涂了。汉朝气数已尽，黄家正当兴起，这个必然的趋势不是你的力量所能阻止的。”“中黄太乙”即“中央黄色的大帝”，张角所称“黄天”，是太平道所信奉的惟一天神。曹操虽不信神，但出于制造舆论和某种心理的需要，曾表示过信奉中黄太乙。曹操阅毕，气得高声叱骂。从此信内容看，黄巾军认为曹操曾在济南禁毁淫乱、铲除诸神、伸张正气、比较开明，可以争取过来共同推翻东汉王朝。当然这是幻想。

曹操在随后的几次战役中，彻底打败了黄巾军，并“开示降路”，黄巾军100余万兵众投降了曹操，曹操从中精选出五六万人，组成“青州兵”，将降众家属组织起来屯田，就地安置，生产自给。

这样曹操不仅有了亲信的家兵，而且有了精锐的“青州兵”，队伍日益壮大，成为他建立兖州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毛泽东称曹操编“青州军”全用降卒，想象力惊人。

3. 关云长不如我们彭老总

“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的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赏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魏将）好象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

——权延赤《巨人的魅力/卫士长谈毛泽东》

1947年6月，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天赐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谈古论今。毛泽东说“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的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赏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魏将）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同乡（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刘少奇是宁乡人，两县相邻），彭比毛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上同时参加革命。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毛泽东对彭德怀赞扬过多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率军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了一首六言诗赠彭德怀，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成“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据《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收到诗后，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把原诗送还毛泽东。彭德怀心地坦荡，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无忌。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一次会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彭德怀十分恼火，要周恩来做中间人，与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首先说“咱们定下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作解释。‘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彭德怀听毛泽东这样说，积在心里的不解和埋怨顿时烟消云散。毛泽东这样“高姿态”，他还有什么可说呢？他愉快地表态：“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曾对李卓然谈起关羽：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拖，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董卓部将）、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贼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复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金兰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勿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毛泽东为什么说“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从上面这段话中也就不难找到答案了。关羽尽管有过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于禁斩庞德的辉煌，但他缺乏“战略头脑”，到处树敌，自以为了不起，刚愎自用，最终落得失荆州、走麦城的悲惨结局，蜀汉王朝也由此从顶峰向低谷滑落，可以说关羽是“始作俑者”，罪莫大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又怎能与我们的彭老总相比呢？且不说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了；庐山会议上，力排众议，为民请命。为党担忧，上“万言书”，又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华夏千秋，又能有几人？！

毛泽东与彭德怀，一道打江山，一道搞建设，有过长期的亲密合作。彭德怀是毛泽东的下级，又是他的战友，在毛泽东眼里，彭德怀是一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他从来是用而不疑的。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一诗句，给我们描绘出一位威震敌胆、虎虎生风的大将形象。“横刀立马”能使我们联想到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喝断桥梁的张翼德……诗句简洁精练，立体感强，把彭德怀的形态、气质、胆魄简笔投影，形态毕现。“唯我彭大将军”又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高度评价，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军事才能、指挥艺术及赫赫战功的由衷肯定。这正如毛泽东对彭德怀当面说的：“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

4.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积极倡导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他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在没有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作调查之前，不“瞎说一顿”，“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隆中（今湖北省襄阳县西）的一间简陋的茅草房里。刘备得知他有才能后，三次拜访，请他出山帮助自己打天下。从此，诸葛亮放弃隐居生活，走出茅庐，当了刘备的军师。

不久，曹操派大将夏侯惇领兵十万，进攻新野。当时刘备兵力不足，情况非常紧急，他召集关羽、张飞等将领商量如何迎敌。张飞发牢骚说：“您为什么不让诸葛亮去对付呢？”刘备忙去请教诸葛亮。诸葛亮建议：诱敌深入，然后全歼。刘备恐怕关、张二人不服，就把宝剑和帅印交给了诸葛亮，一切由他指挥。并且劝导关、张必须听从孔明指挥，同时严正声明，如有违抗，孔明有斩首之权。

孔明有了军权，于是令关羽、张飞引兵埋伏在博望坡左边的豫山中，望见南面起火便出兵截杀，烧毁曹军屯积的粮草。令关平、刘封领兵五百，在博望坡两边等候，曹军一到，立即放火。令赵云打前锋，佯败，诱敌进入设伏地区。

