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大名著

二、《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

鲁迅先生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水浒传》几乎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选择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1.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

——薄一波：《毛泽东二三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30页

《水浒传》是怎样一部书，它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

有人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有人说，它是农民战争的教科书；有人说，它是市民的心路历程；有人说，它是游民无产者的心史；有人说，它是“天下第一奇书”；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巨著。当然，还有封建统治者说它是“诲盗”之书。

如果不拘泥于字面，包括后一种说法，都可以在《水浒传》书内找到自己的证据，都不乏立论的基础。当然，分析问题的阶级立场、思想情感和政治态度又当别论。

毛泽东自有看法，那是他把《水浒传》与《金瓶梅》做了认真比较后，就各自的主要倾向做出的结论。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发表谈话时说：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23页）对《水浒传》这个总体评价，毛泽东对薄一波也谈过：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毛泽东二三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30页）

这是毛泽东的比较研究：《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因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情况；《金瓶梅》要当作一部经济书看，因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经济情况。《水浒传》的“当时”是北宋末年，《金瓶梅》的“当时”则是明朝末年。毛泽东看问题，着眼主导倾向，着眼大的方面，着眼主要矛盾，说《水浒传》反映政治、《金瓶梅》反映经济，是讲其有代表性的一面。其实，《水浒传》也讲经济，只是情节太少，《金瓶梅》也描写政治，只是不像《水浒传》那样重彩浓墨。总之，毛泽东的解读和概括，抓住了这两本书在题材方面的主要特征，则是毫无疑问的。

《水浒传》主要是反映了北宋末年的政治情况。所谓政治云云，其主要内容是北宋社会的上层建筑。北宋封建官僚国家机器的大厦正摇摇欲坠，徽宗、钦宗昏庸无能，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中央政府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布国中，役繁赋重，民穷财乏，天下骚然。《水浒传》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宋徽宗赵佶，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官僚国家机器各级政府的贪官污吏，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刑狱和军队。

《水浒传》批判皇权自有其深刻的一面（宋江个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另一个问题）。《水浒传》开篇就告诉人们，臣奸官贪是因为皇帝昏庸，所谓“乱自上作”。有徽宗然后有高俅，有高俅然后有王进出走、林冲上山，于是一百单八人联翩而出。由于宋徽宗的“浮浪子弟门风”，擅长“帮闲之事”，所以他必然任人唯亲，近小人而远君子，造成“豺狼在朝，不容龙虎”的局面。徽宗一上台就重用高俅的“圣德”，与高俅一上台就陷害王进、林冲的“政绩”，联系得何等紧密，何等一致。《水浒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宋徽宗和高俅、童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来写的。对这个整体及其罪恶，宋徽宗第一个要负责。小说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宋徽宗的昏庸。童贯征梁山，“片甲只骑无还”，被高俅们以天气炎热水土不服蒙骗过去。可是当蔡京奏道：“另令一帅，再去征伐”时，天子又准奏了，天气忽然又不碍事了，兵士又可以服水土了。高俅全军覆没，本人被俘。回来的报告却是“中途抱病而返”，徽宗竟又被骗过。这说明这位“明君”太容易被骗了。童贯、高俅先后两次战败之罪，两次欺君之罪，加上第一次招安宋江时偷换御酒，第二次招安时故意读破句读，这些罪行被揭露出来，皇帝的处理却是“姑免这次，再犯不饶”。而后来童、高等人又一犯再犯，仍然没有“不饶”。宋徽宗对高俅们是这样的姑息养奸，而对一些正直的忠心耿耿的好官却是另一种政策。谏议大夫赵鼎、御史大夫崔靖提了一个招安的建议，一个被他削职为民，一个交大理寺问罪。亲疏好恶何等明显。小说所以这样写，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天下大乱，皇帝有责。在施耐庵的笔下，宋徽宗完全成了小人们手里的傀儡。《水浒传》对宋徽宗持批判态度，连金圣叹也看出来了，他批道：“作者于道君皇帝每有微辞焉！”

《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末年的刑狱状况更是骇人听闻。宋徽宗时期，冤案重重，《水浒传》写了几十桩冤狱。水浒英雄大都是从监狱走上梁山的。北宋的“法律”是极其残酷的。单是“刺配”的法令就有几百条之多，动辄被杖脊刺配。《水浒传》多次写到，所谓“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有多少拿不出“寄下”钱的人，在杀威棒下丧生。囚犯被打死“只似打杀一个苍蝇”。《水浒传》揭露了牢狱中草菅人命、滥施酷刑的黑幕。第九回写林冲含冤刺配沧州。到了沧州牢里，一个囚犯对他说：“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骗财物。若有人情钱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牢狱中的酷刑和各种折磨手段，更是令人发指。孟州牢城的囚徒对武松说：“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着，着一床干蒿草把你卷了，塞住了你的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压杀。”黑暗的司法状况显示着北宋社会的暗无天日。

