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难中的邓小平

第一章　求学法国

一九七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邓小平对随行人员说他和他的战友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当中国驻法使馆的同志带他旧地重游时，他不无遗憾地说：面貌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的咖啡了。

艰险的旅途

遮天蔽日的乌云被闪电划破一道道口子，随着一声响过一声的霹雳，从那裂口处泄出无数条水丝，绵密、透明、清凉。老天爷仿佛要用千针万线把天地间密密匝匝地缝合在一起，整个上海滩被笼罩在雨线织就的天罗地网之中。

狂风裹着冷雨，犹如千万只噑叫的野狼，肆虐着高高低低的房舍，肆虐着大大小小的树木，肆虐着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

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外国商轮熙来攘往，帝国主义兵舰横冲直闯。

上午十一时，汽笛一声长鸣，法国 “盎特莱蓬”号邮船从十六铺码头提锚启航了。眼看就要远离亲人、远离祖国了，许多乘客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纷纷跑上甲板，冒雨凝望着这块渐渐远去的热土，泪水夺眶而出。

邮船徐徐驶过吴淞口，进入浩瀚无垠的大海。

这是一艘来往于欧亚美三大洲四万吨位的法国邮船，长约五十丈，宽约六丈，高约十丈，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轮船之一。船的舱位分为三等，每层可容纳数百乘客。最高一层是游乐场，供有钱的乘客休闲消遣。货舱的首尾两端容量很大，甲板上设有两架昂首举臂的起重机，以供装卸货物使用。桅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船尾挂着一面法国国旗。

邮船的乘客中有九十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六名为浙江籍学生，其余均为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在这八十四名川东子弟中，公费生四十六人，自费生三十八人。

邮船一等舱的票价为八百元，二等舱五百元，三等舱三百元。中国留学生花一百元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其实，这艘船本来没有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而临时设置的。所谓四等舱，实际上就是堆放杂物的货舱。

半明半暗如同地下室一般的底舱十分简陋，没有什么设备，学生们就坐卧于硬梆梆的双层床铺上。舱内闷热，空气混浊，蟑螂、臭虫随处可见，蚊子、苍蝇嗡嗡乱飞。许多人受不了舱内的恶劣环境，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纳凉休息。在风平浪静时，可以欣赏海上风光。有时狂风大作，恶浪滔天，常常令人头晕目眩，呕吐不止。

船舱里有一位个头不高、年龄不大的自费留学生，充满着活泼和稚气——圆圆的脸庞，宽宽的额头，亮亮的眼睛……显得很精神。他从行囊里取出一本书，想用读书学习来聊以慰藉。这个小伙子名叫邓希贤，即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一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姚坪里（今协兴乡牌坊村）一个翠竹环绕的农家，他是邓文明（绍昌）和淡氏的长子。五岁进本村翰林院读“人之初，性本善”时，私塾先生认为比圣人还要圣明的“先圣”二字有失谦恭，于是给他另起一个名字叫“希贤”，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有才能、有德行、有声望的贤达之士。

一九一○年，邓小平到北山小学读书。十一岁考进广安县高小，十四岁升入广安县中学。一九一九年夏天，颇有远见的“袍哥大爷”邓文明听说重庆创办一所留法勤工俭学校，便带着儿子前去投考。于是，头戴瓜皮帽、身穿布长袍的邓小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城市，并兴高采烈地走进了这所与他穿戴不太协调的洋学堂。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眼界的开阔，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整个中国也都如此。年纪尚小的邓小平和他的同乡陈毅、聂荣臻一样，十分痛恨那些军阀、卖国贼。他经常思索，尽管思想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但在他那幼稚的脑海中逐渐产生了“工业救国”的念头。

