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大名著

一、形象鲜明，个性十足

《西游记》通过幻想的形式，在神化了的世界里描写人物和环境。《西游记》里的人物大多数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活动的环境也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它常常抛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按照幻想自身的逻辑展开故事。《西游记》虽然是幻想化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和现实中人的影子。它有着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内容，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1. 唐僧是一个大翻译家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唐三藏，俗家姓陈，乳名江流，法名玄奘，唐朝第一高僧，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僧。西行取经时，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赐法名三藏。唐僧十八岁出家皈依佛门，经常青灯夜读，对佛家经典研修不断，而且悟性极高，二十来岁便名冠中国佛教，倍受唐朝太宗皇帝厚爱。后来被如来佛祖暗中选中去西天取经，并赐宝物三件，即袈裟、九环锡杖、金箍咒。唐僧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性情和善，佛经造诣极高。他西行取经遇到九九八十一难，始终痴心不改，在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辅佐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西天雷音寺取回三十五部真经，为弘扬佛家教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不忘他的历史功绩。

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既不似《取经诗话》中法师之市井俗气，也不如历史上真实玄奘之法相庄严，而是二者的矛盾混合体。作者将唐僧做为完备的佛教教义的体现者加以塑造，肯定他取经心诚、善良，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在灾厄面前不妥协的品格，但又在较多篇幅上批判他身上消极的一面，即遇事往往平庸忍让，怯于斗争，耳软心活，有时固执、愚腐到是非不分的可笑又可恨的地步。唐僧的种种错误，多次给师徒在取经路上带来巨大灾难，如果不是“火眼金睛”的孙大圣不断顶住和纠正他的错误观念，恐怕西天取经的神圣任务早成画饼了。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导致这个团体的矛盾，经常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向西迈进。毛泽东读《西游记》，很注意这方面的描写，时常立足于现实进行评论和发挥。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这个团体既有共同遵守的“党性”，又有各不相同的“个性”。

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比喻这三句话的重要：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西游记》中的唐僧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他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明知西行途中吉凶难定，仍然毅然前往。九九八十一难都没有挫败他取经的信念，美色与富贵也不能撼动他西行的决心。但在唐僧身上有着严重的传统封建思想和君臣观念。他为“我王江山永固”祈祷，拼命维护封建秩序，模范地遵守封建礼法，遇见大小神佛，不管真假他都顶礼膜拜。

遇见不管哪一国君主他都毕恭毕敬。在他身上还表现出了一般士大夫的庸弱无能，一遇到妖魔，他就吓得涕泪交流，离开徒弟他连一餐素饭也无法吃到。作者在描写唐僧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知识分子气质时，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是把他虚饰成一个十全十美的道德君子，而是把他写得迂腐可笑，有时甚至使人望而生厌。

2. 孙悟空是反官僚主义的英雄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

孙悟空，法号行者，是唐僧的大徒弟。会七十二变、腾云驾雾。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魔鬼怪伪装的伎俩；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使用的兵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随心变化，小到绣花针，大到顶天立地。他占花果山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搅乱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偷吃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金丹，打败天宫十万天兵天将，又自不量力地与如来佛祖斗法，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后来经观世音菩萨点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三打白骨精，收服红孩儿，熄灭火焰山，一路上降魔斗妖，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终成正果。他嫉恶如仇，不怕困难，坚韧不拔，英勇无畏，取经后被封为斗战胜佛。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西游记》里，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作者特意塑造了“作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故事中，孙悟空是一个大无畏的叛逆者、反抗者，他蔑视和打破了森严的天庭统治秩序，追求不受任何人统治管辖的绝对自由。取经故事中对孙悟空的描写与大闹天宫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他在反抗天庭失败后屈服于神权，但他仍然是一位积极乐观、勇敢刚毅的战斗者。他为保护唐僧，也为民除害而积极地扫荡妖魔，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并且依然对神佛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态度。在作品中，取经的目的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孙悟空降妖除怪的活动则成为主要内容，使小说不再是以表现宗教内容为主的作品，而成为大无畏战斗英雄的颂歌。

毛泽东读《西游记》，最注重大闹天宫的故事，最喜欢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有时从正面来引用，有时从反面来引用。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他对孙悟空的引用，可以说是“中性”的，主要根据小说的情节和孙悟空的特点，来说明和比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里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

《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这一次借的是一柄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的。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引用了“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他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竿，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随着心境的变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洒脱表现。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他的讲话里，孙悟空只是具有了正面意义，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勇敢造反的意义。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启发。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应该说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让本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所谓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前七回的描写中。后来，他被如来佛降伏后，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两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为头上有顶紧箍咒。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开玩笑说，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紧箍咒，就剩下一半了。