黄昏时分，十万曹兵追至博望坡，看到这里森林密布，芦苇遍野，曹将韩浩担心地对夏侯惇的人马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孔明第一次指挥作战就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三国演义》的作者在第三十九回，用了四句诗来称赞他非凡的才能：“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初出茅庐”比喻初露头角。现在，人们则用它比喻刚刚工作的新手缺乏实践经验。

“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事讲的是战国时代，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就喜欢学习兵法，把兵书背得烂熟，谈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认为谁也比不上他，就是他父亲与他谈论用兵的道理也难不倒他。后来，赵括替换了赵将廉颇，在长平接受了兵权，他改变了廉颇制定的战略战术，只据兵书，不知变通，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打败。“纸上谈兵”就由此而来。后来人们用“纸上谈兵”来讽刺那些只会空发议论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在研究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这种经验的取得就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个认识过程的取得，则来源于长时期的战争实践。这里毛泽东一是强调要有长时期的经验积累，而不是经验不足；二是强调要有亲自的参与和切身的实践，而不是只会讲理论，没有战争实践。用他在《实践论》中的话就是：“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与这两种情形相背的，就是“初出茅庐”和“纸上谈兵”。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指明谁是那种“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但联系他写作此文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批评显然是有针对性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工人、农民而又不愿意向他们学习，不懂得战争而又远离战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更谈不上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们只会死啃书本，死搬教条，夸夸其谈，不求甚解。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机会主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拼命主义、逃跑主义，使我们的党和军事力量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种对中国革命缺乏长期的实践，认识不清而又夸夸其谈的作法，正是毛泽东所要抨击的对象。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要掌握战争的规律，特别是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能动地指导战争，做一名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必须在战争中认真地学习才能办得到。

5. 饮水思源，与民同甘共苦

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者。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第757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毛泽东讲刘备得孔明的故事，是在1957年7月9日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

官渡大战之后，刘备逃往荆州投奔刘表。刘表待他为上宾，日子过得闲散舒适。但刘备心中一直想着建立自己的事业，恢复汉室江山，这种清闲自在、无所事事的生活，反而让他焦虑不安，非常苦闷。回想自己多年来各地征战，屡屡受挫，刘备感到需要寻找有才能的贤士来帮助他创建大业。

他听说襄阳有个名士叫司马徽，便前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了他。问明来意后，司马徽说：“我是个凡夫俗子，不懂得天下大事，您还是得去找真正的贤才。”刘备见他态度坚决地推辞，便只好请他推荐几位德才兼备的人。司马徽说：“襄阳一带藏龙卧虎，但最有才能的还得数卧龙、凤雏二位先生。如果您能得到其中任何一位，您就可以平定天下。”刘备一听忙问卧龙、风雏是谁。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自己的驻地新野。

这天，门外通报有人来投奔。刘备赶忙迎了出去。来人是当地名士徐庶，刘备很高兴，留他在身边当了谋事，从徐庶口中，刘备知道了诸葛亮更多的情况。原来，诸葛亮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南），从小父亲去世，随叔父诸葛玄长大。

叔父死后，他来到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住下来，搭了个茅屋，一面耕田种地，一面读书。他虽然只有二十七岁，但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上通天文地理，下知国家大事，熟读兵书战册，常自比作春秋时的管仲、乐毅。刘备听后非常高兴，连忙说：“既然你们是朋友，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徐庶摇摇头说：“这可不行！像卧龙先生这样的人才，一定得您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您的诚意。另外，我的母亲从许昌捎信来叫我去见她，我要向您告假前往。请您不要迟疑，马上去请出卧龙先生。这样您的大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刘备点头称是，但又不愿徐庶离开。

实际上，徐庶的母亲是被曹操扣留在了许昌。曹操知道徐庶是个孝子，这样做就能把徐庶骗到许昌，从刘备手中抢来这个贤才。

刘备无奈最终答应了徐庶离去的请求。分手后，刘备就立即按徐庶所说的，带着关羽、张飞赶往隆中去请诸葛亮。三人策马疾行，穿过田野，爬上卧龙冈，听农人指点，来到诸葛亮的茅草屋前。应着刘备的敲门声，柴门里走出个书童。刘备毕恭毕敬问道：“请问，诸葛亮先生在家吗？”书童打量一下他们，回答说：“先生今天一早就出门了。”刘备问：“上哪儿去呢？”书童道：“我家先生行踪不定，不知道去了何处。”刘备不甘心，追问：“那什么时候回来？”书童不紧不慢地说：“这就不好说了，有时三、四天，或者五、六天，也有时十多天，没准儿。”刘备听了很失望，但也没办法，只好嘱咐书童转告诸葛亮说刘备来拜访过。

