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女谍

第八章 巧遇汪精卫

一

田中隆吉一回到上海，发现拿错了皮包，他就推测出芳子出了问题。他急得好像是一个“叽哩蹦”，一跳三尺高。当晚放下一切该办的事务，就驾车重返南京把这件事向驻华公使重光葵[20]做了汇报。他们多方奔走，到处疏通关节，打听芳子的下落，商议“营数”的方案，搅得公使馆和特务机关的人员五马乱跳。

那天“蓝衣社”的铁闷子车，载着芳子，离开“小巴黎餐厅”的贡院东街，一直开到保泰街的“首都警察厅”。芳子就暂时关押在这里。芳子的间谍案以突然的姿态爆出冷门，一时竟成了“宪兵司令部”、“首都卫戍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都争抢的发财差事。三方都要求引渡。最后经过几番曲折交涉，总算达成了“三堂会审”协议。会审地点定在“宪兵司令部”的第一审讯室。时间是在她被捕后的第二十天-一1931年的10月8日上午九时开庭。

半个多月来，芳子一直就生活在“蓝衣社”的拘留所里。日本上海特务机关为她花了不少运动费，买通上至拘留所长，下至普通狱卒，所以她的起居正常，饮食不错，而且还能看到当天出版的各种报纸。

芳子受刑被迫供出了她的身份、目的、手段后，轰动了南京城。“蓝衣社”很快把那材料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看罢，便在那份手卷式的审讯纪要书末尾，用毛笔批了几个核桃般大字：“不准外传，妥善处理，不要由此而引起日本友邦猜忌。”这是原则精神，究竞怎么办，大家全懵了头。原定的“三堂会审”，本来是争着邀功请赏、捞取“外快”和政治资本，没想到这个案件却和当今的最棘手的对象日本有关，于是三家全自动打了退堂鼓，预审的班子也自然解体了。

确实，蒋介石那时正聚精会神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行“围剿”。短短的几个月，他就发起三次“围剿”，折兵六十万大军，都以败北告终。正因为他如此忙于军事，以致他无暇支应和惧怕日军的挑鲜进攻。所以他才做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

“蓝衣社”本想抱一个“满贯”，却不想反倒给自己惹了麻烦。在讨论如何把这出名噪一时的闹剧收场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日军的黑吉两省地区的武装进攻，也可以说是随着日本“武运长久”军旗的前进，芳子在监禁处所的各种待遇反而提高了，除了读报和小型的宴饮之外，还可以由“蓝衣社”的“保镖”陪同，游逛南京的许多名胜：诸如坐落在中华门内秦淮河北岸贡院街的夫子庙；紫金山中峰茅山南麓的中山陵、中山陵东的灵谷寺、莫愁湖上的古白鹭洲；登雨花台游玄武湖，去观音门的燕子矶等等。在游逛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她也没忘记自己的职责。她有两次谎说要去女厕，却趁机溜出来给田中隆吉和院长各挂了一次电话。给田中的电话是用快活的腔调说的，让他“放心，不用惦念我，我很好，但为了使我能尽快出狱，还需用日本眼下的国威，进行强硬的交涉。”打给院长的电话是用委屈的哭腔。她抽噎着说：“你千万别相信那些供词，我是在一种难于忍受的酷刑下所造成的伪供。相信我，无论我有多么悲惨的遭遇和下场，你要记住，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始终永远地爱着你。”

在游山玩水的悠闲日子里，芳子在监狱中一晃已关押了三个月之久，这时正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多事之秋。在外患大敌当前之际，国府连连发生内江，所以谁还顾得到芳子这一案件。因此，从秋到冬，从来没有再提审她。到了12月15日蒋介石宜布下野，新的国民政府改组，选林森为主席，行政院长仍是芳子的情人，才把芳子这一案件转交给刚从广州回来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21]来裁决审理。