3. 西天路上的凡夫俗子——猪八戒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6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猪八戒，法号悟能，是唐僧的二徒弟。原来是玉皇大帝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逐出天界，到人间投胎，却又错投猪胎，嘴脸与猪相似。他会变身术，能腾云驾雾，使用的兵器是九齿钉钯。唐僧西去取经路过云栈洞，猪八戒被孙悟空收服，从此成为孙悟空的好帮手，一同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戒性格温和，憨厚单纯，力气大，但又好吃懒做，爱占小便宜，贪图女色，经常被妖怪的美色所迷，难分敌我。他对师兄的话言听计从，对师父忠心耿耿，为唐僧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是个被人们喜爱同情的喜剧人物。

猪八戒是《西游记》中的第三号人物，尽管相貌奇丑、面目可憎，一露面就能把人吓个半死，歪打正着的起到清道夫的作用。但猪八戒绝对是《西游记》里的正面角色，属于取经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一员，这与西天路上那些专门打家劫舍、祸害四邻的妖魔鬼怪无疑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不管是在作品内还是在作品外，猪八戒的正面角色身份并没有为他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相反，他得到的只是不断的捉弄和嘲讽。尽管几乎所有读者都承认他是《西游记》中写得最为生动、最为丰满的人物，但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他、说他的好话。正如一些人所说的，从猪八戒身上可以读出不少潜藏在民族灵魂深处的东西，自然也可以通过对猪八戒这一极富戏剧色彩人物离奇境遇的观照，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是读有所得吧。

在西天取经的队伍中。除唐僧作为发起人和领队，真心实意地要西上取经外，其他皆是由赎罪者而成为革命者，属于半路出家的那一种，取经实在不过是对往日罪过惩罚的一种痛苦替换，他们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取经的伟大意义，对西天路上的艰难困苦也未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能说是于受惩、苦行之间两者相较取其轻而已，很难说是心甘情愿的取经者，包括那位取经路上的主角孙悟空，对他而言，能出来活动活动、得到有限的自由肯定比压在五行山下要强，至于取经倒还在其次，这最起码是他当初的想法。特别是猪八戒，准确地说，他只能算是位被挟带的“革命者”，因为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普度众生、修成正果的雄心壮志，也缺少实现这一宏愿所必须的信心和毅力。天蓬元帅的光荣出身只是得些嘴上的便宜，与他在凡世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虽然有着猪的相貌，却更像是一个普普通通、安守本分的农民，人性多于猪性。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与一般农民所不同的就是那副古怪的长相、超人的饭量和比别人大得多的力气。但最终他还是在观音菩萨的劝诱和孙悟空的逼迫下无奈地加入了取经队伍。在神圣的取经队伍中夹带着这么一个并不情愿、时时打退堂鼓的凡夫俗子，担任着先锋不先锋、侍卫不侍卫的尴尬角色，干着牵马、挑行李这类用力不少但不显功劳的窝囊活儿，这固然为寂寞枯燥的取经之旅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增加了许多笑料。但对猪八戒来说，则更多的意味着悲剧。

取回真经，功德完满后，猪八戒虽然也和唐僧、孙悟空等人一样领封受赏，算是修成了正果，但其性格秉性并没因九九八十一难的完结而发生本质的改变，净坛使者的意义对他而言，不过是吃喝更有保障些，可以更为体面地大吃大喝而已，但他却要为此付出永远放弃家庭的巨大代价，可谓得不偿失。老实说，如此待遇他原本就不需要通过西天路上的艰难跋涉来换取，先前在高老庄轻而易举就能得到。作为庄稼汉，他有的是力气，而且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更为心安理得。特别是小说最后，当如来的那两个侍者伸手向师徒四人索要贿赂并得到佛祖的首肯时，取经的庄严性和神圣感顿然在这场交易中消解，猪八戒的悲剧也因此得到更为有力的证明，因为这样的结局并不比他西天路上一再提及的散伙分家好到哪去。曾经一心向往的西天也并非一方净土，照样充斥着俗不可耐的欲望，只不过大家都更善于隐藏作秀而已。更进一步的深究同样令人失望，令取经队伍为之自豪的西天路上的降妖除怪又真正除掉了几个妖精，不过是打死了几个没有靠山的具有土著色彩的乡怪野鬼而已，那些有些来头的妖怪还不是照样逍遥法外，关键时刻总会有人说情，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是来自西天佛界？一个一心一意想守着老婆过小康日子的庄稼汉就这样一不留神、稀里糊涂地竟成了供人膜拜的金刚罗汉，这在猪八戒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对安居西天世界的佛祖如来和选择取经人选的观音菩萨来讲，靠一些并不虔诚的教徒来完成如此严肃艰难的取经事业，与其说是度人，不如说是害人，这对他们又何尝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在取经队伍的诸位成员中，猪八戒无疑是最有人情味的，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神性妖气，确切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长着猪模样的凡人。他不象孙悟空那样有着神奇不凡、可以随时炫耀的出身，自己虽然也曾当过行政级别不算太低的天蓬元帅，但说来说去除了酒后调戏嫦娥的那点八卦诽闻，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一说的辉煌业绩，而且自从他被贬不幸投到猪胎后，人们更多的把他当猪来看。他也不像沙僧那样，没有什么精神寄托，因为曾经是侍卫出身，便永远将侍卫事业进行到底。偷吃人参果的那一回最能说明取经队伍中诸人精神世界的差别，唐僧一心向佛，清心寡欲，人参果虽然珍贵，因长得像小儿而照样拒绝食用；沙僧以其多年来伺候别人宴饮的经历，从没想到自己还会有一尝人参果的福分；孙悟空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喜欢闹腾。天上从三千到几千年一结果的蟠桃当年都曾随便吃，这几个果子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猪八戒不同，他固然也有些尝鲜的意思，但饮食对他而言并不是艺术，而更多的是为了填饱肚子。济公似的放荡者和唐僧式的苦行僧看似不共戴天，但同样都能到达西天世界，修成正果，这难道就上小说作者所提供的人生得道捷径吗？

