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大名著

一、毛泽东眼中的梁山好汉

《水浒传》是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在梁山上聚义、高举“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书。因为强化“造反有理”，明清以来官府多有把它视为“诲盗”之作，列为“查禁”的。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写绿林好汉。“盗贼本王臣”，是因为奸佞当道、无可奈何落草为寇的。毛泽东喜读《水浒传》，也许这也表示他对旧社会旧世界黑暗和沉沦的愤懑和不平。“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

1.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7页。

宋江，人唤“及时雨”。初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晁盖等七个好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趁机要胁，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往沧州。被迫上梁山。后宋江做了梁山泊首领。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

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宋江起义，历史上实有其事。无论是在《水浒传》的众多人物形象里，还是在梁山英雄好汉的群体里，宋江都可称为“第一人”。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结局是个悲剧，《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英雄好汉们的结局也是个悲剧。仔细分析整部小说，读者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山事业，成也宋江，败也宋江；宋江的造反生涯，成也忠义，败也忠义。

综观梁山义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宋江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团结组织之功，远远超过了王伦、晁盖和吴用、卢俊义等人，他创造了梁山的辉煌鼎盛时期。但是，正是他的影响，推动梁山队伍在军事连获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向朝廷投降的。没有宋江的威信威望，招安投降的阻力会更大。再者，当忠臣孝子的忠义思想是宋江思想意识中的“主旋律”，是他的思想基调。靠着这个思想的凝聚力，他把108位首领团聚到梁山泊；还是靠着这个思想的影响力，他又把108位“强盗”转化为“国家臣子”。宋江的功过，都与忠义思想息息相关。

看其造反上山，冲州撞府，劫富济贫，他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看其心系廊庙，盼望招安，奴颜婢膝，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投降派。

所以，毛泽东在1975年8月14日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中，讲到宋江时说：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

毛泽东用上个世纪70年代最为流行的政治术语“修正主义”，来表述宋江投降的思想内容，其具体事件或具体情节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也就是说宋江用“忠义”思想“修正”了晁盖等农民军领袖的“聚义”观念。忠义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一种思想和道德观念，它有时还表现为一种牢固的政治原则和社会理想。贯穿于《水浒传》全书的忠义思想，主要是通过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又以宋江这个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忠义思想最为突出，最为集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化身，是《水浒传》忠义思想的代表。宋江直到误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自知死期将至，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一百回）。宋江的这种忠义思想，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奇观。

宋江这种浓厚的以忠义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支配他上梁山前后的所有行动，导致他必然走向接受招安的道路。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聚义之前第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行动。当宋江看了州孔目送来的公文，知道晁盖等人的所作所为时，他的想法是：“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十回）。这就是说，从梁山好汉第一次造反时起，宋江在思想观念上就是站在朝廷一边，从所谓“法度”的立场出发，反对晁盖等人造反的。宋江杀了阎婆惜后，只得亡命江湖，后来他被判刺配江州牢城，几乎丢了性命。闹江州法场后，梁山众人好不容易把他接到山上，晁盖等人劝他留在梁山造反，他却立即拒绝：“这话休题！……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第三十六回）。宋江这些言行，表现了他维护封建法纪纲常的立场和浓厚的忠义思想。

毛泽东认为：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观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

2. 吴用是不愿意投降的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2页。

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平生机巧聪明，曾读万卷经书。使两条铜链。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吴用在破连环马时，派时迁偷甲骗徐宁上了梁山。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

吴用是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的形象，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第一个参加农民起义的贫苦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他长期生活在底层，没有一般读书人的疑忌顾虑，主动站到被压迫者一边。作品着力刻画他过人的见识和料事如神的才能，在对敌斗争中善于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战略策略，能知人善任，团结众多头领，调动众位好汉的积极性。

有句俗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吴用恰恰是秀才造反的典型。吴用与晁盖、宋江等义军领袖结成同盟，组织起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纵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接连取得了军事斗争的重大胜利，极大地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强烈地震撼了封建朝廷，有力地鼓舞了民众的反抗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吴用是梁山义军中一位学识丰富，智慧机敏，运筹帷幄的智囊型人物。在《水浒传》中，进而在中国文学史中，他是最为成功的农民义军中贫苦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正是在这个本质特征上，毛泽东对他做出了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一语中的的评价。

从1945年4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讲到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时，谈到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此时，抗日战争接近全面胜利，许多有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汇集到延安，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

讲到这里，他又想到《水浒传》等小说中去找证据，于是他说：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

毛泽东就此展开了自己的论点：

“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2～343页）

在作了基本理论阐述和事实论证之后，毛泽东联系到现实，指出了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方面的具体问题及纠正办法：“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343页）吴用是梁山泊第一谋主，他以其智术权谋，把握着一个个事件解决的契机。晁盖坐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时，他就担任军师要职，“号令非比旧日”，不论在组织安排上，还是在军事调度上，都显示了很强的智能才干。晁盖死后，宋江为梁山泊主，吴用仍蝉联原职，坐第二把交椅。卢俊义上山，吴用名义上让出了第二把交椅，退居第三位，而实际上他的权力却丝毫没有削弱，仍然协助宋江掌握着梁山泊的最高领导权。一切内外大事，都由宋江和他最后商定。

吴用出场就先声夺人，面对“智取生辰纲”大事件表现得足智多谋。这个事件是晁盖、吴用等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起点，它给予封建官僚的剥削勒索行为的打击是沉重而巨大的，它对梁山的起义运动发展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智取生辰纲”的全盘布置和计划都出于吴用之手。因此，事成之后，晁盖连声赞叹：“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在《水浒传》中，吴用屡出奇谋。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第五十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第五十六回“赚徐宁上山”，第五十九回“赚金铃吊挂”，“闹西岳华山”，第六十一回“智赚‘玉麒麟’”，第八十回“三败高太尉”，等等，都是吴用的智谋杰作。作为梁山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吴用也面临着是主张招安还是反对投降的考验。这当然关系到义军的前途命运。

吴用的不愿意投降，是因为他的上梁山，是自觉自愿的，并不是被逼上去的。他本是乡村里的穷苦读书人，靠在私塾教几个毛孩子糊口。他不安于低下的村学塾师的社会地位，早就有志于造反。听说了“生辰纲”的消息，情愿与本村土豪晁盖合作，主动去说服三阮等人入伙，效法梁山强人王伦的行为，劫取生辰纲。这次造反行动，从选择地点到人事安排，从行动方式到善后办法，都是吴用一手策划的。“智取生辰纲”得手，被官府追逼搜捕的紧，吴用组织一干人退往梁山水泊边的石碣村，利用那里的茫茫芦荡和蛛网似的港汊同官军周旋，生擒何涛。石碣村待不下去了，索性投奔梁山入伙，公开打起造反的大旗。在吴用的思想底色中，是没有投降的色彩的。至少，他不会像宋江那样念念不忘招安。

对宋江的招安举动，投降行为，吴用也曾反对、阻挠甚至破坏。朝廷派殿前太尉陈宗善第一次赴梁山招安，吴用即对宋江说：“纵使招安，也看的俺们如草芥。”指出了招安投降的恶果。而后，吴用传令：“凭你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在他的秘密安排策划下，接着发生了活阎罗阮小五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李逵扯诏谤徽宗的激烈破坏招安的造反行动，弄得宋江等投降派十分狼狈，使第一次招安只好草草收场。宋江气恼地对众弟兄们说：“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则说：“如何怪得众弟兄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里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第七十五回）此时，吴用成了反招安派的主心骨，在气势、声望上似乎超过了宋江。