至于北宋的军队，纪律废弛，将拙兵愚，毫无战斗力可言。出来“剿盗”的官军是“于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从州县地方武装，到中央大军，没有一次征剿是胜利的；带兵的将军，不是兵败身亡，就是投向义军。朝廷派出的将领级别越高，失败得越惨重，童贯落荒而逃，高俅当了俘虏。

当然，说到《水浒传》是反映北宋末年“政治情况”的，最多的内容则是它表现了广大受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这在本书的许多篇章都有论列，此不赘述。

总之，《水浒传》像一面镜子，它里面是北宋末年社会政治情况的清晰图像，它显示了这个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趋势。毛泽东在听了工作汇报时，强调《水浒传》与《金瓶梅》这两本书“不可不读”，正在于前者较多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上层建筑，后者较多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二者合璧，则是对封建社会的整体把握，全面认识。

2. 劫富济贫，理直气壮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31页

宋江一伙，开展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进行经济斗争。《水浒传》描写，梁山义军的经济斗争，其突出特点是劫富济贫，这是他们义的一面；有时也搞拦路抢劫，尤其是造反初期，这是他们匪的一面。对于宋江等人劫富济贫的革命举动，毛泽东是肯定的，甚至将其与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对“不义之财”的剥夺。

1958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弊病之一是刮“共产风”。从这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共产风”和“浮夸风”等弊端。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会议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又提到这个问题：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31页）

这里说的“宋江”，也不是宋江个人，而是宋江一伙，或宋江义军；说的劫取“生辰纲”，也不仅仅是“智取生辰纲”这个故事，而是以其为典型代表的对不义之财的劫取。毫无疑问，对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行为，毛泽东是赞成乃至赞赏的，其理由自然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水浒传》一书，除了在第十四回到第十六回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外，还于第七十一回概括地介绍了梁山义军劫富济贫的情况：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说话。

如此看来，梁山好汉的经济斗争，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一是打击目标明确，专门劫夺上任官员、害民大户和暴富小人，而不骚扰客商；二是分配办法合理，所得之物，大头“公用”，只把“些小”私分了。宋江的“济贫”，诚如书中描写，打下城堡，开仓放粮，救济贫民。梁山义军的劫富济贫，剥夺的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保护的是农民和商人，所得主要用于义军的费用和义士生活费用，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经济革命性措施。

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当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土豪劣绅是旧中国地主阶级和宗法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之一。其特点是：对农民施以经济、政治剥削与压迫，并进行族权、神权的统治；勾结官府，操纵地方政权，拥有武装。是乡村中最顽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维护者，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政治基础，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帮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之一。在旧中国的农村，他们代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便成了农民攻击的主要目标。打土豪，即打击大地主，逼其交钱、交粮、交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这是临时的办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叙述了江西宁冈、遂川等地，红军靠打土豪筹措军费的情况：“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以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1页）红军长征途中，由于脱离了根据地，无法得到税收，又曾把“打土豪”作为一种筹措军费、补充给养的办法，有时还将土豪的钱、粮、浮财分发给当地贫苦农民。以后，军队的人数多了，地域扩大了，才用收税的办法解决军费来源。

所谓“分田地”，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农村中的贫农、雇农、中农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0％，却只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0％～30％；地主、富农的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10％，却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70％~80％，地主阶级利用所占有的土地，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反抗苛捐杂税、高租高利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大力进行土地革命，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其间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上对于农民土地问题都有过决议。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2版，第64页）抗日战争时期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过渡到彻底平分土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据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形成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蓬勃兴起，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梁山义军劫富济贫的合理性在于：他们所劫之富，是封建官吏、害民大户和暴富小人“刮自农民”的财富，也就是剥削来的财富，因此是不义之财；他们所济之贫，是乡村广大贫民、破产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城市小市民，将“不义之财”归还他们，毛泽东认为是“归农民”。梁山好汉自认为他们劫富济贫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劫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的首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行为，是劫富济贫的典型事件，最先探听到生辰纲的刘唐就说：“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第十四回）毛泽东也说他们“理直气壮”。

