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

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杨绛曾说：“我自己也贪玩，有时候，在课堂上玩那种吹小绒球的游戏，玩着玩着笑出声来，先生发现了，盯着我问课文的内容，问一句，答一句，还都不错。”

有一次上英文课，杨绛和同学在课堂上说话，老师罚她“立壁角”——在墙角处站着示众。

《小猪佩奇》里有一集讲，猪妈妈小时候也很淘气，喜欢在床上跳来跳去，猪奶奶说，所有的小孩都淘气。

童年时的杨绛也是，二姑母曾经告诉她，她的爸爸小时候也是一个顽童。

“小哥哥（杨荫杭）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

当然，顽童也有开窍的时候。杨荫杭得益于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等到了自己做父亲的时候，在严厉之外，更多的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因为改变一个人，不如身体力行地影响一个人。

有趣的是，最先受影响的，竟是他的枕边人。

唐须嫈掌管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像个车轱辘似的停不下来。偶尔得了闲，也是手边娴熟地做着针线活，眼睛却盯着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

杨荫杭担心她看坏了眼，特意去书摊翻翻拣拣，专挑大字号的书买给她消遣。

她最喜欢的睡前读物是《石头记》和《聊斋志异》，看得多了，哪个作者是什么样的风格，她也摸透了。

不过，比起母亲，小时候的杨绛更喜欢亲近父亲。

“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

或许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贴心与陪伴，让杨绛对父亲更加亲近。

每晚临睡前，父亲朗声读诗的时候，杨绛常常待在他身边，看着他读诗的模样。

杨荫杭尤其偏爱杜甫的诗。每每读完一遍，觉得不尽兴，又回过头再体味一遍。

这时候，他总还要对旁边的杨绛说上一声：“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

至于咂摸出了什么情感或道理，他不说，终究那是他自己的感悟，不是杨绛的。

杨绛有她自己的想法。

父亲钻研音韵学的时候，常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见了，就取笑爸爸：“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志趣相投之外，父女俩偶尔也凑在一起讲悄悄话。

有一次，爸爸神神秘秘地告诉她：“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他们家不会作诗的亲戚）都在作诗呢！”

爸爸俨然将她当成了一个小书友。

耳濡目染之下，杨绛也越来越喜欢读书。

至于读什么，杨荫杭从不干涉。

在“启明”上学的时候，因为和大姐姐一起，杨绛便总翻她的书来看。“有一本很厚的新书，读起来很有趣，只是书里的名字很奇怪，等囫囵吞枣地读了大半本的时候，被大姐姐发现了，新书却已被看得肚皮都凸出来了。”

杨绛后来才知道，那是《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她也读过《水浒传》，但读到“林教头刺配沧州道”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

唐须嫈问：“怎么不读了？”

杨绛苦着脸说：“我气死了。”

杨荫杭听了，把书收走，塞了一本《三国演义》给她，还一本正经地说道：“小孩子是要气的。”

纵然杨绛读《三国演义》，读了一肚子错别字，闹了好多笑话，但父亲认为，读书如饮食一般，不妨读得杂一点，营养均衡了，思想的深度便有了。

晚年的杨绛对读书有相似的解读：“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

“我们没有如来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

开了心窍的杨绛越发独立自强，这与杨荫杭对她的殷殷期盼正好相合。

杨荫杭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他从书中看到鼓励孩子赚钱的方式，于是在自己孩子身上实验。

正好那段时间他们搬入新居，阴湿的院子里、砖头下，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鼻涕虫和蜘蛛。

杨荫杭规定：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杨绛的弟弟妹妹，连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乐此不疲地“赚钱”。

唐须嫈看了直摇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杨荫杭叹息一声：“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

好的东西，人人都想要。想装进兜里，必然要付出等价的努力。但好的东西那么多，怎么装得下呢？

所以杨绛理解到：“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小时候家里人多，总是热热闹闹的。后来日渐长大，大姐姐工作了，不常回家；长相最好的三姐姐结婚也最早，嫁到上海定居了；而弟弟妹妹和杨绛的年龄相差太大，渐渐地，家里也就没有从前那么热闹了。

好在杨绛也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

一日，杨绛抱着本书在看，杨荫杭见了，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

杨绛抬头说：“不好过。”

杨荫杭又问：“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杨绛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也这样。”

杨荫杭说完便笑了。

那一瞬间，杨绛觉得自己仿佛从女儿变成了父亲的朋友。

忽然之间就懂得了，读书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只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毕竟，剖析别人简单，拆解自己很难。

这个道理，父亲比杨绛明白得早。

杨绛十六岁的时候，北伐虽已胜利，但并未能遏制革命阵营的危机，学生们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

杨绛脸皮薄，怕自己身板儿娇小，上街宣传被嘲笑，想以“家里不赞成”为由不去游行。

杨荫杭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很为难：“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

杨荫杭不为所动：“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为此，杨荫杭讲了个自己因被登报联名拥戴“辫帅”张勋，而立即在报上登了条澄清声明的事情。

附庸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难的是遵从本心，勇敢地站出来，坚持做自己。

杨荫杭从来都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的人，他告诉杨绛，君子重器，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杨绛似懂非懂，只得苦着脸告诉老师：“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被校长狠狠训斥了一番，后来因为有女生在外吃了亏，这件事才算终了。

见识过校长的“凶狠”，才明白父亲的难能可贵。

父亲不吼、不叫、不骂笨。杨绛十六岁的时候，还分不清平仄声，急坏了。可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

果然，以后的某一天，杨绛突然就开了窍，全懂了。

很多年后，等杨绛也有了孩子——钱瑗，她便也秉承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从不训示孩子。

杨绛回忆时说：“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杨荫杭爱书，一往而情深。晚年的时候，唐须嫈已经去世。

“每日黄昏，他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每次买到好版子的旧书，总会自己把蜷曲或残破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

杨荫杭的规矩很多，因爱整齐，重订的时候，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

那时候，于杨荫杭而言，书，成了他最亲近、最忠诚、最懂他的伴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