但是，吴用对招安只是“不愿意”而已，反对并不坚决。他反对的只是屈辱的招安，而同意体面的招安；不赞成的只是一厢情愿的和一味退让的招安，而希望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接受招安。当陈宗善第一次来梁山泊招安时，吴用虽然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的俺们如草芥。”但是，他接着又给宋江出体面招安的主意：“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叫他着些毒手，杀的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第七十五回）果然，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吴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提出：“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结果，正如吴用所预言，“有些气度”的招安变成了现实。

在招安问题上，吴用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他既给反投降的头领出招法、使计谋，阻止招安，又给宋江出主意、想办法，争取“气度”招安。这实际上是吴用这个封建时代社会底层知识分子自身思想观念具有两重性的必然反映：一方面，他生活在受压榨受歧视的贫苦劳动人民中间，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非常不情愿向封建上层统治者靠拢；另一方面，作为读书人，他头脑里较多的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豪杰好汉普遍认同的江湖义气，并以此作为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使他无条件的把自己与宋江的义气放在首位，生活在宋江的巨大阴影里。小说第九十回，已经接受招安的梁山水军首领，受不了朝廷的窝囊气，找吴用商量，准备再次造反。水军头领们说此事如同宋江商量，只会“断然不肯”，他们请吴用站出来“做个主张”。吴用却说：“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这话须是哥哥肯时，方才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张，你们要反，也反不出去！”结果是“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做声不得”。水军头领找吴用商量再次造反之事，说明他们了解吴用内心深处是不愿投降的。可吴用的独立人格，已经淹没在宋江哥哥情义的海洋里。吴用最终自缢于宋江墓前，成为宋江投降的殉葬品，是他思想观念自身矛盾必然的逻辑发展。由朝气蓬勃的造反派转至躲躲闪闪的不愿投降派，进而沉沉闷闷的屈从宋江受招安，最终成为投降主张的牺牲品。

3. 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

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粱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l版，第329页。

卢俊义，北京城里的员外大户，绰号“玉麒麟”，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被梁山泊吴用用计骗到梁山，卢俊义与梁山英雄大战，不敌而逃，乘船逃走时被浪里白条张顺活捉。卢俊义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乘机逃走。回到北京城，妻子贾氏却与管家李固做了夫妻。卢俊义同时亦被官兵捉拿，屈打成招，下了死牢。宋江率梁山泊英雄攻打北京城，拼命三郎石秀独力劫法场，救出卢俊义，杀了奸夫淫妇。卢俊义投奔梁山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受招安后卢俊义被封为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后被高俅用药酒毒伤，不能骑马，乘船时失足落水而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讲关于几个政策问题。第七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军队”。毛泽东说，军队“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8~329页）

毛泽东这段话，讲到梁山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毛病是没有“进行整风”。他举了卢俊义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有大地主、大土豪”，说的是卢俊义的“阶级出身”。《水浒传》中交待：“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又交待：“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第六十回）“北京城内，元是富豪门。”卢俊义对吴用自我介绍：“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书中说，卢俊义经营解库，雇用“四五十个行财管干”收解，“海阔一个家业”（第六十一回）。如此看来，卢俊义是个大富商。卢俊义祖居“诸路买卖，云屯雾集”的河北第一个大去处的大名府，开着“解库”（当铺），有一班主管收解。他还经营商业，设有一都管掌管一应里外家私。坐商之外，又兼搞行商贩运，是上层市民的一员。卢俊义是大富豪也罢，不是大土豪也罢，总而言之，他是有产者，而不是李逵、白胜一流破产农民，则是十分清楚的。他的上梁山，不经过“整风”，是不可能跟绿林豪杰相契合的。

“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俗话说“逼上梁山”，但梁山上的好汉真正是“逼上梁山”的却为数并不多。像李逵这种杀人有瘾的主儿，梁山才算得其所哉。典型逼上梁山者惟林冲等少数几人而已。

林冲本是安分守己之人，只是因为高衙内觊觎自己的妻子而被祸，可以说是冤枉至极。但林冲却并非第一委屈之人。和林冲相比，卢俊义却更多了几分委屈。

林冲被高俅奸贼陷害，自是满腔冤屈，心中怒火在风雪山神庙一回中迸发出来，上了梁山之后，火并了王伦，和梁山众兄弟一心振作山寨军马，来除奸报仇，心里这段时间毕竟也安稳了些。但卢俊义家破人亡，平白遭了场劫难，又是谁的缘故，刨根问底却是梁山所为。这腔火可谓无处可发，仇人是谁，这场冤枉找谁来报？想来卢俊义也心中茫然。

卢俊义世居大名府，是个大财主，家大业大，无灾无难，与宋江等人又无交往，如何让他撇家舍业上梁山呢？吴用设了一计，扮做一算命道人，让李逵扮做一哑道童，潜入北京卢府。吴用对卢俊义说：“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起先不信，吴用左说右说，卢俊义不得不信。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道：“只除非去东南方，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吴用别了卢俊义，对李逵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圈套，准备机关，迎接卢俊义，他早晚便来也！”吴用此乃计赚玉麒麟，让卢俊义自投梁山泊。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寸心如割，坐立不安，执意要去东南一千里之外避灾，途中恰经过梁山泊。吴用派出众好汉“十面埋伏”，对卢俊义进行“车轮战”，终于被水军捉拿上山。

义军以隆重礼仪接待，劝其留下，他声称“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勉强在山上住了数月，坚持下山。下山后始知，吴用留下一首藏有“卢俊义反”的藏头诗，断了他的退路。管家李固又与其妻打成一气，首告他落草，当其归来时，被官府捉拿下狱，义军攻打大名府将他救出。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卢俊义不情愿地在梁山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

毛泽东还说过，卢俊义上梁山“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1页）

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没有造反起义的思想基础，对赵宋王朝的黑暗腐败没有认识，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没有深切感受，终于走向农民革命的反面。他的“反革命”主要表现在招安后对别的“强盗”的征剿和对赵宋王朝的痴迷。他向往招安，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实现了他“与朝廷出力，征讨四方”的夙志。在乎田虎、王庆、方腊中颇卖气力。在征方腊后，“了身达命”的燕青看到封建统治者之不足恃，适时地劝卢俊义纳还官诰，隐迹埋名，而卢俊义则怀着“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的意念，反指责燕青“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事实证明，燕青的“知进退存亡之机”，是卢俊义无法比拟的。卢俊义热衷于做官封侯，后被封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高俅一伙视他为异己隐患，让人首告他招兵买马，意在造反，将其招至京师，于饮食中暗下水银，他在归途中落水而死。

4. 王伦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07页

白衣秀士王伦是梁山基业的开创者。他本是落第秀才，窘困之时得到过柴进的资助，后与杜迁、宋万、朱贵等到梁山落草，聚集了七八百喽罗，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在王伦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梁山建立了三道关隘；设置了朱贵酒店为情报机关，专门探听消息；山寨有枪刀剑戟等武器装备，有房屋钱粮等基本设施和储备，可说防务井然，进退有序，使远近官军“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看他”；王伦也有政治号召，劝人入伙则说“不如只就山寨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作好汉”，颇懂平均主义的诱惑力。应该说，王伦使山寨初创草成，功不可没。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曾谈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他说：“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07页）