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没收剥削者“不义之财”上，在其“刮自农民归农民”上，与梁山义军没什么两样。但是，两者也有本质区别。梁山义军的经济斗争，只是在暴力斗争条件下的一种财产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动摇封建的生产关系。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根本上摧毁封建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是最后消灭剥削的私有制度。

但是在1959年，对于农民生产的财富，再也不能采取梁山好汉和红军的办法。刮“共产风”，搞“一大二公三平调”，把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财产，如生猪和大白菜，无偿调走收走，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是“劳动人民的财产”！世上有两种财产：一种是靠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一种是靠劳动创造的“义财”。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肥猪和白菜，是社员们劳动创造的义财。毛泽东分清了这个界限，干部们却混淆了二者的区别。

毛泽东用肯定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取“不义之财”的正义行为，来反对干部们对生产队义财“拿起就走”的错误举动，否定了刮“共产风”的“左”的做法。历史上农民革命和红军在战争年代的正确做法，不讲条件地拿到社会主义时期来，也会失去它革命性的一面，变得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了。毛泽东的正反对比，是有说服力的。

宋江的起义造反精神，反抗封建官府黑暗统治；宋江的仗义疏财，像滋润万物的及时雨那样扶贫助弱，扶危济困；宋江的劫富济贫，从经济上沉重地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赞扬的。

3. 宣传要联系实际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国民党有五十年的历史……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7页）

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指出：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老百姓和士兵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宣传只有联系实际，才能拨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人们的爱憎，从而达到目的。

1943年3月10日，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说“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扬言要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全书的实质，就是要强化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维护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这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国民党有五十年的历史……”（《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7页）

到1943年，国民党只有五十年的历史，而中国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于元明之际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产生于清代的《封神演义》和《红楼梦》，上面都没有出现国民党，那时照样有中国，所以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犯了历史常识错误。蒋介石和陶希圣从《水浒传》等书上“考证”不出国民党来，他们的立论就犯了“论据不充分、不正确”的毛病，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毛泽东以《水浒传》等名著作为参照物，将了蒋介石一军。

由此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故事：1949年9月，毛泽东从香山搬进中南海。秘书叶子龙一家也随他搬进丰泽园，住在后院。

那时，叶子龙的大女儿叶燕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10月的一天下午，她放学回家，走到院子里还唱着歌。此时，毛泽东正在院里散步。他好奇地问：“小燕子，你唱的是什么歌呀？再唱一遍给我听听好不好？”

叶燕回答：“毛伯伯，我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接着她放开喉咙唱了一遍。

毛泽东微笑着听她唱完，问：“小燕子，你说说，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

“1921年！”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年成立的？”

“今年10月1日成立的，这谁不知道？”

“好！那么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年了？”

这个问题可把小燕子难住了。她想了想，试探着说：“大概有几千年了吧？”

毛泽东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对么，中国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几十年。你想想是先有中国还是先有中国共产党？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

看到小姑娘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毛泽东接着说：“不要紧，我帮你加上一个‘新’字，这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看好不好？”

这时叶子龙也来到院子里，毛泽东说：“是啊，新中国要有新的面貌，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过去几千年没有的成绩，任务重哩！”

第二天，叶燕到学校将以上情况告诉老师。学校很重视，与歌词作者联系修改。从此，这首歌就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4.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文化特点时，说：“……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任何小说都产生在特定的时代，都产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样，它就不能不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发生紧密的联系。产生于600年前的《水浒传》，不能不反映当时的文化观、宗教观、哲学观，反映当时的思想面貌和时代风气。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教、道教、佛教同生共处相互混为特色的。《水浒传》对儒教的积极入世，对道教的淡然出世，对佛教的消极避世，都有所表现。《水浒传》较多地表现了道教文化，如开篇的陈搏骑驴、太白金星揭榜、龙虎山请张天师，中间的九天玄女授天书、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受石碣天文、“替天行道”的行动口号、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神灵，都属于道教的内容。

所有这些庄严而神圣的内容，都是道家的幽灵。这些不仅赋予了《水浒传》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手法，而且赋予了梁山好汉精神依托和思想灵魂。从全书的整体来看，可以说主体的故事都是安排在道教的神话中。梁山好汉所得到的上天佑助，都是道教一家。

梁山好汉之所以会聚在一起共做一番事业，是因为皇帝派遣太尉洪信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请张天师祈禳祛除瘟疫，不想在上清宫中把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星放了出来。这些星君降世，就是诸位梁山好汉。