其实汪精卫早已暗中收到了日本方面的郑重委托，希望他这个著名的大亲日派出面略助一臂之力；而汪精卫听说芳子是肃亲王善者的第十四王女，也积极地在寻找帮助她的时机。原来远在二十一年前的大清宣统二年——即1901年的4月16日（农历的三月初七），出生于广东番禺的汪精卫，带领着两个同伴——黄复生和罗世勋，每人怀里各揣一枚杀伤弹，合谋暗杀摄政王载沣。但是当他们刚埋伏在银锭桥下准备行动时，早为摄政王的保驾和捕快所发现。一声喝令，他们丢下没有安好引信的炸弹，俯首就擒。四天后的4月20日，大清皇朝判处“黄、罗、汪水远监禁”。当时身为总理大臣帮办的肃亲王善奢，正做着清朝实行君主立宪的美梦，幻想着自己作立宪后的第一任总理大臣，所以他暗中联络革命党以缓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多方为汪等三人奔走，得以免死。后来肃亲王看这个青年能说会道，陈述政见，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认为此人“后生可畏”，是一“有出息之干才”，便背着摄政王，用了偷梁换柱之计，以另外一名死刑囚顶替，救了汪精卫一命。正因为芳子的父亲对他有恩，更加上日本的嘱托，所以他一回到南京，就席不暇暖地插人审理芳子的工作。

关押了半年之久的芳子，虽然也能外出游逛，但那仍旧是失去自由关在笼里鸟儿般的生活。又加上还要不断地应酬监狱中一些小头目馋猫儿似的宿夜揩油，所以使她心情抑郁、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萎靡。那个宿过她几夜的所长板着一张大麻脸给她戴手铐时，她的心神一阵阵恍惚，闹不清凶吉。

汪精卫在小会客室里迎接了川岛芳子。

四十八岁精力充沛的汪精卫，完全是一副油头粉面、倜傥风流小生的派头，跟芳子一见之下，目光骤然相遇，犹如电流爆出一个火花，彼此顿萌好感，双方都可心照不宣。经过了几分钟严肃的沉寂时刻，汪精卫便按照例行公事般进行一阵审讯所必不可少的询问程序，然后递给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波之后才说：

“金小姐！我汪某人此次是受本党总裁蒋中正先生的委托，来处理这件善后工作的。我相信在今天中日两国不幸连续发生摩擦事件，已为世界公认的亚洲多事之秋时刻，政府是充分注意到你既是清朝王女又是日本国民这一事实了……为了不使中日邦交加剧恶化，应日本驻南京的重光公使请求，我们准备将你引渡……”

芳子听着这番训话，心里十分高兴，她飞飘的目光一个劲儿地在汪精卫那白皙好看的脸上闪动。出于感激，她多么想勾引这个中国最时髦的著名党魁、政客和漂亮的男人上钩！她明白汪精卫点给她那句引渡话是什么含意，便微微领首，用快乐到发颤的声音说了一句即兴编出的谎话：

“是的，长官，我的户籍是大日本帝国的松本市，是日本的正式国民川岛芳子。”

“好的，请你在这儿画押吧！”汪精卫在一份审讯公文的下角指了指。

芳子用毛笔画押。

“好，把她解下去吧，”汪精卫对桌子两旁坐着的呆若木鸡的审判人员吩咐了一句话，然后转过脸来微笑着对芳子说：“金小姐，对不起，由于我尊重你的先父令尊老大人肃亲王，让我仍然称呼你为金小姐吧。金小姐，这一程子很让你受了一些惊吓，幸好满天乌云已经廓清，现在就把你带回监守所去取你的衣物，……”

芳子被几个人簇拥着出了小客厅的门，塞进她来时乘坐的那辆小吉普车里，又回到关押的地方，她仍被锁进那间小单间的房子里，她刚才那么喜悦的心情又冷漠和暗淡下来，开始在床角上百无聊赖地收拾那几件穿脏的衣服。到下午五点种的时候，麻面的所长告诉她“汪副总裁已派一辆小轿车来接她。”