白衣秀士王伦怎样“不准人家革命”？小说写了两个场面，来提示他气量窄小不能容人的心态和劣行。

第一次是对林冲上山的刁难。王伦占据山寨是受了柴进的恩惠，林冲是柴进推荐去的。但王伦一听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不像本领平庸之辈的杜迁、宋万容易控制，就想送几个钱把他打发走。赶人走的理由又实在说不过去，于是想出个三天内缴纳“投名状”的法子来为难林冲。那时正值严冬，冰雪封路，行人稀少，无头可杀。林冲等到第三天，偏碰上了势均力敌的杨志。王伦又想把杨志拉上山，以便形成两虎相争的局面，寨主可以从中操纵，于是才勉强收容了林冲。

第二次是对晁盖等七人的刁难。见到这批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好汉豪杰，又听到他们击败追捕官兵的能耐，眼见阮氏三雄如此英雄，视梁山泊为私有家业的王伦怎么能对这伙人放心呢？于是又使出以金银来打发走的老伎俩。

王伦的心胸狭窄，社会影响很不好：

阮氏三雄曾对吴用说过：“我们弟兄几遍商量要去入伙，听得那白衣秀士的手下人说他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怄尽他的气。王伦那厮，不肯胡乱着人，因此我们弟兄们看了这般样，一齐都心懒了。”杨志失陷生辰纲后，也曾想到投梁山泊，曹正却对他说道：“小人也听的人传说，王伦那厮，心地偏窄，安不得人。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时，受尽他的气。”杨志便打消了上梁山泊的念头。

王伦的心胸狭窄，容不得人，不可避免地激怒了向往梁山投奔而来的各路江湖好汉：备受刁难的林冲心怀宿怒，受到冷遇的晁盖七人怒气冲天……使大家一肚子不快活，王伦为自己创造了死机，埋下了祸根。结果，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关门主义的王伦“把他自己的命革掉了”。小说第十九回，对此有详细描写：

当下，王伦与四个头领杜迁、宋万、林冲、朱贵坐在左边主位上，晁盖与六个好汉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坐在右边客位席。阶下小喽罗轮番把盏。酒至数巡，食供两次，晁盖和王伦盘话。但提起聚义一事，王伦便把闲话支吾开去。吴用把眼来看林冲时，只见林冲侧坐交椅上，把眼瞅王伦身上。

看看饮酒至午后，王伦回头叫小喽罗：“取来。”三四个人去不多时，只见一人捧个大盘子里放着五锭大银。王伦便起身把盏，对晁盖说道：“感蒙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晁盖道：“小子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径地特来投托入伙。若是不能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赐白金，决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小可聊有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只此告别。”王伦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

说言未了，只见林冲双眉剔起，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来时，也推道粮少房稀。今日晁兄与众豪杰到此安寨，你又发出这等言语来。是何道理？”吴用便说道：“头领息怒！自是我等来的不是，倒坏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头领以礼发付我们下山，送与盘缠，又不曾热赶将去。请头领息怒，我等自去罢休。”林冲道：“这是笑里藏刀，言清浊行的人！我其实今日放他不过！”王伦喝道：“你看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语来伤触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主！”吴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坏了头领面皮。只今办了船只，便当告退。”晁盖等七人便起身下亭子，王伦留道：“且请席终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抢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捃的火杂杂。吴用便把手将髭须一摸，晁盖、刘唐便上亭子来，虚拦住王伦，叫道：“不要火并！”吴用一手扯住林冲，便道：“头领不可造次！”公孙胜假意劝道：“休为我等坏了大义！”阮小二便去帮住杜迁，阮小五帮住宋万，阮小七帮住朱贵。吓得小喽罗们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伦，骂道：“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得到这里。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给盘缠，与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之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迁、宋万、朱贵本待要向前来劝，被这几个紧紧帮着，哪里敢动。王伦那时也要寻路走，却被晁盖、刘唐两个拦住。王伦见头势不好，口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哪里？”虽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本待要来救，见了林冲这般凶猛势头，谁敢向前。林冲拿住王伦，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胞察地搠倒在亭上。可怜王伦做了半世强人，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应古人言：“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也深。”林冲批判王伦主要有两条：一是“这梁山泊便是你的？”指出王伦极端自私，把梁山事业、把第一把交椅完全看成是自己的，这与宋江动不动就让位的大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是“你这嫉贤妒能的贼”。王伦气量狭小，不能容人，真如“武大郎开店——用矮子”，这样岂不使天下江湖好汉寒心，避之惟恐不及，哪里还能千里投奔，共创大业呢？本来，王伦对山寨有开创之功，但林冲的火并王伦却得到几百年来读者的赞赏，许之以“义举”，认定以侠义行为，盖因于此，小说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有回前诗一首：

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宽柔。

只将寨主为身有，却把群英作寇仇。

酒席欢时生杀气，杯盘响处落人头。

胸怀褊狭真堪恨，不肯留贤命不留。

这首诗与林冲怒斥王伦的话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思想内容是相通的。它为王伦这个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把梁山泊看成是自己私产的人物，作了个全盘的总结。

领导用人不仅仅限于和部属建立起和谐的上下级关系，还要与其建立起平等的友谊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基于尊重与爱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者，实践中人才常常会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这就需要领导爱护他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大力配合，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准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准许他们继续革命，这是毛泽东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贯政策和思想观点。一般说来，党内犯错误的同志，除了极少数人不愿继续革命，绝大部分同志是愿意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革命的。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党的全体同志，“要准许别人革命”。毛泽东告诫说，不要做肚量狭小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王伦，不要做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否则是很危险的，不仅会损害革命事业，而且连自己的命也要革掉了。毛泽东自己是不屑于做王伦一类人物的：长征路上张国焘闹独立另立中央，受挫后归向延安，毛泽东在批评他的错误后还是安排他继续担任中央领导；高岗排挤中央别的领导，搞反党活动，错误被揭露后畏罪自杀，毛泽东说过，高岗不自杀，还是要安排他到西北地区工作的；林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折戟沉沙，自我爆炸后，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447页）对于这些犯了错误及至罪行的自己又不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尚且如此，对于那些错误不很严重的同志更是准许人家革命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善于团结人，包括善于团结犯错误的人，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毛泽东的这些做法很值得现代领导者借鉴：爱护人才，就要在其遭到挫折和困难时，满腔热忱地给以支持和帮助；爱护人才，就要在其受到冤屈或遭到不公平待遇时，领导者敢于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明辨是非，有护才之胆；爱护人才，就要在其有缺点错误时，耐心帮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宽泛而不失威严，灵活而又有原则，促其改正；爱护人才，就要在其遭遇困难时，竭尽全力帮助解决；爱护人才，还要使其敢于负责，勇于发挥创造力，等等。