回到新野，刘备又派人去隆中打听情况。过了几天得到回报说诸葛亮回来了。刘备急忙传令备马准备再去隆中。张飞不以为然，说：“这么个山野农夫何劳您再三前去，派个人把他绑来不就得了。”刘备一听马上训斥他说：“胡说，卧龙先生是当今天下少有的贤才，怎么能这样对待呢！”他们第二次来到隆中，不料，诸葛亮又被好友先请走了。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借来笔墨纸砚，给诸葛亮留下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敬慕之情。两次拜访，没见到诸葛亮。关羽、张飞有点沉不住气了。关羽说：“大哥您两次拜访卧龙先生，这礼节也太过份了，我看这卧龙先生怕也只是徒有虚名，没什么真才实学，所以不敢见我们。”刘备说：“二弟你错了。卧龙先生与一般的山林隐士不同，他把自己比作历史上有名的管仲乐毅，看来是没遇到真正重用他的人。要知道任用管仲的齐桓公礼贤下士，为了看望一个小臣，竟会跑五趟，何况我要拜访的是一位大贤才呢？”张飞听了，气鼓鼓地粗着嗓门说： “这样的人就算是大贤了吗？下次去见他，哥哥你不用动，我用根麻绳把他绑来。”刘备转过脸严厉训斥道：“你没听说过周文王见姜子牙的故事吗？连周文王都那么尊敬贤士，你却这么无礼！下次不用你去了，我和云长一起去”。张飞一听赶紧改口说：“既然二哥哥都去，小弟怎么能落后呢？”刘备严肃地说：“一起去可以，但你要懂礼貌。”张飞诺诺，没有说话。

刘备三人第三次来到隆中。为了表示恭敬，离草屋还有半里路，刘备就下马步行，三人走到诸葛亮草屋前。敲门之后，先前见过的书童走出来，刘备客气地说：“请向先生通报，说刘玄德专程前来拜见。”书童说：“先生正在草堂上睡午觉呢！”刘备忙说：“那就先不要通报，我去草堂下等着。”说完让关羽、张飞站在院中，自己走到草堂下恭恭敬敬等着。关羽、张飞等了半天见没动静，走进来一看，诸葛亮躺在草堂上呼呼大睡，刘备站在台阶下恭恭敬敬。张飞气坏了，对关羽说：“这人太傲慢了，大哥站在台阶下等着，他倒睡得挺香。我到草屋后面放把火，看他起来不起来！”关羽急忙拉住他。

过了很久，诸葛亮才睡醒。书童上前说：“刘皇叔来了，在台阶下等候很久了。诸葛亮坐起身说：“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去换件衣服，马上出来见客。”说完进了后屋，又过了很久才穿戴整齐走了出来。

刘备仔细打量诸葛亮，见他身材很高，眉清目秀，头围丝巾，身披鹤氅，手摇雪白的羽毛扇，如天下神仙一般。刘备忙躬身一拜，说：“久闻您的大名，曾来拜访两次，都没见到您。今日幸会。”诸葛亮客气地回敬一礼说：“我一个山野农夫，难得刘皇叔如此看重。”两人在草堂上坐下来交谈。

刘备说：“现在汉王室衰落，大权被奸臣控制。虽然我知道自己力量很弱，但我想伸张正义，恢复汉家天下。我才智很差，又没有什么成就，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