作为道家神祗的九天玄女，在宋江起义过程中起到了幕后的决定性作用。

除了九天玄女的帮助外，在大聚义之前，由公孙胜主持了一个道教仪式来超度亡灵与祈福。宋江带领众兄弟在坛下恳求玉皇大帝昭示感应，结果天帝的眼睛果然睁开，滚下一个石碣，上有一百零八人的名字与星号，以及“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命令。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对“国学”有深入精到的研究，儒教、道教、佛教三教从文化背景上深刻影响了《水浒传》的社会价值，他早有关注，尤其是道家精神深深濡染了梁山好汉的精神世界，他更是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毛泽东解读《水浒传》，最早提到道教对梁山英雄的影响，是1928年在井冈山期间，一次毛泽东与贺子珍谈到中国的文化特点时，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儒、道、佛三大家组成，最不好的是儒学的孔孟之道，中国历代尊儒，尤其是皇帝老子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其实，它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主张，毫无革命精神，不值秕糠。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2页）

“替天行道”这个口号，在梁山好汉那里具有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的意味。

《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这两处都是关键时刻：一次是晁盖阵亡，宋江代理梁山“一把手”发表“代职演说”时；一次是梁山英雄大聚义，排座次，也就是权力再分配，确立领导体制和政治纲领时。这说明“替天行道”不是个一般性的口号，而是左右梁山人马灵魂的政治旗帜。组织上，它是凝聚力量，团结骨干，使其“同心合意，同气相从”的黏合剂；政治上，它是确定梁山运动方向、斗争性质和造反目标的指路灯。如果说梁山义军有什么政治号召的话，那么就是杏黄旗上的这四个大字。

毛泽东说历代造反的老百姓都喜欢打“替天行道”的旗帜，这是对《水浒传》梁山好汉们政治纲领历史地位的肯定，同时也肯定了这个口号对宋元以后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深远影响。我们来看一些实际事例：明末李自成、罗汝才起义，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号称“代天抚民”大将军，其号皆含“替天行道”之义（《明史·李自成传》）；有清一代，义和团运动，其旗帜上“书‘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等字”（清·无名氏《天津一日记》）；清代宋景诗起义，“在经济上则号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他身边的武装力量常常在数百人或数千人之间，与占据着全国政权的新老军阀对垒，其斗争方式和斗争内容，与梁山英雄有着历史的逻辑的联系。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上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共鸣。在中国传统文化流派的选择中，他更倾向除恶务尽敢于斗争的道家，和由道家思想滋养派生出来的农民运动的纲领口号。当然，他认为这些“值得学习”，是古为今用，不是照抄照搬。他的“天”不是上帝，也不是皇帝，而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的道，不是“天之道”，更不是“人之道”，而是在扬弃了“损有余补不足”的平均主义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5. 活学活用，炉火纯青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

1944年2月，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在每周新闻例会中回答一个问题时，正式否认对共产党区域的封锁存在。外国记者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于2月16日直接公开向蒋介石提出联合申请书，在上面签名的是在重庆的各国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批准了这个申请。蒋介石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装潢民主门面，又指派中央社和官方报纸记者参加，也允许个别民间报纸记者报名参加。结果，重庆组成了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宣传部4人，加上两名官方领队。

6名外国记者包括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来访，甚表欢迎。6月9日中午12时，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当晚举行晚会，为记者洗尘。

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分别接见他们并谈了话。

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接受了武道的采访。他向武道谈了文化继承问题，民主政治问题，还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我们批判的接受了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关于民主政治问题，毛泽东向武道说：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毛泽东在讲到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时，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

毛泽东讲到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民主传统，这种民主传统虽然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的民主，但显然有别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民主主张，它主要指封建社会里千百次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这种农民的民主传统，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所反映，有所描绘，当然是正面歌颂，也就是说《水浒传》所描绘的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具有民主的含义，它是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战争的一个显著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展示中国农民阶级民主思想的一部伟大著作。确实，《水浒传》描绘了北宋末年封建统治极端黑暗，揭示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客观现实，笔端带着感情地讴歌了大批敢于反抗敢于造反的义军英雄好汉，描绘了农民和其他社会下层民众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这些显然是专制政治的对立面。

如果说周朝的“共和”行政是政治体制层面上的民主传统，孟子的“民贵君轻”则是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民主传统，那么，梁山事业则是文学艺术层面所描绘的农民的民主传统。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传统的不同侧面。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所实行的“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人员构成中，中共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政府代表制，则是适合抗日救国“实际条件”的政治民主制度，它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传统合乎逻辑发展延伸的产物。