这汽车一直开进颐和路汪精卫的阔绰官邸。她在这座官邸住了几天，被待以上宾，在一次盛大的家宴之后，汪精卫对芳子以谈心的口吻说：“当年若无令尊之搭救，则无兆铭之今日。不才拟与君促膝开怀畅谈时局。”那一夜他们的确谈得很晚。直到子夜以后，汪精卫才派了那辆“雪铁龙”轿车，把她送回日本驻南京的公使馆，网开一面，算是完成了所谓的“引渡”。

二

芳子并没有回日本，而是在南京日本公使馆的客房里闲住了几天，恢复了一阵身体、精力，便从南京又回到上海田中隆吉的身边，过起偷情的“露水夫妻”的生活来。

离开芳子半年的“疯子”田中，近来变得更加疯狂起来，一心妄想借着在中国开拓疆土的野蛮侵咯，达到实现他那报效帝国、平步踏上将军高位的美梦。“九·一八”事件的爆发，更使他急得像疯狗那样红了限。他思谋着一个阴谋计划，对芳子商议：

“我以为要制造中国南方的‘九·一八’事件，先决条件是在上海也制造日军出兵的口实，就像制造‘中村震太郎[22]事件’那样。我准备在上海煽动中国人抵制日货、游行示威和暴动，把事态越扩大越好，这样一来，就能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促使日本政府出兵。那么，上海、南京就能燃起战火了！”

芳子完全同意田中的谋略主张，并且开始筹划这谋略的细节。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关东军司令部恰好给田中隆吉打来了一封电报。召他们“速回奉天，有要事相商。”他俩接到电报后，欣喜欲狂，于当日便登车北上。

列车到达奉天后，负责东北事件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主任参谋立刻就接见了他们。他们见了芳子，对她在上海深入国民政府窃取情报的冒险行为，和遭受逮捕后监禁生活的困苦，都表示赞扬和慰问，一致夸她不愧为是“东京的玫瑰”，关东军手中的“X14号王牌”。

板垣和石原在会谈中首先向田中隆吉指出，上海是中国沿海的最大都市，是南京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如果占了上海，不仅可以压迫南京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且可以为它伸人长江流域和中国内地建立了基地。同时，上海是各国的争夺中心，尤其是英美两国的利益所在，他们估计英美这时还顾不上对它进行干涉，而南京也不抵抗，也可以借此来转移中国和国际对东北的注视，更便于东北局势的稳定。然后板垣和石原对田中轮番讲述关东军在制造“东北事件”和“天津事件”方面的所谓“经验”，板垣挥着手臂感概万端地说：

“由于泄露了田中奏折的机密，屈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强硬的田中内阁不幸倒台了，现在换上了犬养毅[23]首相，如今的日本政府惧怕国联，非常懦弱。但是我们关东军却不听那一套，田中义一仍在幕后指挥着我们，以独自的立场，强行执行了我们既定的计划，告诉你们-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我们想在明年春天，争取实现满洲独立。刚就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中将，干劲很足，前不久他已将土肥原大佐派住天津，由他设法把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弄出来。这次叫你们来，就是为了请你们与之密切配合。我们希望上海能在这个时候，挑起事端，好把各国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我们好按计划搞起满洲独立。”

田中隆吉听后非常兴奋，他拍着胸脯用粗哑的嗓音大声说：

“好的，不是我田中吹牛，上海这方面的事情就包在我田中身上啦！我知道，板垣、石原、芳子、甚至还有河本大作、竹下义晴，你们的名字也许要永垂青史了，但我田中绝不肯落后，说实话为了制造事件，我和芳子已然筹划了一阵子。我本来的初意是想仿效你们，紧步你们的后尘，争取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华洋杂处的水旱码头，为我们的大日本帝国制造一个‘江南的满洲'，现在又加上你刚说的要配合牵制和扭转国际视听这番意思，我们就干得更有劲儿啦！”

他俩在这次关东军的秘密接见后，于次日就乘军邮小班机匆例赶回上海，带着从关东军秘密经费项下支取的二万元（相当于今日的日元六百万元）联络费，便积极地投入了制造各种事端的活动之中。