5.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723页。

林冲，在梁山泊英雄中排行第六，马军五虎将第二。早年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因他的妻子被高俅儿子高衙内调戏，自己又被高俅陷害，在发配沧州时，幸亏鲁智深在野猪林相救，才保住性命。被发配沧州牢城看守天王堂草料场时，又遭高俅心腹陆谦放火暗算。林冲杀了陆谦，冒着风雪连夜投奔梁山泊，为白衣秀士王伦不容。晁盖、吴用劫了生辰纲上梁山后，王伦不容这些英雄，林冲一气之下杀了王伦，把晁盖推上了梁山泊首领之位。林冲武艺高强，打了许多胜仗。在征讨江浙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军胜利后，林冲得了中风，被迫留在杭州六和寺养病，由武松照顾，半年后病故。

说起林冲，应该说是逼上梁山的最典型的人物。在林冲身上有着善良、正直、谦和有礼等诸多美德。可事实上偏偏林冲过得非常苦闷，林冲的大半生都是在忍辱受气中度过的。

林冲一生中，屡屡受挫，到处蒙冤受气：调戏自己妻子的歹人打不得，折磨自己的公人杀不得，初来水泊时小人容不得，捉了仇人高俅这仇却还是报不得！林冲是何等的郁闷！《水浒》中有一首词写林冲初来水泊时，王伦不容他的愁闷心情：

“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涟涟。江淹初去笔，霸王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伍相受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苏武陷居延。”

说来这词句中的心情竟几乎伴随了林冲的一生。

林冲本性良善，顾虑较多。处处先替别人着想，处处忍气吞声。为了怕自己走后，高衙内纠缠勒逼，就忍痛写下休书，休掉自己心爱的娘子，鲁智深要杀董超、薛霸两个公人，林冲也来劝说：“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分付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到了梁山上，王伦冷言酸语地对待，林冲也是逆来顺受地听王伦的安排。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评论林冲说：“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班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这个评论，突出了两条：“熬得住”是说林冲逆来顺受，性格隐忍，绝不轻易造次，更不犯上作乱；“做得彻”是说林冲一旦隐忍超过限度，积恨难平，能量爆发，即如岩浆喷出，不可扼止，来个彻底的揭地翻天。

《水浒传》一书，以五回专写林冲。观林冲前后行事，金圣叹的评论有些道理。

毛泽东评论林冲，与金圣叹有相通处，但却是另一角度。

1936年12月，在陕北站住脚跟的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开始在理论上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侧重研究军事战略，此时他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第五章第三节讲到“战略退却”，毛泽东写道：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不能迅速的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林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23页）

仔细品味毛泽东的评论，再次细读“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确实令人有一番新的感悟：

洪教头自我感觉是处于优势。他是主人柴进的武术教师，即“师父”，“此间又无对手”，难免志满意得。他是“挺着脯子”出现在宴席上，林冲参拜，他也“不还礼”，主动去上首便坐。当柴进点明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时，洪教头还不买账，言语间讽刺林冲是假冒“教头”，“诱些酒食钱米”，还“跳起身来”要与林冲比试棍棒。两人使棒之时，洪教头求战心切，三次连喊“来”“来”“来”，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见对手后退，马上“赶入一步”。真是“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

再看林冲，此时是“流配军人”，木枷在身，头顶“重罪”，因而谦礼卑词，处处退让。洪教头要比武，林冲忙说“不敢”；又怕打翻了洪教头，与柴进面子上“不好看”；洪教头“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哀兵政策，守势战略。这并非林冲无能，当他弄清了柴进是要他赢，也看清了洪教头“步已乱了”，便乘虚而入，后发制人，一棒扫倒了洪教头。

比武论输赢，战争看胜负；使棒看棍术，打仗看战术——隔行不隔理，林冲的“退让一步”里面，隐含着与“战略退却”相通的深刻道理：林冲武艺高强又机智沉着，他对盛气凌人的洪教头屡次谦让，最后终于在退让中找出了对方的弱点，趁机取得胜利。

毛泽东引用“林冲棒打洪教头”这个故事，在于批评党和红军中“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冒险。1928年以后，在党组织和毛泽东的指引下，由于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组织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调集重兵进行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丰富和发展了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了弱军战胜强敌的战争史上的奇迹。1933年3月，中央红军又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指挥下，伏击歼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孙子兵法》上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意思是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敌人疲劳退缩时，再狠狠打击。积极防御中的战略退却，其意义正在于优势之军攻来时，避敌锐气，保我实力；拖敌疲惫，寻敌破绽，而后达到避实击虚歼灭强敌的作战目的。林教头的棒法，启发了毛泽东的战法。

左倾教条主义者碰得头破血流，军事上失败了，根据地丧失了，实实在在当了一把“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的洪教头。

军事上有进有退，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毛泽东从“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中，悟出了事物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辩证法，用以指导军事斗争，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稳操胜券。

6. 干革命要学拼命三郎石秀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1页）

石秀，江南人氏，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蓟州卖柴度日，有一身好武艺，又爱打抱不平，外号“拼命三郎”。在蓟州街头因打抱不平与杨雄结拜为兄弟。三打祝家庄，石秀故意让孙立捉住，混入庄内作了内应。卢俊义被困大名府即将杀头，石秀一人跳楼劫法场，救了卢俊义的性命。因为不认识城中的道路，被梁中书所拿，与卢俊义一同被打入死牢。梁山人马攻打大名府后救出石秀、卢俊义。石秀作了梁山第八名步军头领，与杨雄驻守西山一带，排梁山英雄第三十三位。在征讨方腊时战死。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62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予，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因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石秀解人危难，冲锋陷阵，有一股拼命精神，可他处事并不鲁莽，既有心计，又懂策略。在一打祝家庄的战斗中，宋江听说路径甚杂，派杨雄和石秀二人去探听路途曲折，知得顺逆路程。杨雄打扮成解魇法师，身边藏了短刀，根本不顾及祝家庄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去，左来右去，只是走了死路。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蹊跷，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他方才掣出刀来，伤了四五个人，挡不住人多，因此吃拿了。而石秀扮作卖柴人深入庄内，得到钟离老伯指点，终于探明盘陀路的秘密，为打下祝家庄立了大功。打破祝家庄之后，宋江要把村坊洗荡了，石秀劝阻道：“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表现了对平民百姓的关切之情。宋江不仅因此饶了一境之人，还各家赐米一石，以表人心。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

梁山好汉许多都有拼命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单单提到石秀，一是因为他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二是他的绰号“拼命三郎”给他做了“广告”。不管怎么说，石秀这位梁山英雄给人烙印最深的地方是有一股“拼命”精神。毛泽东1957年3月中旬用4天时间，奔走于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向广大干部讲“双百方针”，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社会主义建设。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中，他由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谈到人生的价值，鼓励人们要像“拼命三郎”石秀那样，以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劲头、热情和精神，把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做到底”。

命者，性命、生命之谓也。可以拼命，可以献出生命，可以牺牲自己以成就事业，以服务人民，这是对人的终极考验，是人生最高精神境界。在革命战争年代，时代精英们形成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那就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拼着性命去干好革命事业。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现代化实现。

不管你的生命历程有多长，六七十岁的人也好，七八十岁的人也罢，没有拼命干好工作的精神，生命价值将大为逊色。人活于世，要想做出些业绩来，立功立德立言，光有志气、理想、愿望这些空洞的东西不行，还要有务实的作风，锲而不舍的劲头和拼命的精神，因为好多事情的成败都取决于再坚持一下和再拼搏一次的努力之中。“拼命”之中含有意志和毅力在内，所以“拼命”精神是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精神素质。当然，拼命精神的具体内涵有其时代性，石秀的“拼命”，主要表现在对梁山兄弟的义气，对梁山事业的忠诚，表现在打斗和战斗中的冲锋陷阵，而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大量的表现在日常工作中的迎难而上，锐意进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取得成功，走向辉煌的重要条件。