猪八戒虽然是个丑角，形象不佳，但并不让人觉得可恨，反倒让人感到可爱，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的坦城和直率。他有着正常人所有的一切欲望，自然也包括常人容易犯的那些小毛病和小缺点。尤为难得的是，他几乎从不隐瞒自己的这些欲望。他喜欢吃是因为自己饭量大，需求多，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他贪色是因为自己整天呆在男人堆里，从来没有正常发泄的渠道；他没有更高的人生理想是因为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正满足。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这话对人对神都是有效的。看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那些神仙为什么令人羡慕，说白了，不就是生活需求更有保证，人生过得更为精致些吗？

猪八戒虽然毛病很多，但都是一些人人都会犯的小毛病，并不涉及原则立场问题，这是他和那些妖魔鬼怪的本质不同。他毛病再多，也不会越过自己的道德底线。肚子再饿，也不会像妖怪那样打人的主意，何况他还守着一位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唐僧师父。爱吃贪吃并不可笑，不管别人的肚子饥饱却一心想让人家斯文、讲究礼仪的人才真正可笑。细细想来，这种永远填不饱肚子的猪的形象不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农民的生动写照吗？只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就会知道区区饥饿一词里含有多少难言的辛酸。猪八戒确实喜欢和女性套近乎，并不是他独有的缺点，猪八戒的贪色不过是因为取经队伍中的其他几位过分不近女色而显得突出些罢了。何况猪八戒也只是得些嘴上的便宜，从来没有强迫过人家，像《金瓶梅》里的西门庆那样，使用各种卑劣手段，一个个非要把人家搞到手才算过瘾，何况当年在高老庄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他有这个毛病，可见在这方面他的要求并不算高。因为他是人，自然会有很多是人就会犯的错误，唐僧是人，却一心想除去自己的人性，所以他可敬而不可爱。正常的生理欲望都未能得到满足，却让他去从事极端压抑人性的取经活动，这难道仅仅是猪八戒本人的错误吗？他的偷懒、自私等行为固然有其可议处，也未尝不可以解读为一种消极的反抗和自我保护，最起码也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再说他的毛病也并非大是大非上的原则失误，只是一些难以克服的小缺点，不过别人能更多的掩饰起来，而猪八戒不善伪装，表现得更为直接而已。正是因为他的这些错误，我们才觉得他可爱，富有人情味。

如果说孙悟空是一位高超的理想主义者，猪八戒就是一位世俗的现实主义者。八戒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突出。他有很多优点，在与妖魔的战斗中，他是一员战将，是孙悟空的有力助手。在取经途中，他做了许多粗重艰巨的活儿：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清除稀柿洞。他那乐观的性格、快活的情趣，表明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憨直、顽皮、不拘礼仪，使人感到可爱。这一切构成了他性格中优秀的、肯定的一面。

但是他也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他好吃贪色，喜爱财礼，甚至在取经路上还攒私房钱。他能劳动，却极懒惰，让他巡山，他偷睡大觉；胆小怕事，贪小便宜；有时说点小谎，耍点小聪明，却往往一下子就露了相，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滑稽场面。这些都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中小私有者的许多特点。他的这些缺点和弱点正好与孙悟空的性格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4. 沙僧是个老实厚道的人

