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红遍

罗振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跟着红34师转战湘江沿岸，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太过劳累。

还是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军粮耗尽，已经一天一夜，粒米未进，太过饥饿。

亦或是过湘江时身上的枪伤因为感染而引发的高热。

罗振江昏迷了过去，他时而感觉自己像是被驮在了颠簸的马背上，又感觉自己像是躺在了风浪湍急的小船上……

他仿佛顺着浩荡的湘江之水，一路南下，回到了自己暌违已久的故乡，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城市——镇江。

……

罗振江生在镇江城里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那一年是1915年。

这一年，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全国各地护法讨袁的枪炮声中，罗振江在镇江城里的白莲巷呱呱坠地。

罗振江的父亲罗成是西津渡一间小绸缎铺的掌柜，经营着一家沿江的小铺子。

铺面上挂着各色绸缎，江风吹过时，料子上的花纹便随着晃动，这是罗振江童年最重要的记忆。

镇江是鸦片战争后第二批开埠的城市，作为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水运优势聚集了大量的中外商人，再加上当地政府劝课农桑，自清代以来就形成了镇江独有的“京江绸”。海内外商贩蜂拥入这座小城进货，京江绸更是行销韩国、东南亚，甚至成为韩国宫廷贵族制作朝鲜披风的贵重面料。

这让小本买卖的罗家也跟着沾光，不算大富大贵，却也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七岁那年，父亲没有像街坊邻里那样，送他去旧式私塾背诵四书五经、摇头晃脑地念着“之乎者也”，而是咬咬牙送他去读了价格昂贵的新式学堂——润州学校。润州学校的课程兼顾中西，既有国文、史地，也有英文、音乐，教师中既有宣扬孔孟之道的本地名士，也有引导学生接触新书新文化的进步者，潜移默化中，让罗振江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在润州学校期间，罗振江愈发刻苦，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八年后的1930年如愿考入了镇江中学。彼时的镇江中学校长是任中敏，时年34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位一身傲骨、心怀家国的学者。

任中敏曾亲身参与五四运动，更是“火烧赵家楼”的参与者之一，因围攻赵家楼、反抗反动当局而被逮捕，这段热血经历，让他始终坚守着爱国初心，也深深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学生。

罗振江印象深刻的是任中敏上课从不爱照本宣科，常常抛开课本，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学生们讲国家的危难、民族的希望，讲五四运动的热血与激昂。下课后，他总爱留在教室里，与学生们谈心交流，没有丝毫校长的架子，有时会悄悄拿出珍藏的《新青年》，递给学生们传阅，还会轻声谈及自己在北京求学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交往片段，讲述那些先辈们为了救国救民，不畏强权、挺身而出的故事。抢《新青年》看这件事情，罗振江总是最积极的一个。

1931年，镇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日本商人用阴谋诡计抢占了京江绸在朝鲜的份额，镇江一千多家绸缎庄悉数倒闭。原来还能勉强维持小康水准的罗家遭遇池鱼之殃，瞬间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他那本就因为操持家务，体弱多病的母亲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就在罗振江连学费都交不上，准备辍学的时候，任中敏校长免除了他的学费，更让他每周末到自己家里来吃饭，看书，学习。

在任校长家里，罗振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读到了《资本论》，第一次读到了列宁的《论帝国主义》。他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也对背信弃义的日本人产生了深深的恨意。高中三年很快过去，正当罗振江犹豫报考哪一所大学时，任中敏校长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

去中央国立大学念书，到国民党统战的核心，首都南京去发动工人与群众！

任中敏原本以为罗振江会退缩，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仅仅考虑了一会，就答应了下来。

1932年，17岁的罗振江受任中敏推荐，考入中央国立大学地理系，师从他的好友竺可桢。竺可桢是近代地理学的开创者，学识渊博、心怀家国，听闻罗振江的情况后，欣然应允，破格录取他进入中央国立大学地理系学习。

背着简单的行囊，罗振江来到南京求学，中央国立大学人才济济，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学术氛围浓厚，却也暗藏危机，国民党特务常常潜伏在校园里，监视着进步学生的一举一动。竺可桢十分看重罗振江的才华与初心，将他当作自己的弟子悉心培养，不仅在学业上给予他悉心指导，还为他提供了诸多便利，希望他能潜心钻研地理知识，毕业后留校任教，深耕学术、培育人才。

罗振江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待，当大一新生们还在死记硬背，琢磨等高线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根据地图画剖面图，甚至堆沙盘了。不管是多旧多残破的地图，罗振江总能在全班最快画出剖面图，最快做出沙盘，而且山脉走向、河谷位置、陡坡缓坡、隘口丝毫不差。