7. 鲁智深杀恶人，做善事

毛泽东：“……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有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l页。

鲁智深，梁山泊第十三位好汉，十员步军头领第一名。鲁智深原名鲁达，是经略的提辖，因为见郑屠欺侮金翠莲父女，三拳打死了镇关西。被官府追捕，逃到五台山削发为僧，改名鲁智深。鲁智深忍受不住佛门清规，醉打山门，毁坏金身，被长老派往东京相国寺，看守菜园，因将偷菜的泼皮踢进了粪池，倒拔垂杨柳，威名远扬。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高俅派人捉拿鲁智深，鲁智深在二龙山落草。后投奔水泊梁山，做了步兵头领。宋江攻打方腊，鲁智深一杖打翻了方腊。后在杭州六合寺圆寂而死。

花和尚鲁智深是《水浒传》中支撑门面的人物，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无不对其印象深刻。

鲁智深原来的名字叫鲁达，是陕西渭州的一名军官。有一次，他要教训一个外号叫“镇关西”的恶霸，砰砰砰打了三拳，没想到拳头太重，把人打死了。尽管打死了坏人，可也是要偿命的，鲁达只好逃走，逃到五台山文殊院当了和尚。文殊院的长老给他起了个法名叫智深。

按规定和尚是不能喝酒的，但鲁智深喜欢喝酒，很难忍得住。一次喝了酒撒起酒疯，几十个人都按不住他。第二次喝酒，他的祸闯大了，把山腰的亭子和泥塑的金刚都打坏了，长老没法再原谅他了。长老说：“我这里不能留你了，我介绍你去东京大相国寺，我师弟在那儿当长老，他会安排你的。”

东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大相国寺的长老也不敢把鲁智深放在庙里，只派他去酸枣门外看守菜园。这差事正适合鲁智深，因为菜园里的蔬菜常被小流氓们连偷带抢，没人管得住。但流氓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把新来的和尚扔进粪坑里，给他一个下马威。

流氓们拿着礼品，假惺惺对鲁智深说：“我们是街坊邻居，特来祝贺的。”

鲁智深见这些人不肯进屋说话，站在粪坑边不动，便有些疑心了。领头的流氓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跪了下来，想等鲁智深来扶他们时，抓住鲁智深的脚把他掀翻。但鲁智深的动作更快，嗖嗖两脚，张三和李四就掉进粪坑里游起泳来，这粪坑太深了。

鲁智深哈哈大笑，“先把他们拉上来洗一洗，再来说话。”

流氓们七手八脚救起张三和李四，他俩洗去满身臭屎，换上同伴的衣服。鲁智深把自己的出身告诉流氓们，“千军万马中我都能进进出出，对付你们几个小混混算什么！”

流氓们屁滚尿流地回去了。第二天他们杀了猪买了酒，恭恭敬敬地来请鲁智深，嘴里师父长师父短的，把鲁智深奉承得好高兴。正吃着唱着，听见树上乌鸦哇哇乱叫。张三说乌鸦叫不吉利，李四就要拿个梯子去拆乌鸦窝。

鲁智深看看这棵杨柳树，说：“哪要什么梯子。”

只见鲁智深脱了衣服，露出背上的锦绣纹身（所以他叫“花和尚”）。他走到树下，弓下身去，右手在下，左手在上，腰部一使劲，竟将柳树连根拔起！

众人全都拜倒在地，一边嚷嚷着：“师父不是人！”

“我不是人是什么？”

“师父若不是天上的罗汉，哪来这样的神力！”

从此这些人对鲁智深崇拜极了，每天拿酒菜来款待鲁智深。鲁智深酒后兴起就为大家表演拳术，他的拳带着醉意，叫“醉八仙”，其中名堂很多，什么“荷仙姑懒卧牙床”，“韩湘子倒拔金箫”，“吕纯阳飞剑斩黄龙”，“铁拐李独脚下云梯”．．．．．．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又过了几天，鲁智深想：“老是吃人家的，多不好意思。”于是他也准备了酒菜回请众人。众人吃得高兴，有的提议：“见过师父打拳，没见师父使兵器，能让我们开开眼吗？”

鲁智深说：“行，把我的禅杖扛出来吧。”

鲁智深的铁禅杖长五尺，重六十二斤。鲁智深拿在手里舞动起来，越舞越快，密密层层，风雨不透。

这时候从矮墙外传来喝彩声。此人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绰号“豹子头”。从这一天开始，林冲和鲁智深意气相投，成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第二回赞扬鲁智深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批评《水浒传》，则说他是“勇人”、“仁人”、“圣人”、“活佛”。

毛泽东说他可做“共产党人”，并且“没人推荐，我来介绍”。

大概这几位思想大家都看定了鲁智深的热血忠肠，肝胆照人。他的豪气、磊落和真纯，直令逞凶大霸退避三舍，自私小人自惭形秽。

拿毛泽东所举三条好汉来比较，鲁智深有李、武之长，却没有李、武之短。

他虽然疾恶如仇，却从无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凶残，也没有武松鸳鸯楼连杀十几人的血腥。在他“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个人行侠旅程里，从没见他的禅杖戒刀挥向无辜弱小，这在梁山众好汉中实属罕见。鲁智深也杀人放火，但是杀恶人，做善事。

鲁智深也还算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小霸王周通（后来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一）要强迫桃花村刘太公女儿为妻，鲁智深对他说：“周家兄弟，你听俺说。刘太公这头亲事，你却不知，他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里怕不情愿。你依着洒家，把来弃了，别选一个好的。原定的金子缎匹，将在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无奈，只好说：“并听大哥言语，兄弟再不敢登门。”鲁智深趁热打铁，忙接着说：“大丈夫做事，却休要翻悔。”周通当即折箭为誓。鲁智深这番思想工作，摆之以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有人情味，放射着人性的光芒。“花和尚”那个时代，并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没有“不许侮辱妇女”这一条，他搬出的仍然是“养老送终，承祀香火”的封建伦理教条，但在当时，他却用这个武器纠正了桃花山义军领导班子“二把手”周通的“强人观念”，维护了义军的形象声誉和根据地周边民众的切身利益。

当然，鲁智深不是没有缺点，他确实有“不讲策略”的毛病，主要是不讲宗教政策。小说里说他在五台山文殊院革命时，捣毁庙宇，讨伐僧人。这虽然有张扬个性崇尚自由的内涵在，但酒后踢坍山亭，砸倒金刚，岂不是毁坏宗教场所，破坏文物；乱打“职事僧人”，岂不是没有“阶级感情”，不讲组织阵线。

不过鲁智深后来似乎改掉了这个毛病，当他在五台山七个月的革命革不下去了时，转移阵地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去看菜园子。那里有一伙泼皮无赖——现在叫流氓无产者。鲁智深曾经把他们踢下粪坑，惩之以力；又曾经倒拔垂杨柳，警之以威；还曾经请他们吃酒肉，联之以情。这些关节果然管用，众泼皮成了鲁智深的帮手。随后，高衙内欺负林冲娘子，鲁智深就是带领这二三十个泼皮赶去相助打抱不平的。