沙僧，你好！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

——李树谦：《毛泽东的文艺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沙僧，法名悟净，原是天宫玉帝的卷帘大将，因触犯天条，被贬出天界，在人间流沙河兴风作浪。他使用的兵器是一柄月牙铲，武艺高强，不畏强敌。经南海观世音菩萨点化，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猪八戒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他身上有两件宝，一件是菩萨葫芦，一件是九个骷髅组成的项圈。后来，他用九个骷髅作为九宫，把菩萨葫芦安放在其中，成为法船，稳似轻舟，顺利地帮助师徒四人渡河西去。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取经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西游记》小说中的沙僧，是玉皇大帝“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既无家眷，也不好色，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被玉帝大怒“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在流沙河当了水怪。后被观音菩萨收降，皈依释门，从此专心一念随唐僧往西天取经。沙僧在有关西天取经故事的形成过程中，原比猪八戒出现得早，不晓何因，后来却成了三师弟，或许是因为他生就成“不黑不青蓝靛脸”，印堂发暗，有些晦气吧。

在60年代的一次国庆观礼上，毛泽东见到了沙千里，风趣地问候：“沙僧，你好！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李树谦：《毛泽东的文艺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沙僧是个老实厚道的人，没有杂念，一路上保护唐僧，登山牵马，不辞辛劳，毫无怨言。尽管他神通不算广大，又经常担负着保护唐僧的贴身卫士，不能像八戒那样经常手挥钉钯协助大师兄孙悟空与妖魔苦斗，但也始终是勇敢和意志坚定的，在艰苦卓绝的困难和斗争面前，从未产生过像八戒那样“散伙”的念头，也从未像八戒那样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自己先逃命。在沙僧身上没有八戒那么多的小毛病，而且每当八戒挑唆唐僧赶走孙悟空时，他或者挽留，或者中立，所以有一次悟空被逐时，就吩咐沙僧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诂言诂语，途中更要仔细。”但由于在小说中他只是个起陪衬的角色，不仅出场的情节比悟空甚少，就是比之唐僧、八戒也少许多，故而其灵性未能充分展开，是个有点概念化的人物，在读者心目中印象不够深刻。常言道，红花虽好也要有绿叶扶持。在《西游记》小说中如果没有沙僧之类人物做衬托，孙悟空的形象也不会那么生动、突出、光彩照人。事实上吴承恩在描写他们西天取经的路上，是常常用唐僧、八戒、沙僧身上的弱点、缺点来衬出孙悟空身上特点、优点之难能可贵。

5. 白龙马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

传说西天有条小白龙，本领不小，却甘心情愿地变成一匹白马，驮着唐僧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回了真经。可是后来很少有人提到它，白龙马这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

——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白龙马，西海敖闰之子。他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在天庭上犯了死罪，被贬做唐僧的坐骑，驮着唐僧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回了真经。被封为八部天龙。

“生命线”的提法是一种比喻，它比喻政治工作之于军队工作、经济工作乃至其他一切工作，如同空气、水、阳光对于生命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这充分强调和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于实践中，毛泽东倾注全力，不懈探索，使“生命线”日益生机盎然。

“生命线”理论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理论，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确立，其核心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1933年夏季，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都瑞金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为了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指挥，红军工兵第一次在瑞金为中央领导抢修防空工事。当时，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劳动，而且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当工兵的思想，给大家讲了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故事。他说：传说西天有条小白龙，本领不小，却甘心情愿地变成一匹白马，驮着唐僧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回了真经。可是后来很少有人提到它，白龙马这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生命线”的概念。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之初，政治工作的内容、任务、组织和方法等有所变化，但“生命线”的主题，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未有改变。1954年，毛泽东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认识到偏重于军队建设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已显得单薄，因而将“生命线”的内涵进行了扩充与完善。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批语中，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至此，关于“生命线”的思想已不单指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而言，而且扩大到一切经济工作领域。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上贡献卓著，而且在实践上亦成就斐然。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针对红军来源复杂的情况，红军中开展了关于红军宗旨、任务、纪律以及形势、政策的教育，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而战。古田会议，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奠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反“围剿”时，红军进行了战前的思想政治动员和作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保证作用。长征中，部队中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和艰苦奋斗教育，弘扬阶级友爱精神，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工作，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解放战争中，部队广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增强了全军的革命斗志和政治热情，加强了部队的团结和纪律，发扬了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在支援国家建设与抢险抗灾中，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战备训练中，思想政治工作先行，为部队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毛泽东深知，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正确思想的指导，政治觉悟的提高，革命精神的激励，可以极大地调动军队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所以，牢牢地抓住这一“生命线”，密切联系实际，是其成功领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