诸葛亮见刘备这样谦虚诚恳，也就推心置腹地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曹操战胜了袁绍，拥兵百万，挟持汉帝号令天下，因此，不能和他硬拼；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代，而且江东地势险要，老百姓也很拥护他，更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对于孙权也只能联合，不能以武力去争胜负。而荆州这地方，北达汉水、沔水，南通南海，丰富的物资可以利用，东接吴郡、会稽，西南连马郡、蜀郡，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可它的主人刘表却守不住它，这片土地是上天赐给您发展的根基，将军您有占领荆州的想法吗？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有千里沃土，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可占有益州的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民力，救济百姓，众人都对他不满意。刘皇叔您是皇室后代，天下人都知道您。如果您能够占领荆州、益州，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与西南的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使他们安定，一旦机会成熟，您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那时老百姓谁不送饭送酒来欢迎您呢？如果能够这样，您就可以成就天下的事业。汉王室也就可以恢复了。”说完，诸葛亮让书童取出一幅地图挂在中堂，指着地图说： “这是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图。如果您想建立霸业，就应该先占有荆州，然后占领西川，建立自己的地盘，与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后出兵夺取中原。”

刘备听完，不住地点头，他激动地站起来，说：“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现在我想请您出山，共建大业。”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恳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邀请，离别草屋，共赴新野。最终开创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分天下的宏伟功业。

很明显，毛泽东认为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是鱼与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难以生存，而有了水就生机盎然。刘备没有人才的时候，处处碰壁，而有了孔明，则豁然开朗。领导不要害怕群众，不要站到群众的对立面，而应当与群众融为一体。这样就能够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力量倍增。

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党依靠人民群众经过腥风血雨打拼出来的。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人民的参与，革命就没有战胜敌人的力量，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是长期革命经验的总结。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毛泽东位高权重，但他发誓：绝不当李自成。他认为，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懂得饮水思源，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痛苦忧伤作为自己的痛苦忧伤，把人民的幸福快乐作为自己的幸福快乐，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就是伟人毛泽东永远赢得民心的魅力所在。

人民心里有杆秤，谁是真心实意地为了人民，想着人民，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他们就拥护谁支持谁。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勿嘴上说得天花烂坠，开空头支票，更勿假公济私，假民肥己。一定要深刻领悟“要群众跟你走，就得为了群众”的道理，要学习毛泽东怎样赢得民心的领导艺术，学习他总是能设身处地体贴群众，想群众之所想，且不放过每一件细小的事情，注重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到领导者是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从而调动群众各方面的积极性。

6. 青年人是未来的希望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

——摘自尹家民《将军不辱使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而对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进步和成长总是给以鼓励，并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讲周瑜的故事，是在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于是他讲了周瑜的故事。

周瑜是东汉末孙策、孙权的重要将领。家世官宦，与孙策同年，少相友善。建安三年（198），隶属袁术为居巢县长，后投孙策，时年二十四，人称周郎，为建威中郎将。孙策欲攻取荆州，任他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此，跟随孙策征讨，助其奠定割据江东基础，深得信任。与孙策分娶乔公二女，策娶大乔，瑜娶小乔。建安五年，孙策卒，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辅佐孙权。不久，曹操挟新破袁绍之势，要孙权送子为质，群臣犹豫不决。惟周瑜分析江东有利条件，坚主勿遣，并建议占据江南，拥兵观变，则可争取主动，以免受制于人。建安十三年，刘琮以荆州降曹操，操率大军由江陵顺流东下，群臣震恐，多主归降。周瑜却列举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臣下用命，又分析曹军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同鲁肃一起，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为孙权所采纳。与程普分任左、右督，率军三万，联合刘备，共同抗曹。此时，南来曹军已染疫病，初战即小败，曹军遂屯军江北乌林，隔江对阵。周瑜部将黄盖献火攻计，假降曹军，率满装柴草、膏油并饰以帷幕的蒙冲斗舰十艘，接近曹营顺风放火，曹军战舰与岸上营寨俱遭火焚。周瑜率主力擂鼓前进，曹操遂败而北归。周瑜被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后建议攻取益州刘璋，而后并汉中张鲁，再联合凉州势力，共同讨伐曹操，以统一北方。获采纳，未及行，病卒。周瑜精于音乐，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毛泽东讲周瑜都是突出他的年轻为有，这同毛泽东主张放手任用新人的思想有关。毛泽东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因此，“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毛泽东总是把目光投向青年，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不断地向新的事物挑战，向新的目标迈进，显示出了他雄视千古的大胸怀和超越前人的大气魄。

在我党的历史上，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向来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高超领导艺术而闻名于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大胆起用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比较年轻的杰出人才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重用过许多比周瑜当都督时年青得多的人。