这种天赋让地理系的其他教授们也都啧啧称奇。竺可桢曾经当着全系新生的面这样表扬过他：你们看到的地图是平面的，罗振江看到的地图是立体的！

另一方面，罗振江始终没有忘记任中敏校长的嘱托，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深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青年不能只顾埋头读书，更要挺身而出，践行救国使命。入学不久，他便加入了校内的进步组织“醒狮话剧社”，随后又主动参与工人夜校的创办，每天晚上，带着自己抄写的课本和笔墨，悄悄来到工厂区的破旧厂房里，教工人们识字算数，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讲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讲未来的希望。看着工人们粗糙的手握着细小的铅笔，一笔一划地学习，眼里泛起的光芒，罗振江觉得，那比任何课本、任何地图都要动人，也更加坚定了他践行初心、反抗压迫的决心。

可就在一年多前的深夜，在工人夜校教完书，回宿舍的路上，罗振江被特务盯上了。空旷的街巷，几名身着黑衣、戴着礼帽的特务，悄悄摸到罗振江的宿舍门口，猛地踹开房门，冰冷的枪口瞬间顶在他的后腰，刺骨的寒意顺着衣服蔓延全身。

“小赤佬，私藏反动读物，煽动赤化思想，跟我们走一趟！”

特务们的声音冰冷而凶狠，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不由分说便将他拖拽起来，塞进了事先准备好的黑车里，一路疾驰，将他拖进了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说是看守所，其实就是监狱，监狱里阴暗潮湿，狭小的牢房里，霉味与血腥味交织在一起，刺鼻难闻，墙壁上布满了斑驳的血迹，角落里堆满了破旧的稻草，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在看守所的三天时间，特务们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鞭子抽在身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血痕，烙铁烫在皮肤上，发出滋滋的声响，钻心的疼痛几乎将他撕碎，一次次将他折磨得晕厥过去，可每当他醒来，特务们便又开始新一轮的折磨。

他们逼他供出夜校组织者的名单，还有他们最想知道的地下党名单，并许诺给他大洋，让他回学校上课，或是回镇江安稳过日子都随便他。

但罗振江只是咬紧牙关，什么都没说。

终于，第四天的时候，关押他囚室的门又被打开了，走进来的是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系着驼色围巾的竺可桢教授。

没等罗振江反应过来，旁边的宪兵长官已经点头哈腰地赔笑道：“竺教授，实在对不起，手下人不会做事，抓赤匪的时候抓错人了。”

“让您的爱徒受苦了！”

竺可桢推了推眼镜：“刘科长，宪兵队确定不要再审一审了？”

宪兵长官赶紧又赔笑：“竺教授，瞧您说的，他是您的学生，我侄儿刘子耀也是。那他跟子耀就是同门师兄弟，怎么可能会是赤匪？”

“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竺可桢看了看面前遍体鳞伤的罗振江，没再说什么，只是解下自己的围巾披在了罗振江的胸前。

“跟我走吧！”

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出来的路上，竺可桢一直都没有说话。

等离开黑压压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竺可桢教授从长衫里取出了一张车票，递给了罗振江。

“今天晚上的火车，从下关车站上车，一路到南昌，下了火车，坐汽车去赣州。”

“到了赣州把围巾拆开来，里面有中敏给你的介绍信，去土地庙找那里的地下党，进了苏区你就安全了！”

罗振江接过车票，捧着脖子上的围巾，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老师：“竺教授，您要送我去苏区？”

竺可桢裹紧身上的长衫，语气唏嘘：“振江，中敏跟我已经尽力了。宪兵队很快就会意识到错放了你，你要是再被抓进去，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罗振江看向自己的老师，忽然间就意识到了，这恐怕就是自己与恩师离别的时刻了。

竺可桢看向罗振江，轻声说：“我本来想留你在象牙塔里做学术，但地理系这座象牙塔，终究困不住你这只想要振翅翱翔的雄鹰。”

“去苏区，自由地翱翔吧！”

下关车站，19岁的罗振江在邮筒前寄出了最后一封给父亲罗成的信。

父罗成先生亲启：

儿因时事所迫，须即刻离京远行，不及面辞，万望恕罪。润州学堂开我蒙昧，任校长教我明理，竺先生救我于虎口。家业倾颓、国难当头，儿深知闭户读书已非其时，非为一己之前程，实为千千万万如我罗家被日本帝国主义欺压破落者讨一公道，为我中华民族寻一出路。前路艰危，然初心如铁，望父亲善自珍摄，勿以为念。待世事稍安，自当设法归省。

纸短情长，临书依依。

儿振江叩禀

民国廿二年冬

用浆糊黏好邮票的信封飘飘然落入邮筒，罗振江转身就跳上了通往南昌的火车。

汽笛鸣动，铁轨轰隆，远方越来越近，那座被称为家乡的小城也越来越远。

罗振江感觉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正朝着祖国西南的梦想之地翱翔而去。

（注：任中敏，1897—1991，江苏扬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并被捕。1930年任镇江中学校长，1932年因呼吁“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得罪蒋介石被迫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