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大名著

三、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一部人文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神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随着农民战争在史学界的拔高和走红，《水浒传》也被升值为“歌颂农民英雄”的好书，并认为是封建社会惟一的一部歌颂穷苦农民的文学小说，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按：根据《水浒传》所述林冲上梁山经过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毛泽东1944年1月9日致杨绍萱、齐燕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水浒传》等旧小说的认识深化了。1925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推进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面，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关键”，希望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变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而改变他小时候深切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的不平等的文化处境。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这样的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便成为毛泽东传播自己观点的材料。

毛泽东不是一般地看待农民问题，他是用唯物史观来剖析的。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为了说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反复斗争及其失败，是中国社会演变和滞止的原因，他作了大段论述：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是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秦，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憾，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水浒传》描写的内容也说明这一情况，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就举例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

与此相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特征反映在文化上，也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所以，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告诉学生：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在农讲所的讲课中还举了《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描写，他说：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量也没有。可古代小说的描写却不是这样，完全不反映民众的力量。其实，《水浒传》也是这种情况。里面108位头领中，除那位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以及打猎为生的解珍、解宝兄弟外，没有一个是靠种田为生的穷苦人家。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他早年感受的延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他不只是感到“不平”，他用阶级论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1927年大革命的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看到了改变这种被颠倒了的文化现象的希望，并为一切新的，文化现象叫好。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944年1月看了《逼上梁山》以后，连夜写信祝贺，认为是在《水浒传》这部小说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还说，“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毛泽东特别赞赏该剧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着眼点不是坐实于林冲这一形象的阶级属性，而在于他从忍受走向反抗的过程所体现的普遍意义，在于编导者在挖掘《水浒传》题材含义时表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观念。编导者之一刘芝明在《解放日报》1945年2月26日、27日上发表的《从（逼上梁山）的出版谈到平剧改造问题》文章中谈及该剧的创作经过时说：“中心的问题，则是这个剧的主题，主要的不应该是林冲的遭遇，个人英雄的慷慨和悲歌，君临于群众之上；而是在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一个轰轰烈烈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林冲被推动走向革命，而且林冲只有与群众结合才有出路。因此就必须明确地、对比地写出统治与被统治的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群众怎样团结了自己，怎样争取了朋友，并联合起来战胜了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编导者在《水浒传》本来的情节基础上，增加和充实了一些内容，如“借粮”、“草料场”、“动乱”等戏，从而“把农民表现得有力些”。在“结盟”一场中让李小二提出奔梁山，来启发林冲，在火烧草料场时，又写群众与林冲并肩作战、至仁至义地保卫了他，于是林冲感激地说：“想俺林冲，到处被奸贼陷害，又到处遇父老兄弟搭救，今后咱只有与群众同心协力推翻无道昏君，杀尽奸邪，打开生路。”这就从旧题材中引申出新的主题：人民与革命的必然联系。

总之，让劳动人民成为文艺描写的主人公进而展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后所表达的期望，也是对这些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个不满意的评价。后来，他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例如，1947年，在转战陕北那段极紧张的军事斗争高于一切的日于里，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在米脂县给中国平剧院（即京剧院）做了一次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报告，并特别提到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比如旧戏中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在毛泽东看来，劳动大众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从而也是整个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了各种文化活动的前提，因而在文化活动中理应占据突出的位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颠倒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不能享有文化，不能在文艺作品中获得歌颂和肯定；相反，劳动大众接受的文化艺术，却是让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打旗跑龙套的喽罗，听人驱使。

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党依靠人民群众经过腥风血雨打拼出来的。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人民的参与，革命就没有战胜敌人的力量，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是长期革命经验的总结。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毛泽东位高权重，但他发誓：绝不当李自成。他认为，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懂得饮水思源，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痛苦忧伤作为自己的痛苦忧伤，把人民的幸福快乐作为自己的幸福快乐，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就是伟人毛泽东永远赢得民心的魅力所在。

人民心里有杆秤，谁是真心实意地为了人民，想着人民，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他们就拥护谁支持谁。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勿嘴上说得天花烂坠，开空头支票，更勿假公济私，假民肥己。一定要深刻领悟“要群众跟你走，就得为了群众”的道理，要学习毛泽东怎样赢得民心的领导艺术，学习他总是能设身处地体贴群众，想群众之所想，且不放过每一件细小的事情，注重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到领导者是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从而调动群众各方面的积极性。

2. 海纳百川，肝胆相照

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梁山）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薄一波：《毛泽东二三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30页。

毛泽东曾对我党的许多干部说过：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我们党的干部在统战工作中只团结90％就行了，而是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尽最大的可能团结最大多数，以对付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民族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即使这个敌人曾与我们有深仇大恨，我们也要与这个敌人结成联盟，哪怕是暂时的联盟。

毛泽东同志曾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他从这里引申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薄一波：《毛泽东二三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29～230页）

说起水浒英雄，人们一般好说“梁山一百单八将”，给人的印象是这一百单八位英雄好汉，都是梁山的“坐地户”，其实，他们多数原本不在梁山，而是来自天南地北的许多山头，是各个山头的“草头王”，最后汇集到梁山上来的。