所以，民主政治不只是外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农民革命斗争史上，是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渊源的。毛泽东讲这番话，是为了充分说明民主政治实行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借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实行民主政治，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很看重这个问题，他在6月10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全体成员会议上，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他首先谈了国共谈判问题和欧洲第二战场问题，重点谈了关于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他说：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要经济制度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

“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国际联盟也是如此。自由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纪。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这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个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或做通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与外国记者武道谈话中，引证和讲解《水浒传》中农民革命的民主传统？是因为对武道这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外国记者讲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他不会理解和接受，与他谈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谈农民起义中的民主传统，容易得到认同，这样就取得了共识，使其赞成共产党人的主张。这也是毛泽东宣传艺术的炉火纯青之处。

6. 洪太尉误走妖魔，使人神旺

我记得开始毛主席问到蔡若虹籍贯，知道是江西人时，毛主席就问蔡若虹，知道不知道江西有位大名鼎鼎的道教头头张天师，蔡若虹说不出张天师的来历，毛主席就讲了一段关于张天师的笑话，使得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了。

——华君武：《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第444页

《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6年），瘟疫盛行，宋仁宗派殿前太尉洪信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上清宫，宣请张天师来京祈禳。洪信在龙虎山上清宫打开伏魔殿，放走了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这就为日后宋江等一百单八好汉造反埋下了伏笔。

对龙虎山、天师道和张天师，对《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禳灾，洪太尉放魔的故事，毛泽东是十分熟悉的。1942年夏秋之间在延安，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等三位画家奉约去见毛泽东。几位画家平时都是在大会上较远地见到毛泽东，现在坐在他身旁，不免有些拘束。但毛泽东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拘束感，使人很自然地讲话。据华君武回忆：

我记得开始毛主席问到蔡若虹籍贯，知道是江西人时，毛主席就问蔡若虹，知道不知道江西有位大名鼎鼎的道教头头张天师，蔡若虹说不出张天师的来历，毛主席就讲了一段关于张天师的笑话，使得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了。（华君武：《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第444页）

毛泽东说：“《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贵溪市境内，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天师道祖庭。《水浒传》在第一回中对龙虎山的景致有动人心魄的描绘：

“……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左壁为掩，右壁为映。出的是云，纳的是雾。锥尖象小，崎峻似峭，悬空似险，削躐如平。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天师道是长期在龙虎山世袭相传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道教派别。它由张陵（张道陵）创立后一姓传承六十多代，迄今绵延近两千年。天师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汉末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创教之初，虽自称天师、嗣师、系师，却未用天师道之名。其时，因奉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流传于巴蜀地区。后因道徒利用五斗米道发动起义，为封建统治者憎恨，故讳言五斗米道而仅以天师道称之，时间约在晋末。

天师道至唐宋元明时期，才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道教的正宗，其势日盛。这一时期，历代皇帝对天师道的推崇信奉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如，唐朝皇帝追谥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把道教作为国教，视道士为皇族；而宋朝皇帝竟然伪造天书，更改年号，为自己硬拉来一位道教之祖，宋徽宗常向第三十代张天师询问时政。嗣天师渐渐到朝廷做官，有了品位，变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天师道也就演化成“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了。但嗣天师始终是统治者扶持着，处于统治者严密控制之下，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只能起到为封建王朝“辟邪驱魔”的作用。《水浒传》第一回描写，宋仁宗嘉祐年间，“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绁之厄”，朝廷委派“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这种描写，是有历史影子的。

毛泽东说：“《水浒传》第一回‘冯（洪）太尉误走妖魔’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看来，《水浒传》第一回的故事，尤其是“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情节，给毛泽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甚赞作者笔下功夫到家，调动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阅读此回，毛泽东为之“神旺”，那么同志们呢？都“看过”了吧！请看“使人神旺”的“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描写：

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隔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

“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诫：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疾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众人一齐都道：“不可掘动！”太尉哪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挡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谏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挡！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哪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

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撷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睁痴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叠。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为后患。”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洪信到龙虎山请张真人禳灾，结果是“本为禳灾却惹灾”，“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这些魔王转世上梁山造反，“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闹得大宋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第一回，第二回）。

洪太尉请张天师禳灾乃至放走108位魔王的故事，具有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是进步的积极的。它告诉读者，水浒一百单八将都是星宿下凡，绝非等闲之辈。这在今天看来，虽然有迷信色彩，为108将的出场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但是，作者正是运用这种在当时看来十分神圣十分了得的办法，将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的造反者抬高到神圣崇高的地位，把他们的替天行道视为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