8. 李逵仗打得很好

李逵是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农民出身。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李逵，长相黝黑粗鲁，小名铁牛，江湖人称“黑旋风”，排梁山英雄第二十二位，是梁山步军第五位头领。宋江被发配江州，吴用写信让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照应。李逵这时正是戴宗手下做看守的一名小兵，就和宋江认识。戴宗传梁山假书被识破，和宋江两人被押赴刑场杀头，李逵率先挥动一双板斧打去，逢人便杀，勇猛无比。上梁山后，思母心切，就回沂州接老母，翻越沂岭时老母被老虎吃了，李逵生气杀了四虎。招安时，李逵不愿受招安，大闹东京城，扯了皇帝诏书，要杀钦差，还砍倒梁山泊杏黄旗，要反攻到东京，为宋江夺皇帝位子，多次被宋江制止。李逵受招安后被封为镇江润州都统制。宋江饮高俅送来的毒酒中毒后，想到自己死后李逵肯定要聚众造反，怕坏了梁山泊的忠义名声，便让李逵也喝了毒酒一块儿被毒死了。

“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这是《水浒传》第七十三回赞颂李逵的诗中的两句。李逵被称为“梁山第一好汉”，他几乎被看做正义的化身。

《水浒传》梁山英雄中，有三个人物贯穿了全书，而且都写得细腻精彩，有血有肉，那就是宋江、吴用和李逵。宋江执掌梁山命脉，吴用运筹军机要略，全程描写他们不足为奇，独李逵享此殊荣，却叫人拍案惊奇。别的好汉，如林冲、花荣、武松、鲁智深等，一旦上得梁山，就淹没在众头领的“集体活动”中了，再也显现不出个性的光辉。独李逵上得山后，却益发活跃，屡屡占尽风流。

也许，小说作者正是要借助李逵的板斧，尽情伸张“世间直气”。

毛泽东欣赏李逵的忠义威猛，把他看做最具革命性的造反起义者。李逵的上梁山，不是被逼上去的，而是自觉地造反起义的，用以往时髦的话讲：他的阶级觉悟最高。李逵的阶级立场也站得最牢，坚决造反不投降。

李逵对招安投降话题本能的敏感和厌烦。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众兄弟同赏菊花，宋江大醉作《满江红》调，下片结尾处写道：“望天王降招早招安，心方足。”乐和奉命演唱，李逵听到这后一句，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李逵这里虽然是“酒后发狂”，“醉后冲撞”，且反对招安的理由也不充分，只是粗鲁谩骂，但他反对招安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

做为梁山义军将领，李逵抗拒招安的手段自有独特处。小说第七十五回，朝廷派太尉陈宗善赴梁山招安，宣读完皇帝的招安诏书，早已藏到梁上的李逵跳了下来：

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侯喝道：“这厮是甚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侯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扯碎诏书，痛殴朝臣，大骂皇帝，愤怒已极的李逵只想断了招安这条不归路。只可惜李逵在反对招安之外，没有号召众人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他的反对投降只是借直觉和斗争经验，缺乏清醒的理性作为精神支持。

但是，李逵即使在江湖义气的笼罩下，被宋江等人胁迫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他的内心世界也时刻躁动不已。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招安没有出路，至少将受制于人，失去以往无拘无束的“快活”。小说第九十回，宋江征辽胜利归来，时值正旦节相近，便入朝贺节。众位兄弟虽然有功，但一无赏赐，二无名位，宋江朝贺回来，闷闷不乐，李逵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李逵道出了投降不被重视，却被猜疑，自惹烦恼的可悲结局。他反心再起，实因本来就不愿招安投降。

毛泽东愿意用李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历程，来引导革命军队的将士们提高作战本领；用李逵的战斗精神，评价激励敢于同敌人奋战厮杀的同志；用李逵的不妥协立场，坚定人们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地沿着革命道路走下去。

在李逵身上，毛泽东充分地挖掘了他的革命精神内涵，活化为革命队伍的精神养分。

“黑旋风”的绰号，也透露着李逵性格方面的凶险信息：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载，“旋风”是金代一种火炮名称，猛烈异常。明人茅元仪《武备志》也有关于“旋风炮”的记载。李逵脾气暴躁，性如烈火，加之肤色如黑炭，故称“黑旋风”。

张岱《水浒牌四十八人赞》对李逵的赞语是：“面如铁，性如火。”六个字概括了李逵的长相和个性。

《水浒传》突出了李逵这方面的特征，写他勇猛绝伦，每次临阵，必赤膊露出浑身黑肉，冲锋陷阵如同雄威猛烈的旋风炮一般，敌人无不畏其猛，惧其凶。李逵暴躁火烈的性格向凶险方向发展，在战斗之时体现最为明显，他的两把板斧挥舞起来，就没有了界限，官军奸人也杀，无辜百姓也砍，“凶是没头神”（第三十九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命定李逵为“天杀星”，盖因于此。

既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这正是流氓（游民）无产者的独特属性。

勇李逵革命坚定，作战勇敢，毛泽东是欣赏的；莽李逵不讲政策，滥杀无辜，毛泽东则以为要不得。后一点引申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则是不顾客观规律的“左”倾蛮干。在向自然作战，同地球作战时，千万不能犯“李逵式”的错误。

虽然毛泽东说三位梁山好汉“是我们路线的人”，并要亲自介绍他们“进共产党”，但举他们为例，还是当成“反面教员”来看待的，因为这三个好汉“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更不能帮助和团结“犯路线错误”的同志。

李逵的“好杀人，不讲策略”，已如前述，这里只看李逵的“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李逵的服人，从来不讲心服，只是一味力服，动不动就是叫板斧说话。如小说第四十一回，宋江在众好汉劫了江州法场，智取无为军后，恳请众位好汉都上梁山——（宋江）说言未绝，李逵跳进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宋江道：“你这般粗卤说话！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众好汉要不要都上梁山，李逵和宋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李逵逼之以斧，不上梁山的“砍做两截”，是以力服人；宋江动之以礼，恳请在先，力求“心肯意肯”在后，是以理服。相比之下，李逵不仅不会，是干脆没有想到政治思想工作。宋江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动员众好汉上梁山这件事来说，他的办法确实体现了革命领袖的组织才能。革命靠觉悟，革命靠自觉，这在封建时代也是如此。

9. 梁山好汉数武松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3页。

武松排行第二，江湖上人称武二郎，清河县人。景阳冈借着酒劲打死老虎，威震天下，做了阳谷县步兵都头。哥哥武大郎被奸夫淫妇潘金莲、西门庆杀害。武松杀了奸夫、淫妇，报案自首，被发配孟州牢城。在安平寨牢营，结识了金眼彪施恩。为替施恩夺回店铺，武松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后被蒋门神勾结张团练所陷害。在飞云浦武松杀死公差，回鸳鸯楼杀死张团练、蒋门神，在十字坡张青酒店改扮成行者，在二龙山落草，后来投奔梁山泊。成为梁山第十四条好汉，步军第二名头领。攻打方腊时失去左臂，留在六合寺照看林冲，后出家成僧，到八十岁死去。

