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大名著

二、魔幻世界中的人生大道

《西游记》是一部光辉的神魔小说。它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保护唐僧取经的故事，以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并歌颂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坚决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表达了劳动人民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和克服困难的伟大理想。

1. 行善即除恶，除恶即行善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蜮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81页。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一自古流传至今的名言，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为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亲身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古往今来，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成就与荣誉，往往令人敬佩、羡慕。

人们也常渴望着能取得他们的成就，然而怎样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呢？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都能回答正确的。因为每个人的理想都有所不同：有的远大，有的现实，但无论哪一个有志者，都应该牢记这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认准方向，朝着理想走下去，只要你有信心，就一定能成功。

但有些人却不然，他们似乎只知道树立理想，却不认真想想怎样去做，或总是使自己停留在冥想中，而不去实际做。像他们这样日夜望着远方辉煌的目标，而不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接近它，那不过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浪费自己的生命。到头来只能是曾立志的无志者，到老一事无成。

1936年6月，毛泽东在保安红军大学对学员讲话。他说：前令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斗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可也走了两万五，要是也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机会进学校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世界上很难办到的事情，只要人们用心去做，总是有可能成功的。也就是坚持就是胜利。

不论做什么事，如不坚持到底，半途而废，那么再简单的事也只能功亏一篑；相反，只要抱着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再难办的事情也会迎刃而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会取得胜利。比如，我们做一件事，虽然你尽了最大努力，没有一丝松懈，但迎接你的却仍是失败。这时，请你不要懊悔。因为你尽管是失败者，只要你努力去做好你应做的事，只要你尽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即使失败，你也是强者。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小小的水滴经过常年累月尚可将石头滴穿，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3.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是主席的教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你更应该坐上席。

——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见《西游记》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孙行者智降妖怪》：“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救他一救！”

师徒关系，是成才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与他的几位老师有深厚的感情。

1906年，毛泽东到离家七八里的井湾里私塾读书。这是一个阔人家开的“经馆”，条件比较好，毛宇居在这里当塾师，给学生们讲授《春秋》、《春秋左传》等经书。在私塾里，学生应叫老师为“先生”，可毛泽东按辈分叫毛宇居为“大哥”。这使毛宇居非常生气，还动手打了他。

195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待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他特地备了几样家乡菜，并搀着毛宇居进饭厅，请他坐上座。毛宇居连连摆手说：“你是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使不得。”他一边后退，一边请毛泽东坐上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主席的老师，更应该坐上座。”毛泽东爽朗地笑道。“不合适，不合适，我愧为人师。”毛宇居还是不肯，“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主席主席，当然要坐上席。”“那是在开大会。”毛泽东笑道，“如今在我家里，我们都是韶山冲来的，你就不要推辞了！”在亲切的谈笑中，毛宇居硬是被扶上了上座。

1952年下学期，毛宇居到北京，将韶山小学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韶山学校”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毛宇居问他：“怎么不写韶山小学呢？”毛泽东笑着说：“学校不是还要发展吗？可以办小学，也可以办中学，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毛字居听了，深深敬佩毛泽东的深思熟虑，连连称赞：“好！好！”

1958年8月，毛宇居再次赴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湘潭大学的创办情况，并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说：“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都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就会有意见啦！”毛宇居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湘乡东山学校的那张由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毛泽东笑了。

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到韶源一带视察，同毛宇居老人亲切地手拉着手，不时询问稻田管理措施、产量。晚上，毛泽东请毛宇居和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赤卫队员、革命烈士家属及主要亲友来到他的住所座谈、共进晚餐。毛泽东举杯首先给毛宇居敬酒，毛宇居急忙端杯起身，对毛泽东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有四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同志的父亲，是毛泽东的老师。教伦理学和哲学。中国的宋明理学和德国的康德哲学，是他所最熟悉的。后来杨先生又到北京大学教伦理学。在一师期间，杨先生对毛泽东很器重，杨先生向章土钊举荐时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吾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也极为尊重杨先生：“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毛泽东正处在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杨昌济对他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后来，毛泽东在回忆一师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无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还是在他的人格磨炼中，我们都可看到杨昌济的痕迹。