起初，梁山的第一任首领王伦心胸狭窄，搞小圈子，林冲来投奔，他采取关门政策，拒人千里之外。王伦被火并后，晁盖、宋江等梁山首领，像戴宗说的那样广揽人才，招贤纳士，一时好汉归之如流水。从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到三山聚义打青州，从闹江州劫法场结伙上梁山到英雄大聚义好汉排座次，大半个北中国的各路义军，都汇集团聚到梁山泊这个义军大本营，英雄好汉多至108将。

细按梁山首领的统帅功夫，一不搞宗派朋党，一视同仁。虽然来自各个山头，却一律平等看待，视为兄弟手足；二不搞裙带关系，量才录用。帝子神孙与贩夫走卒，只要本事相似，能力相仿，都安排一样职务；三不搞以人划线，处事公道，未闻以私害公、因情废法之事，更未闻分帮结伙、内部摩擦、窝里残杀之事。

毛泽东讲梁山义军“统帅得好”，当然是为了革命的现实需要，这正如薄一波所体会到的毛泽东是从这里引申出领导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人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就一直把克服山头主义作为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那时革命队伍、革命力量就分散在各个山头——各个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十九个之多，如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热辽、山东、河南、苏北、湘鄂赣、琼崖等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即将到来，随着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任务的出现，为了强化革命队伍的集中统一，为了发挥革命队伍的整体力量，全党必须克服因条件和环境所形成的山头主义倾向。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l版，第95～96页）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演，主要讲时局问题、山头主义问题、审查干部问题。关于山头主义，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溶化，全党变成一体。各个山头要检讨历史，这种检讨在指导上要正确，就是从团结出发，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什么叫公道？坚持真理这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也是公道。（《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l版，第580页）

1945年4月23日开幕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极端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也特别重视解决山头主义问题。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作“口头政治报告”，其中讲道：

“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5～346页）

一个月后（5月24日），“七大”进行第四个议程——选举中央委员会。因为这关涉核心领导层的组织结构，因此毛泽东在“选举方针”的讲话中，关于山头主义问题讲得较多。他说：“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在选举上，应不应该照顾山头？应不应该照顾到各方面？我看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们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么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得比较好。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l版，第363～365页）

毛泽东领导艺术精妙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驾驭各种矛盾，认清敌友，制定正确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出来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和方法可以适用于各个不同的阶段，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3. 引经据典，启迪心灵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

毛泽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是引导干部和群众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的根本保证，因此，注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其领导活动的一大特色。

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砺炼出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特别是贯穿其中的“法无定法，无法而法”的艺术，如抓住中心环节，民主的疏导与说服，细雨润物的真情感化，灵活多样、颇具典型的示范等，魅力无穷，启迪心灵。

毛泽东从《水浒传》里获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后来，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李逵的缺点，说他不注意政策，在打破扈家庄时，杀了扈三娘家里不少人。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奉。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他的引用与评论，总是与他要谈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诸如军事战略（林冲）、侦察保卫（朱贵）、城市工作（戴宗），以及敢于斗争（武松）、拼命精神（石秀）等等，反面的教训则是要团结干部（王伦）、讲究政策（李逵）等等，这就使他对《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的个性和梁山义军的组织、政策的评论，常常富于个性。

毛泽东于此处引来“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当然是为了说明在新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引起全党的重视，因为“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这个问题争论了十几年，结论是“先搞乡村”是正确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那么，今天“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了，会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会不会转不了向？毛泽东预见到此点，因此他用三打祝家庄打入庄里秘密工作的战例，用戴宗奔波于乡村城市之间进行联络的实践，来说服党的领导层的同志们，防止分歧于未然。正如他讲的那样：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2～333页）

党的中心工作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是重大的战略转移，它标志着革命进程的质的变化。在这个转向和变化面前，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上都能适应的。毛泽东是思想工作的大师，他借用他所熟稔的文学典故，既轻松幽默，又精辟深刻地讲透了道理，使干部们在心领神会的笑谈中，实现了思想和行为的转轨。

毛泽东堪称为语言大师，在说服教育中，他运用名人名言、历史典故、比喻幽默、童话寓言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把费解的东西讲得通俗易懂，把枯燥的东西讲得生动有趣，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明了，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4. 三打祝家庄是最好的一个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非常善于描写战事，铺写斗争场面，常常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因而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给人以真切、实在的感受。