芳子的分工是积极做好中国方面的工作。她时而穿上穷学生制服，戴一顶破帽，专门深入到一队队呼吁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出兵抗日的学生游行示威的队列之中，她举拳高呼口号，队前队后奔跑，她的努力方向是怎样鼓动学生发生越轨的行为。随后她化装成一个十九路军的士兵，隐藏在军队士兵行列之中，煽动向日军开枪射杀。经过她穿针引线的活动，终于使一个连的守卫上海保安部队，向日本驻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开了枪。田中隆吉更是疯狂，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他不惜制定了暗杀他本国驻沪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盐泽中将的阴谋，暗杀他本国僧侣的歹毒计划。为了筹措所谓经费和供他俩花天酒地挥霍，田中带着芳子，把钟纺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约到黄浦江边，强行勒索地说：“请给一些军费！”结果用这种类似绑票的手段，弄到了十万元。除此而外，他俩还请三井物产上海分店长福岛喜三吃饭，居然在酒席宴上掏出手枪，立通着要钱。

那是1932年1月18日的下午，有日本妙法寺的日莲宗五名和尚[24]，身披袈裟，手托香钵，肩扛白幡，口中念念有词，沿着爱多亚路、福熙路、圣母院路和金神父路慢慢游动，进行所谓“严寒修行。他们肩上扛着的白幡上写着毛笔大字，是为在东北乱军中死于非命的日侨亡魂析祷，这显然是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情感的挑衅举动。最后他们向江湾内的街道行走，沿途敲鼓打磬、走到引翔港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围墙外停留窥视。当时三友实业社工人们组织的义勇军正在操练。藤村等和尚便向义勇军抛掷石子挑鲜，引起冲突，发生互殴。而就在这时，躲在人丛中，化装成十九路军战士的田中和芳子，每人急忙砰砰砰，连发三枪，那出来专门肇事的秃驴和尚，当即有一名应声死在血泊之中，还有两人也身负重伤，昏迷倒地，人事不醒，剩下那两名和尚，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扔下手里的播钵匆促逃进日本领事馆。

挑衅的事件，终于被田中和芳子在暗中制造成功，日本政府到底得到了扩大事态的借口。两天后的20日上午二时，又爆发了“日本人青年同志会”六十余名暴徒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纺织厂的事件。田中和芳子这次是改装为日本的侨民打扮，混在这群手持棍棒、头包标语白布的日本浪人之中，于纵火后又冲人附近的警亭，砍断电话线，杀死中国警员一名，刺伤二名。接着在同日下午被他们煽动的上海日侨一千多人，在日租界举行所谓“居留民大会”，声言向中国示威。会后这群被鼓动的流民手持木棍游行，在光天化日下的中国大街上，公然捣毁电车、公共汽车和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气焰露张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就在这一连串的暴行之后，日本领事馆反而于21日就日本僧人被杀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抗议，无理地提出道款、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强硬要求。22日上海各大新闻报纸还发表了日本驻上海第一舰队司令部恫吓性的声明，谓“上海市政府如不能圆满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严厉手段。”

偌大的上海，顿时就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之下，田中隆吉和芳子在制造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就躲在日本领事馆幸灾乐祸地看热闹，为发起这场战事做准备，芳子还只身潜入吴淞口炮台，查清了炮台的炮数，报告给日本上海派遗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日本军部的表扬。日本海军陆战队便在四川路、闸北、天通庵、宝山路、横滨路一带蛮横地武装巡逻。这群强盗挎着洋刀、手端大枪走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像走在他们东京大街上那么理直气壮。在战云密布的上海码头，只有日本的运输舰队匆忙往返地增调军队。到27日，从吴淞口到黄浦江面，已停泊了日本军舰三十余艘、飞机四十多架，铁甲列车数十辆、陆战队六千余人，在日军布置停当后，便于当晚又由日本领事馆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那时吴铁城任上海市长，他秉承躲在奉化溪口老家，已通电下野，但还在遥控的蒋介石，密令军队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的恐吓，竞表示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他于28日清展，就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下令封闭各界抗日救国会办事处，用武力驱逐了办事人员；当日下午，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限内，忙不迭地送复牒至日本领事馆。那复牒竞声称中国方面对马玉山路僧人案件“深表款意”，答应“惩凶”并给“被害”日人以医治金和抚恤金。但这更助长了日本方面的气焰。就在中国政府采取这些“道歉”措施的当晚——也就是1月28日的晚十一时，日本第一一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提出中国驻军必须撒出闸北的无理要求。通牒声称：“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位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但是不等中国答复，早已集结待命的日本军队，便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发起了野蛮的进攻。

