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这是杨绛在96岁高龄时，书写在《走到人生边上》中的疑惑。她从最凶狠而不可拒绝的时光里，一步一步地走到人生的边缘，明白了“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生命的厚重与奥妙，跨过历史的长河，也不过化为一句感悟：这一生，我们来过，便足矣。

1911年7月，清朝刚刚覆灭，杨绛急匆匆地踩着旧王朝的泥泞，来到了风雨飘摇的北京城。

那时，她还叫“杨季康”，父亲杨荫杭喜欢亲昵地唤她“阿季”。

有人说：我不羡慕杨绛的才华，我羡慕她有一个开明、通达的父亲。

杨绛面对文理分科的时候，一时拿不定主意，跑去问父亲杨荫杭：“您觉得，我该学什么呢？”

杨荫杭没有以“爱”的名义指点“必须做什么”“什么对你好”，他告诉女儿：“没有什么该不该，你喜欢什么，就去学什么。你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后来，杨绛随着自己的心意，选择了与之相契合的文科，并在这条大道上，散播出沁人心脾的书香。

江南富庶，盛产名门望族。杨氏家族也幸而享得余荫。但同一方土地上，有如旭日朝生的名门，便也有日薄西山那般的望族。

杨荫杭就出生在一个日薄西山的书香门第里。

虽然家道中落，但得益于曾祖父与祖父都是精通文墨之人，他自幼便饱读诗书：经典励志的、塑造思想的、浪漫旖旎的……凡是可读的，都要找出来领略一番。

如此，读过的书，藏在他的气质里，印刻在他的思想里，最终表现在他的行动上。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杨荫杭凭着勤学苦读，考入了清朝大臣盛宣怀等人为教育改革而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

这所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凡考入者均免一切学杂费用，学子们只管埋头苦读即可。但学校当时由外国人把持，学生伙食比较差。

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生屡屡提出改善食堂伙食的要求，均被校方拒绝。

一名广东学子忍无可忍，带头抗议，岂料被校方开除学籍，其他人迫于威慑，全都噤若寒蝉。

杨荫杭虽未举旗抗议，但他看不惯校方以强权压人，愤而挺身执言：“还有我！”

开除是在所难免的。

有人骂他傻，不识时务，不会收敛锋芒；有人赞他刚正，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

杨荫杭不理会闲言碎语，他转身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

1899年，他因成绩出类拔萃，被派往日本留学。

在那里，他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革命思潮的影响，与雷奋、杨廷栋加入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半年后，他们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本杂志，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大量销往上海、苏州等地，旨在介绍新思想，输入新文明，洗涤被封建帝制禁锢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心。

书籍是传播文明的利器，但这把利器还不够锋利，只划破了皮肤纹理，尚未触及血肉。想及此，杨荫杭利用暑假跑回无锡，创办励志学会，用振聋发聩的声音与慷慨的激情，试图唤醒被蒙蔽的国人。

1903年，他提倡学习理化和英语。为了增强说服力，他白日里宣扬“自由论”，夜里通宵苦学理化；为了以身作则，他无视封建礼教，不拜祖宗，不敬鬼神，还要拉着二妹、三妹一起入会学习。

两个妹妹受他影响，出入从不坐轿子，而是步行上学，以开风气之先。其中尤以三妹杨荫瑜为甚，后来去日本留学时，她选择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理化博物科，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里，觉醒的青年不断增多，革命的薪火越烧越旺，很多人甚至加入到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去。

杨荫杭过于“肆无忌惮”的作风，很快被清廷盯上。一纸通缉文告让家里慌了神。

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妻子——唐须嫈。

唐家经商，唐须嫈自小便有家庭教师开蒙，少时又考入了上海著名的务本女中读书，她与丈夫的妹妹杨荫瑜是同学。

她本也是可以在那个时代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高知女性，只可惜她生性温柔闲适，不喜在外走动。

她与杨荫杭于1898年成婚，婚后便留于家中，相夫教子。

杨荫杭的刚正无畏，遇上唐须嫈的善解人意，虽然是旧时的包办婚姻，却意外地和谐美满。

他们不吵架。不吵架的夫妻也常有，不过有人是把委屈藏在心里，而后在某一个时刻突然爆发。

他们不一样。他们不是熟悉的陌生人，反而彼此欣赏，理解，懂得。

唐须嫈懂得杨荫杭的雄心抱负，即使怀着身孕，也支持他千山万水去求学；杨荫杭体恤唐须嫈的温柔贤惠，路过珠宝店，不忘送妻子一副珍珠耳环。

“门当户对”的婚姻，三观相合，有话可说。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所以，当唐须嫈得知杨荫杭被通缉时，震惊，悲痛，不平，可想而知。

但纵然百般情绪涌上心头，唐须嫈也很快镇定下来，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商议对策。束手就擒是绝不可能的，不如避一避，等风头过后再回来。

唐须嫈跑回娘家，鼓足勇气，借来了一笔钱，足以供杨荫杭出国留学。

1906年9月，杨荫杭再度踏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又辗转去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当杨荫杭留日时思想中的“革命”与留美时思想中的“改良”发生碰撞时，无所适从是必然的。

留美学子同情革命，倡导改良，杨荫杭的思想在与新知识交互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他开始研究西方民主法治，期望以此打开一条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凭着满腔热血，一腔孤勇，说走就走？等终于发现不再年轻的时候，热血已被时光熬煮成了一块豆腐，轻轻一碰，便碎成沫。

人是最能感知到时间流逝的动物，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时，杨荫杭已经32岁了。

都说长大是一瞬间的事。回国途中的杨荫杭，或许有过彷徨、疑惑、不解与不甘。但下船后，看到经年未见的妻儿，那些不确定，统统化为乌有。

在动乱的年代，好好活着，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更何况要照顾好一大家子，要做好一个父亲。

杨绛是杨荫杭留美回国后妻子怀孕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每当她哭闹着不肯入睡时，杨荫杭就会把她抱在怀里，哼着小曲儿哄她入睡。

在轻声软语的呢喃里，杨荫杭那颗沸腾的心终究平静了下来。不是妥协，不是认输，而是将理想藏于心间，等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