周小舟的成长就是一个例子。周小舟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时期就任中共北平临委宣传部长。二十四岁，他和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作为年轻的中共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谈判。

1936年秋，周小舟去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南京谈判的始末，毛泽东发现他是个人才，便将他留下。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毛泽东的秘书，而且是毛泽东所赏识的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那时毛泽东所赐。

抗战时期，为了打通去苏联的通道，毛泽东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代表，去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为了争取阎锡山的联合抗日，毛泽东又派他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去山西宣传我党的一贯主张。

毛泽东对干部的培养，很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专门知识的学习和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但他更注重实际工作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识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认为只有经过实际斗争生活的艰苦磨练，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对于周小舟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让他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

周小舟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一名比较成熟的负责干部。毛泽东50年代再次见到周小舟，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正确评价过去的革命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又特意把周小舟和田家英、李锐和周惠请到庐山的别墅中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深有感触地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可见，直到这时毛泽东仍把周小舟视为“良将”。

毛泽东很善于运用修辞。“小舟变成了大舟了！”这是一种借义双关。“小舟”是名字，而“大舟”则是成器、成材的意思。这是毛泽东对周小舟进步、成长的肯定，也是对周小舟工作成绩的一种赞扬，当然也充满着看到青年干部不断成长、成熟后的一种喜悦心情的流露。“小舟变成了大舟了！”又是一种仿词。由“小舟”引出“大舟”。这如同由“促进”而仿造出“促退”由“外交家”仿造出“内交家”，由“公理”而仿造出“母理”等一样。

所以，巧用双关、仿词也是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色之一。

1957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接见中国三千多名留苏学生时，毛泽东心潮滚滚，即席发表了一段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风趣而含义深刻的话语，博得中国留学生的阵阵笑声和掌声。毛泽东慈祥、深情地望着这批年青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希望啊！当时在场的青年人，后来有不少不就担任了中央和省部的领导，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吗？

7. 真男子，大手笔

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嘹望》1983年第12期）

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摘自白金华编《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第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曹操是三国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结束了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占据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后封魏王，成为实力强大的三国鼎立之一的魏国。古代帝王中像曹操这样在政治、军事、文学上都为一流的是很少见的。所以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对曹操的“多才多艺”是非常看重的。

曹诗内容深沉，气魄宏伟，慷慨悲壮，开启并代表了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的特色。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文章中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这篇文章的上述评论时，用红铅笔圈划起来非常赞同鲁迅对曹操的看法。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曹操的文词风格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简约严明；通脱，就是随便之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中介绍毛泽东对曹操的评论是：“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显然是采纳了鲁迅对曹操的评价。

《观沧海》，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率军平定乌桓后，在班师途中，路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所作。全诗通过描写碧波辽阔的沧海景象，表达了诗人开阔的胸襟，象征着诗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及得胜而归的豪迈喜悦心情，被古代诗评家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那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酝酿着创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诗：“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词触景生情，缅怀千古，壮歌抒怀。其中“萧瑟秋风”就是由《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点化而成。

8. 《龟虽寿》讲了养生之道

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致林彪的信（见陈晋著《毛泽东之魂》第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是曹操的名篇，这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班师途中写的。因为在这次班师途中，他的主要谋士郭嘉病死，年仅38岁，从而引发出他时不我待的感慨。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全诗共12句，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借“神龟”、“腾蛇”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说明人也总是要死的，这是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二是借“老骥伏枥”说明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这是乐观向上的态度；三是借“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说明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对生命的朴素唯物论态度。正如清代沈德潜所编写的《古诗源》中所注评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言己可造命也。”

毛泽东对这首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作品非常欣赏。他不仅自己喜爱这首诗，还经常把它写下来赠给别人，以示鼓励。譬如，1961年8月25日，他给因病休养的胡乔木写信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14日，在给林彪的信中又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读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毛泽东在阅读《南史》时，读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以为必死无疑。已置好棺材，不料不久病情好转，最后活到90岁。史家对此评论道：“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毛泽东常以曹操《龟虽寿》的诗为借鉴，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的气概，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毅力来对待生老病死。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喽。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毛泽东告诉他的保健医生，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他又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毛泽东的养生健身“16字诀”，把精神心理放在首句，而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作为代表提出“不怒”。第二句“基本吃素”，重在“素”与“基本”，这对健康是很有益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生死的。他认为，人有生必有死，生本身包含着死的萌芽，这是一对矛盾，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概莫例外。有些古代帝王妄想长生不老，千方百计寻找灵丹妙药，这是唯心主义糊涂观念。但是人又不能因此而悲观消沉，不思进取，而是“己可造命”，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积极的养生、锻炼，达到既健康又长寿，最大限度地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这充分表现出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的科学的人生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9. 看战争，看组织