武松是《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也是小说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是山东清河县人，兄弟中排行第二，人称“武二郎”。血溅鸳鸯楼后，为逃避缉捕，改为行者打扮，故亦称“行者武松”。作品写他是“天伤星”临凡，“身长八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他位居十四，为梁山正将，步军头领。武松是一个深受群众喜爱的传奇式的英雄。他英武、刚强、精细、泼辣，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同情被压迫者。对于自然界的猛虎和社会上的邪恶势力，他都敢打敢斗，宣称“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从不屈服低头。其斗争有勇有谋，精细干练。在《水浒传》的读者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水浒》英雄数武松。”

毛泽东也十分喜爱武松，特别推崇武松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

武松打虎的故事是《水浒传》中的精彩片断，突出地表现了武松超人的豪气、勇猛和神力。是塑造武松英雄形象，使其与别的英雄有所区别的神来之笔。

这种带有夸张成分的英雄故事，对于充满幻想、崇尚传奇人物的少年具有永久的魅力。少年毛泽东生活的韶山冲，偶尔有虎狼出没——他的父亲毛顺生就曾在路上遇到过老虎。这无疑促使少年毛泽东更加景仰“打虎英雄”。所以，对于武松打虎故事“读了又读”，和别人互相讲述，和小伙伴们模仿表演，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武松打虎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记忆的屏幕上，以至于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常常提到打虎英雄武松。

“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最为精彩、最为感人，也最能给读者打下烙印的片断。武松的自信、勇武、机警，禀性刚强、斗争坚决和富有正义感的文学形象，都得到了极好的刻画。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充分展示了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和“打虎不死，反来伤人”的清醒认识。

对这个几百年来在读者中影响深远的故事，毛泽东在引用时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含义。不是突出武松的英雄气概，而是突出武松对老虎吃人本质的明确认定——在武松看来，刺激不刺激老虎“总之是要吃人的”。当然，这取决于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的出发点，是针对一些人不明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性。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与国内外反动派的关系，就像武松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完全对立的。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仁慈或软弱而有所改变，这一点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反动本性不会改变，他们也是要“吃人”的，并不因为人民的仁慈而有所改变。因此，像武松打死老虎一样，人民政权对国内外反动派必须实行毫不留情的专政。

“专政”手段确实是够“刺激”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

老虎吃人本性不改，启示人们认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反动本质不变；武松打虎毫不手软，启示人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动摇。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说明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5、1481页）这是毛泽东解读“武松打虎”故事的新收获，他用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结合现实政治斗争的内容，有力地批驳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太刺激了”的错误论调。

对于人民的敌人，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要学怜悯冻僵的毒蛇的农夫，而要学景阳冈上眼明志坚、除恶务尽的打虎英雄武松，这就是毛泽东的告诫。

有人以为，就梁山好汉群体里比较而言，武松是完美无缺的英雄，所谓“梁山好汉数武松”是也。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武松也有他的另一面。

诚然，作为草莽英雄，武松的优点要多一些：他神勇无比，武艺绝伦；他悌兄尊嫂，恭恭敬敬；他胆大心细，进退有据；他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勇于反抗，杀尽不平。这些优点和长处，使他能够成为封建时代的革命者，成为社会底层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代表者。

但是，武松身上也沾染了市民阶级乃至地主阶级的庸俗情趣。他不事生产，“要便吃醉了，和人相打”，好酒使气；他贪利好名，甘心被人收买，道德界限混淆，是非不分，阳谷知县抬举他做了都头，为报此恩，竟十分尽力地将其搜刮的金银押去东京；他受了施恩一点小惠，就甘心为他夺回快活林；尤为不堪的是，张都监召他做个亲随体己人，百般抬举，还将心爱的养娘许做妻室，甘愿充当其保镖护随，最后中了圈套。面对这些诱惑，武松完全失去警觉。

对于英雄武松的另一面，毛泽东也是注意到了的。

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半段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谈到了“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毛泽东的讲话，大段大段的内容则是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团结的愿望，要一看二帮。他说：

“我们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改，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阿Q不满意，就是那个什么赵太爷不许别人革命。过去和今后，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从这个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二帮，帮他改。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加分析，还是有希望的。无非两种可能：能改，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跑到那边去了，经过批评、教育，加上客观形势的改变，可以改变过来。”

讲到这里，道理已经够充分的了，正面反面的论证都有了，但毛泽东言犹未尽，他再次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想到了武松，他继续说到：

“谁人无错误、缺点。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现在我出大字报，《简报》是中字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0～221页）

这次，毛泽东对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虽然说他们“可进共产党”，并愿意亲自当入党“介绍人”，承认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但主要的是批评他们“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破坏性缺点，是把他们作为不善于开展党内斗争的“反派人物”来引证的。武松的缺点，大概首推“好杀人”了。比如，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就血腥味十足。小说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向张青、孙二娘夫妇述说杀人经过：

“昨夜出得城来，叵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要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公人踢下水里去。赶上这两个鸟男女，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都撇在水里。思量这口鸟气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扒入墙内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鬟。直上鸳鸯楼上，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又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娘都戳死了。”

就这样，武松一连杀了19人。杀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杀图谋害人的两个杀手和两个公人，给那班贪官污吏、奸商恶霸及其帮凶以严厉惩罚，这是武松的反抗复仇，他不愧为造反英雄，一时豪杰，但杀得兴起，连无辜的佣人，无罪的丫鬟，于事无牵扯的妇女儿童，都一概杀死，乃至蜈蚣岭上杀死不谙事的道童，就更没有缘由了，这只是游民无产者残酷报复性和破坏性的表现。《水浒传》作者在石碣天文上把武松排为“天伤星”，大概缘此吧。

武松“好杀人”，杀得“一时兴起”，结果难免杀到自己阵线里来，杀了不少“阶级弟兄”，至少是破坏了、削弱了梁山起义队伍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内斗争，万万不能“一时杀得兴起”，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许多忠心耿耿好端端的同志当成了“阶级敌人”。在梁山泊好汉集团里，武松、李逵、鲁智深都可说是响当当的“左派”，但他们的“三条”错误，其实都是“左”的错误。在革命队伍里，就其危害性和破坏性来说，从来就不是“左”比“右”好。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团结，要一看二帮，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是真理性的，是指导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他本人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了，团结了党内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使党越来越强大。

从少年时代的表演“武松打大虫”，到晚年在庐山上谈武松的缺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表明，文学形象武松给予毛泽东的智慧启迪和斗争勇气都是巨大的。其中尤其是对景阳冈打虎故事的引用，随着《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政论的广泛传播，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打虎故事更为精彩。它确定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走向。“或者被虎吃掉，或者把虎打死，二者必居其一”，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革命领袖、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共识，浸润和渗透到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去了。这是毛泽东解读《水浒传》古为今用最为亮丽、最为精彩的一笔。

10. 三阮是反皇帝的

主席接着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记者：《毛泽东评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水浒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00页。

阮小二，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七位，是梁山四寨水军头领第四位。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是梁山泊旁边石碣村人，个个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赤发鬼刘唐浪迹江湖，探听到生辰纲消息，晁盖、吴用和阮氏三兄弟一起，在黄泥冈用蒙汗药麻倒杨志，抢了生辰纲。济州府派何涛到郓城县捉拿晁盖等，幸亏有宋江事先通知，众好汉避到石碣村，官军追到时，被阮小二兄弟在芦苇港全部消灭干净。高俅等几次攻打梁山泊，阮小二兄弟率水军大出风头，建立奇功伟业。宋江攻打方腊时，阮小二率水兵袭击南军水寨，遭南军火排袭击，阮小二正要跳水逃跑，被挂钩搭住，他不愿受辱，自刎而亡。