战争刚一开始，田中隆吉带着芳子，便急忙用小吉普车载着鸡鸭鱼肉和糖果鲜货，来到第一舰队慰问参战的士兵。芳子身穿日本陆军军服，神气十足。这可以说是她平生第一次亲临炮火前线。密集的榴弹炮火，呛得她的鼻孔真如烟火燎烤一般。她和田中到了第一舰队司令部，见到了他们最初为了制造事件曾预谋想暗害的那个司令官盐泽幸一中将本人。现在事件已经制造成功，不用再动用这番最深的谋略，他们便取消了那个暗杀计划，并对盐泽表示崇敬和恭维。在司令官接见室，他俩还亲耳聆听了盐泽宜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的狂妄谈话。芳子被盐泽的宣言蛊惑得十分激动，差点儿她当场就要报名投军。一想到她这次在上海配合东北的关东军是如此迅速和成功，她的心里就充满了无法表述的喜悦。她以为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每一处进军，都会使她那复辟大清皇朝的美梦更加接近可能实现的目标。那时候，在上海中国人民流血的日子里，芳子是多么兴高采烈啊！

但是芳子高兴得太早了。驻上海的中国守军是十九路军，原已奉命调离上海，但尚未来得及离防，就遭到日军的进攻。这时，虽未接到抵抗命令的十九路军，受到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怀着民族的义愤，在暴敌欺凌之下，自动奋起抵抗。上海人民全力支援，激战两昼夜，居然把各路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分别逐退，并予以重创，战斗从1月28日进行到2月7日，才不过十一天的光景，装备优良的日军连连惨败，而日本指挥官盐泽幸一也被撤职，由野村吉三郎继任，日本援军亦源源而至，再战再败之后，指挥宜又换为枝田谦吉，再换为白川义则，但三易统帅和骤增为十万兵力的日军，直到29日却仍然被压迫在沿海的狭窄地带，而不能越雷池前进一步！

淞沪战争进行了一个月，芳子吓得龟缩在日本领事馆，这是她第一次亲眼看到吴淞要塞和江湾阵地上的中国守军，是多么勇猛顽强！特别是蕴藻浜一处阵地上的六十名士兵，在最危急的时刻，全身用火油濡湿，身负巨型炸弹，突然猛扑日军阵地，致使日军阵线崩溃，六十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这件事女，吓得芳子心惊肉跳、浑身哆嗦，芳子第一次闻到了真正火药味、血腥味和双方死亡的兵士尸体的腐臭味。就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日子里，忽然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好像一道救命符，解救了她，使她才离开了那个战场。

原来，在日本军队中服役的金璧东帮助日军完成了一段向黑龙江的进攻之后，恰巧在大连休假。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话叫他亲自到奉天来一趟有要事相商。

板垣在办公室对宪奎说：“这件事委托你，立即把芳子从上海叫回来，我将分配她新任务。”

金璧东对关东军交给他妹妹的任务心领神会，于当日午后就乘车奔赴上海。找到芳子后，正看到田中隆吉又像求爱时那样把手枪摆在桌上，纠缠不休。在困境中，芳子见了她的胞兄，这下给她仗了胆儿。说实话，田中隆吉是芳子姘居生活中，从时间上算，是跟她过得最为长久的一个男人，她对田中早已感到厌倦。借此机会，毅然甩下他，跟着哥哥回了大连，结束了她在上海的这段罪恶无耻而又糜烂放荡的洋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