看这本书《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 日）

毛泽东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也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一方面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另一方面认为，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道建立蜀国的事例。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此外，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事例来说明正确处理干部人事关系的道理。

三国时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其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客籍”，就是刘备的原班人马；一部分是“土著”，就是益州刘璋的旧部。

刘备是河北涿县人，关羽是山西解县人，张飞是刘备的老乡，赵云是今河北正定人，诸葛亮是今山东沂南人，相对于“益州（今四川），他带去的班子可以说都是“外来干部”。

益州刘璋的部下，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大贵族，或外来的名士学者，但也都在巴蜀闯荡多年。

据统计，《三国志·蜀志》列传者56人，其中益州人占18个。也就是说，在刘备集团上层领导核心中，有三分之一的重臣显宦是原刘璋的部下，这部分人都是“地方干部”。

刘备用武力夺取益州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那就是在区域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里，如何使“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巩固西川兴复汉室的大业。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善待刘璋旧部，对“地方干部”一碗水端平。刘备不搞亲疏远近，一视同仁，不仅对早期跟随自己的文臣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简雍、马良等，加官晋爵，提拔重用，而且对入川后投靠他的甚至是反对他的刘璋旧部也倍加爱护，委以官位。

当初，刘璋受到汉中张鲁和北方曹操的军事威胁，他邀请在荆州的刘备带兵入川，协助他抗拒张鲁和曹操的入侵，此事遭到刘璋部下黄权、刘巴等人的激烈反对，黄权说：“某素知刘备宽以待人，柔能克刚，英雄莫敌……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刘备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礼待之，又一国不容二主。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不听臣言，则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应该说，黄权可谓一言击中要害，看清了刘璋请刘备入川，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但刘备十分重视争取人心的工作，尤其对地方“反对派”采取了高明的策略，《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描写：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玄德到公厅，升堂坐定。郡内诸官，皆拜于堂下，惟黄权、刘巴，闭门不出。众将忿怒，欲往杀之。玄德慌忙传令曰：“如有害此三人者，灭其三族！”玄德亲自登门，请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礼。乃出。……

玄德自领益州牧。其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拟名爵：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义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余吴懿、费观、卓膺、李严、吴兰、雷铜、李恢、张翼、秦宓、谯周、吕义、霍峻、邓芝、杨洪、周群、费讳、费诗、孟达，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并皆擢用。

无疑，刘备的干部政策是成功的，他信任、善待、重用益州本地干部，使巴蜀四十一郡很快安定平稳下来，“建立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以上引自董志新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毛泽东是在与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讲刘备组织南下班子的故事的。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我党的干部队伍，有长征过来的，有陕北的，有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等等，在这些干部之间，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影响各方面干部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团结。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协调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外来干部与陕北干部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努力。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他要求外来干部要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也要向外地干部学习。互相团结，共同提高。毛泽东讲刘备组织班子南下的故事，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

10.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208页

毛泽东曾总结说：在这个干部使用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正确的路线，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这就要求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必须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不允许在干部队伍中分亲疏，任人唯亲，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允许搞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拉拢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朝龚自珍的这一名句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在选才方面，他贯彻正确路线，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选贤任能。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该书“事态百变，人才辈出”。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极力渲染的故事。《三周志》记载得非常简略，而小说则用了长达8回的篇幅，写了孙刘联盟的形成，周瑜和曹操隔江斗智，周瑜和诸葛亮逞才比高下，以及火烧连船等等。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其中关于程普不服周瑜挂帅之事，在《三国志》“周瑜传”里，只有“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几句。在《三国演义》第44回里，着墨也不太多。只说周瑜受印挂帅的第二天，坐帐派令，“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去把周瑜调兵遣将的办法一说，普大惊曰：“吾素欺周邓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