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的一位进士，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符定一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后来文史馆成立，他任第一任馆长。当时，在符先生看来，文史馆员不过文、老、贫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对此则补上一句曰：“还要才、德、望。”意即还要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这对符老是一种安慰，也足证毛泽东始终尊敬老师。符老至诚拥护共产党，还以一人之力，著出一部36卷的大书《联绵字典》。

此外，还有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等道德高尚、学术渊博、思想开明的老师，都曾对毛泽东有过较大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知识渊博举世闻名，但他仍重视向有专长的人学习。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园——韶山，深有所感地写了《七律·到韶山》。原稿中首句是“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完稿后，他虚心请教身边工作人员梅白，梅白建议将其中的“哭”字改为“咒”字。虽是一字之变，但整篇诗的诗意较前深刻，气势亦更宏大，毛泽东连连称赞道：“改得好，改得好！”马上定稿为“别梦依稀咒逝川”。为此，毛泽东称梅白为“半字之师”。从这里可见，毛泽东虚心求学、坦诚待人的博大胸怀和尊师重学的高尚品德。

4. 好马不吃回头草

好马不吃回头草！

——《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好马不吃回头草”，见《西游记》第二十回《黄风岭唐僧有难，半山中八戒争先》：“行者道；‘老儿，莫说哈话。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

据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个子高大，走路很快。在50年代，张耀祠要加快步伐，才能追上他。到了晚年，毛泽东走得慢了。为了便于他上汽车，还特地做了张木凳，让他先踏在木凳上再上车。毛泽东喜欢散步，但散步时不喜欢走回头路，曰：“好马不吃回头草！”

时间是往前走了，时钟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只要成为了过去，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回是危险的，一边跑一边回头的人绝对跑不快，而且容易摔倒；总是回头缅怀过去的人，就不容易开创未来。所以，这世界上即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就好像我们出门前忘了拿某样东西，你不会倒退着走回家，而是转身回家。

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路，你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回头抱怨自己错了。

人生之路，是不能回头的，因为流水不会倒流，时钟不会倒转，万事万物只要过去，就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们自一出生，就踏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一位著名的芭蕾舞蹈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让人看她因练功而变形的丑陋的脚，你怎么也不能把她轻柔曼妙的舞姿与这双脚联系起来。演员回答说：“一穿上这双舞鞋，我便无法让自己停下来，这是一条不归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她对于艺术那种痴迷和执著。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5.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孙行者

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2～883页。

“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故事，出自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九回。故事是说唐僧师徒受阻于火焰山，孙悟空向铁扇公主求借能熄灭火焰山之火的芭蕉宝扇，铁扇公主因其子红孩儿先前为妖被孙悟空降服而怀恨在心，不肯出借宝扇，二人因此斗法。善于变化的孙悟空变成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中才将其制服。

1941年和1942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苏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国内，日本侵略者发动大规模的对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封锁包围我抗日根据地，一面指使大批军队投降日寇，变成伪军，名曰“曲线救国”，实则进攻解放区。加上华北连续三年的水旱虫灾，解放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精兵简政”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精兵简政”的政策，是由党外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来的。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议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他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精兵简政”的建议开始提出的时候，在党内和边区政府中就曾产生过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为了帮助全党同志加深对精兵简政政策的认识，增强其执行的自觉性，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做了解释。在1942年7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解释说：“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他还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集中论述了精兵简政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毛泽东分析指出：“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因而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实行精兵简政之后“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这个事实的可能性，克服一些人关于“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小不足以应战”的顾虑，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引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对付铁扇公主的故事，来说明机构的“小”与力量的“大”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有时候惟有“小”才能战胜“大”这样一个道理。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孙行者，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的。他指出，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