《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

“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中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型事例。毛泽东很欣赏作者对这一故事的描写，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这说明，调查研究在解决现实矛盾问题时是多么地重要，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非常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在对某一问题的判断、决策之前，首先要进行调查，但是，如果这种调查不能获得正确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不真实，他同样没有获得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的发言权。这样，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就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错误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中国古代实事求是这个成语进行了新的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唯实务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所呈现出的一大特色。他主张无论做什么调查，写何种调查报告，都必须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毛泽东经常用《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正确的调查研究。这个故事是说：宋江三打祝家庄才取得胜利，为什么呢？因为前两次都没有做到正确的调查，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所以打了败仗。后来，又派人深入到祝家庄内做了正确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真实情况，熟悉了盘陀路地形，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部署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运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类似的方法，终于第三次打了胜仗，攻下了祝家庄。它说明，任何正确决策的制定不仅必须要做调查研究，而且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而正确的调查研究，不是漫画式的了解和浅尝辄止的一知半解，而是实事求是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态度。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这个著名故事的评价、引申是多方面的。1942年10月，延安平剧团成立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了齐燕铭同志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写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显而易见，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各种力量在解决同一矛盾时的相互配合。正如编导之一的李伦所说，他们是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才确定了该剧的创作指导思想：《三打祝家庄》是以农民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该剧里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事实证明，该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同志谈的观后感是很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战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这种引申，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相当的关联。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7条主要谈革命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时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毛泽东还作一些发挥，显然是让同志们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记忆犹新，随着形势的转变对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59年2月，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们以新的历史启示。他说：问题即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一打”石秀探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毛泽东一再地提起“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用意是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5. 革命是大家的事业

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8～109页。

革命是大家的群体的事业，要有方方面面的工作，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

1938年时的延安，抗战方兴未艾，前方战事如火如荼。许多年轻人都愿意上前线去建功立业，而不愿意在后方做保卫、特务、行政等工作，以为后者默默无闻，没有意思。

正是针对这种思想反映，1938年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

《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

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8～109页）旱地忽律朱贵，梁山偏将之一，南山酒店打听消息、邀接来宾头领，排行座次第九十二。

小说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林冲躲避追捕，来到梁山泊外“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要渡水投奔梁山，店主朱贵介绍说：“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所谓山寨“耳目”，其实就是以开酒店做掩护的侦察人员。

小说第十五回，阮小二向吴用介绍梁山泊强人头领情况，其中说道：“有个旱地忽律朱贵，见在李家道口开酒店，专一探听事情……”所谓“探听事情”，就是探取情报。

小说第三十九回，有吟朱贵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梁山作眼英雄，旱地忽律朱贵。”“作眼英雄”翻译成现代语，就是侦察英雄。

小说第四十四回，梁山“作眼”工作有了大发展，军师吴用十分高兴道：“近来山寨十分兴旺，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好做准备。西山地面广阔，可令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带领十数个伙伴那里开店。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仍复都要设立水亭、号箭、接应船只，但有缓急军情，飞捷报来。”

小说第六十回，晁盖阵亡后，宋江代理梁山“寨主”，重新分配头领任务，“请弟兄分头去管”。其中“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已自定数。”朱贵还干“作眼”的老本行，而且位居四路酒店之首。

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108位好汉安排职务大分工，“大小弟兄，各个管领”。其中安排“梁山泊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朱贵与杜兴具体负责“南山酒店”，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打听声息”，做侦察打探机密情报工作；二是“邀接来宾”，做接待、外交、联络工作。

朱贵是梁山资深侦察情报头领，可说是开创梁山保卫侦察事业的“鼻祖”。他是梁山高级将领中专做特务工作的。毛泽东讲到的朱贵工作细节，小说第二十回有具体描写：

正饮酒之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晁盖便唤来问道：“有甚么事？”小喽罗说道：“朱头领探听得有一起客商，约有十数人结联一处，今夜晚间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可领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我使刘唐随后来策应你们。”三阮便下厅去，换了衣裳，挎了腰刀，拿了朴刀、樘叉、留客住，点起一百余人，上厅来别了众头领，便下山去。就金沙滩把船载过朱贵酒店里去了。晁盖恐三阮担负不下，又使刘唐点起一百余人，教领了下山去接应；又吩咐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刘唐去了，晁盖到三更不见回报，又使杜迁、宋万引五十余人下山接应。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只见小喽罗报喜道：“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晁盖见说大喜……教人去请朱贵上山来筵宴。

梁山这次打劫客商财物，解决山寨经费困难，朱贵的“作眼”工作，功不可没，所以晁盖请他“上山筵宴”。

朱贵是高级将领，是资深的“老革命”。毛泽东讲保卫侦察工作的必要，以他做榜样，是有说服力的。革命工作有前线也有后方，有冲锋陷阵也有看家护院，有壮举豪行也有平凡岗位，样样工作都要有人干。相信保卫人员听了毛泽东的引经据典，定会有所感悟，有所戒惕的。

6. 去梁山才是惟一出路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引者注）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摘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难忘的三次会谈》（见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阅读和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对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浒》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致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个“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他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书。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浒》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打轿子；凡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农会的人就拥进他们的家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许多劣绅，给他们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看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前面引述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毛泽东认为，像水浒绿林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一样，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逼出来的。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运动也是压迫者逼出来的，是合理的正义的，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这种“逼上梁山”，压迫者不再是高俅、童贯、宋徽宗，不再是祝朝奉、毛太公和曾长者，而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国际法西斯，是战争狂人和疯子；被逼迫者不再是宋江、吴用，也不再是三阮二解和林冲，而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一切都是世界大战惹的祸。天罡地煞等魔王是洪太慰放出来的，共产党是世界大战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