放手任用新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除上面引述的1953年的那次谈话以外，他时常举周瑜的例子来说明在选拔干部时，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要充分相信青年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胜任的。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泽东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领导者在“人”的理念上是否科学，决定着其对待人才的态度、识别人才的水平、选拔人才的导向和使用人才的效益。毛泽东的用人艺术首要地体现在其完备的“重”人理念上，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种理念为其以后识人、用人、培养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1.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第511页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无不具有一定程度的贵民、重民思想。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军事谋略学的显著特征。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特别是由于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根源，他们不可能运筹谋略去真正动员、组织、武装群众进行战争。他们与人民群众是利用关系，是主仆、使役关系。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军事谋略学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作用的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力量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谋略思考。

战争与经济、战争与人口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在研读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历来主张进行有利作战，避免不利作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汉末伊始，战乱迭出，始终没有安定过，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遭受惨重破坏。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毛泽东对曹操听取正确意见，实行屯田戍边的做法，持高度赞扬态度。《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释，都圈点断句，多处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划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的“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奉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划有着重线，天头上还划上圈记。

有一次，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毛泽东与郭沫若等人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接着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多少人口？”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五千六百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时还剩多少人口？”毛泽东接着引了建安七子王粲所作《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三国魏国人王粲《七哀诗》第一首——引者注）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登上“图104”客机。毛泽东此次访苏，同行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达莫斯科后，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在拜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时候，毛泽东讲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赫鲁晓夫不表态。布尔加宁很欣赏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分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军事家为了指导战争取得胜利，在谋使敌弱的同时，也都在谋划如何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增强，都在寻求进行战争的力量根源。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战争力量根源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军事家看到的是将帅和士兵的力量；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看重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许多战略家看到的是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新式武器装备的力量。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碰到了这个必须回答的战争力量根源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找到了正确答案：“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由此，创造了依靠人民，开展人民战争，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宏谋大略。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因此，在许多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著中，对人民战争都有深刻的论述。

1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9页

关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毛泽东既是当历史来读的，也是当兵书来读的。譬如，他认为读《三国演义》，既要看它对战争、对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的描写。他曾说道：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对于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毛泽东历来比较重视。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

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历代农民革命战争成功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借鉴。这其中，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就是之一。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事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他主张共产党人放弃工农武装，到蒋介石军队去当兵。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坚定地主张保存工农革命武装，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并预见“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到湖南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其后又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与流寇思想作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共事的谭震林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谭震林说：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战略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掌握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他深刻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对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有深刻的了解，因而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割据，即以武力占据部分地区，在一国之内形成对抗局面。这种情况，自古有之。在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军阀割据、农民起义军的割据、占山为王的土匪割据等等，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割据，形成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的局面，并由毛泽东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则是从没有过的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联系起来，在认识上又产生一个飞跃，于1930年1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的谋略初步形成。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这样，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战胜策略就基本上筹划出来了。

从1927年到1939年，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党相继在全国各地开辟和建立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湘鄂川黔、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红军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那里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动员青年参军、扩充和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建立民主政权。根据地的群众，送公粮，出民工，运弹药、抬担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全国已有近一亿人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20万军队，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理论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论述过，在实践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先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这一发展，正如谭震林所说“不是偶然的”，是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有深刻的理解”分不开的。

探索和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谋略固然不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并正确运用也很不易，可以说，如何用得好这本身就需要谋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农村包围城市谋略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我党对农村包围城市谋略的运用，是随着对农村包围城市谋略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的。但其主要表现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通过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我党在全国十多个省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建立了30万红军正规军，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了“星火燎原”的大好革命形势。但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指导，最终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多数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这是农村包围城市谋略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曾做了这样的表述，他说：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加上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到抗日战争后期，我党共在敌后开辟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形成了依托根据地进行大反攻，收复和夺取城市的大好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是农村包围城市谋略获得最后成功的时期。在战争准备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通过收缩江南兵力，依托华北解放区，创建东北根据地，使我党我军占据了最终战胜蒋介石、夺取中心城市的有利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依托解放区广大乡村，进行内线作战，并通过有目的地放弃一些城市的谋略，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战略进攻阶段，我军不仅依托广大解放区，而且挺进中原，在战略外线创建新根据地，首先夺取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尔后夺取敌占中心城市，终于使农村包围城市谋略取得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