阮小五，梁山好汉中第二十九位，排梁山八大水军头领第五位。阮小五在阮氏三兄弟中排行第二，亦是梁山有名的水中好汉，浪里英雄。他从小生长在石碣村，打鱼谋生，在黄泥冈劫了生辰纲，因官军追捕逃回梁山泊，与兄弟一起打败何涛。高俅率大军围断梁山，阮小五水中奋勇杀敌。他与童威一起驻守梁山东北水寨。后随宋江征讨方腊时战死。

阮小七，绰号“活阎罗”，是梁山英雄中第三十一条好汉，梁山水军八员头领第六位。阮小七在阮氏三雄中年纪最小，跟随两个哥哥行走江湖，干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黄泥冈和晁盖等用药酒麻倒青面兽杨志，劫了生辰纲。浔阳江上救宋江，打败官军。梁山泊里驾舟踏浪，先打败何涛，再打败高俅，水中的功夫，令梁山好汉们刮目相看。他与童猛一起驻守梁山泊西北水寨。受招安后，阮小七被封为盖天军都统制，因穿着龙袍戏耍被剥夺官职，贬成平民。阮小七就和老母亲回梁山泊石碣村打鱼去了。

在梁山好汉中，哥俩同时上梁山的，为数不少，如宋江和宋清，解珍和解宝，邹渊和邹润，童威和童猛，穆弘和穆春，张横和张顺，孔明和孔亮等，而兄弟三人一起造反起义的，只有“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对这哥仨，毛泽东评论较少，但颇有好感，称许他们是梁山领导集团中的坚定革命派。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当天上午，在介绍人员时，询问姓名，当他听到阮迪民（要闻版编辑）的姓名时，风趣地说：“嗯，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听了一个名叫水江（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侧首大笑着说：“那你可不缺水呵！”（武象迁韩雪景：《跟随毛泽东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7页）

“阮氏兄弟”也称“阮氏三雄”，指梁山水军头领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和活阎罗阮小七，他们原都是梁山水泊岸畔石碣村的渔民。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状况越来越趋于窘困，他们痛恨官府“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下乡来，倒先把老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他们还为捕盗官军被王伦的梁山义军“吓得尿屎齐流”，感到无比痛快。他们本能地向往梁山义军的平均主义的生活理想：“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军；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棉；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人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所以，当吴用来说动他们参加劫取生辰纲时，三阮都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三阮内心世界的反抗意识如烈火干柴，他们企盼有人带领他们闯世界，说：“若有识得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受用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阮氏三雄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在反击前来追捕官军的战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官军临近，阮小二镇定地说：“不妨！我自对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里去死，小半都搠杀他。”他们仇恨“虐害百姓的贼官”，上阵杀敌，有勇有谋，在水上游击战中，智擒了何观察，说：“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由于武艺高强，水性超绝，斗争坚决，上山后为梁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七十一回，排座次时，分别坐了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一把交椅，都成为水军头领。

梁山义军最终接受了招安，投降了朝廷。在梁山义军将领中，有主张招安的，有反对招安的。阮氏兄弟都是反对投降的。毛泽东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评论那个著名的谈话中，这样提到“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第457页）

三阮是《水浒传》著名反抗事件“智取生辰纲”的参加者，也是较早加入梁山队伍的头领，对梁山事业的壮大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在反抗赵宋王朝的斗争中，他们是中坚力量，是硬骨头战士，较多地体现了起义农民革命性的一面。小说描写“阮氏三雄”反对投降主要有两个情节：

一个情节是阮小七偷换御酒，使朝廷的第一次招安严重受挫。小说第七十五回写道，道君皇帝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丹诏御酒，前往梁山招降。陈宗善带领李虞侯、张干办等一伙人马，来到梁山水泊岸边，活阎罗阮小七驾船“迎候”：

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一家带一口腰刀。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而已，旁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侯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采他，只顾唱歌。李虞侯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侯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的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梢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后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楔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一尺多水。那两只船帮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

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着，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着船来。

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山寨里村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抬，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抬着。……宋江道：“……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锺，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杀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

把“馨香御酒”偷换成“淡薄村醪”，用漏船迎候朝中“贵人”，阮小七这个玩笑开得很够档次，且满含思想价值：“御酒”为皇帝所赐，宋江可怜兮兮说的“沾恩”，即皇恩浩荡之意，偷换御酒以水酒代之，藐视王法，全不把皇帝老儿放在眼里，这就是毛泽东说“三阮是反皇帝的”证据吧，此为其一；太尉为宋徽宗时全国最高武官官阶，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招安，官不算小，格不算低，也还“专业对口”，怎奈活阎罗把他当猴耍，弄个漏船逼他出洋相，这是在谈判桌上与酷吏赃官斗法之意，此为其二；宋江等人，低声下气，一味乞降，冷了众弟兄们的心，偷换御酒事件，使梁山主降派陷入窘境，犹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阮小七等把平时“倒地便拜”的宋江哥哥弄得也哭笑不得无可奈何，此为其三。这三条和盘托出了阮氏兄弟不愿投降，反对招安的内心世界，

第二个情节在小说第九十回，写的恰恰是“骂下关去”的六个水军头领。梁山义军接受招安后，出兵征讨辽国，为“保境安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可蔡京、童贯等朝中奸党并不把这些看在眼里，蒙骗道君皇帝，只授予宋江“皇城使”的小角色。正旦节入朝受到冷落，骑马入城又被“出榜禁约”，受了一肚子窝囊气，此情此景，迫使阮氏三雄等六位水军头领谋议再次反上梁山——且说水军头领特地请来军师吴用商议事务。吴用去到船中，见了李俊、张横、张顺、阮氏三昆仲，俱对军师说道：

“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俺哥哥破了大辽，止得个皇城使做，又未曾升赏我众人。如今倒出榜文来，禁约我等不许入城。我想那伙奸臣，渐渐的待要拆散我们弟兄，各调开去。今请军师做个主张，和哥哥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

吴用道：“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六个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做声不得。

三阮等六位水军头领对接受招安后所面临政治形势、梁山义军今后出路的判断，是正确的：腐败的赵宋王朝政治黑暗，君昏臣奸；梁山义军即使再忠心报国，立有战功，也不会得到信任，更不会得到重用；义军将领最终将被分离拆散，“各调开去”，而后逐个收拾。关于再次反上梁山的行动方针，他们确定了两条：一是估计到宋江“断然不肯”，是顽固的投降派，所以不与他合作（商量），也就是甩开宋江，拥戴实际上的二把手军师吴用主持“再回梁山泊”大计；二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在赵宋王朝的腹心地带闹将起来，其举动和影响肯定非同小可，远比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攻伐大名府要大得多。当然，他们的计划也有明显的缺点：吴用是谋略人才，不是统帅人才，大事面前拍不了板，没找准统帅；再次造反的目标低下，目光短浅，只是“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根本没考虑因势利导，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就梁山义军将领之间比较来说，三阮的反抗意识，造反精神，不投降的骨气还是“好的”，是出类拔萃的。一生颇具阳刚之气，在任何大人物和强敌面前都不低头，永远挺着胸膛的毛泽东，所欣赏他们的正是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