一九二○年七月，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经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和体检，成为八十四名合格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两个月后，他走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像李白诗中的“轻舟”一样，越过“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千里江陵”，漂洋过海去实现他那“学点本事、报效祖国”的愿望。然而，万没想到这是邓小平人生的一个转折，他由此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我国早期的留学生，主要是向外国学习军事、政法、教育、制造之类的“西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多半是学习西方的皮毛来充实和装饰封建体制的内瓤。辛亥革命犹如漫长的寒冬刮来一阵春风，使教育界和留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学习“西艺”的基础上转而羡慕和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即所谓的“西政”。

在我国的知识界中一般认为，近世之文化以欧洲为泉源，欧洲之文化以法国为先驱。一九一四年，根据法国华工总结的“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做法，教育家们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用最俭之费用达留学之目的，便于自费生出国留学，引起许多家境不富之有志青年的热心和兴趣，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先声。

夜深了，一切都在沉睡。海打着轻鼾，风伸着懒腰，波浪在朦胧的月光下碎银般的闪着亮点。在昏暗浑浊的船舱里，走出天府之国的邓小平手捧书本若有所思，他看到邻铺的邓绍圣百无聊赖、坐卧不宁，便喊道：“幺伯，你在做啥子哦？”

“从现在起你就叫我绍圣吧，不要再论辈分了。”邓绍圣是邓小平远房的叔叔。

“那样不太礼貌吧？”

“出门在外，还是叫名字好。”

“要得！那你以后也不要叫我贤娃了。”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离开家乡有半个月了吧？”

“可不是么，我们是八月二十七号离开重庆的，”邓绍圣屈指算来，“今天是九月十一号，刚好半个月。还算顺利，在上海只等了一个多星期。”

“古人云：出门遇甘霖，是个好兆头啊！”

“听说我们在水上要行走一个多月，大海不同于长江，但愿风平浪静，一路顺利。”邓绍圣有一种天涯路漫漫的凄凉之感。

面对不时出现的狂风暴雨、恶浪险滩，邓小平就像久经风雨的老将一样镇定自若。他躺在晃动得像摇篮一样的铺板上，眼前浮现出临行前母亲给他打点行装的情景。

对于长子，母亲视若掌上明珠，儿子要远离故土留学西洋了，母亲似有生离死别之感。起初说什么也不放儿子走，希贤和亲属们都来做劝说工作，终于帮助淡氏以理智战胜了感情，同意儿子远走高飞。

母亲眼含热泪把儿子一直送到船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预感真的灵验了，这一走果然是母子的永诀。从此以后，邓小平再也没有踏进广安这片他度过少年时光的故土。六年后，淡氏思子心切，身心交瘁，不治而亡。

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远行，异国他乡的风情，海阔天空的胜景，给每一位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邓小平虽然没有诗情画意地抒发当时的感受，但在五十年后却谈到了他当时乘坐的就是“几万吨轮”。这件事足以表明，第一次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给邓小平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九月十四日，邮船抵达香港，邓小平登岸游览。香港市区背山面海，树木葱茏，街道整洁，建筑奇特，是一个沿海最繁华最重要的国际商埠。在此经商的虽多系中国人，但管辖权却操纵在夷人手里，英国自占据此地后订立了许多束缚华人的条约。

第二天邮船启动了，邓小平凝视着灾难深重的香港岛，心里掀起了滚滚波澜。此后，邓小平曾四次到过香港，对香港有着特殊的感情。半个世纪后他还表示过一个心愿，要在香港恢复主权时再次踏上这块祖国的宝地，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一期望未能如愿。

邮船在太平洋上随着滚滚翻腾的波涛颠簸起伏，躲过暗礁险滩，日夜兼程地向目的地漂游。邓小平和他的九十名学友从此走出了国门，世界之大、世界之新、世界之奇，使这些初离家门的少年学子激动不已。他们的思绪像一群振翅飞翔的海鸥，早已飞向遥远光明的未来。

邮船到达安南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邓小平和邓绍圣搭伴下船。他们接受当地海关的检查，又到警察署办完手续，这才允许进入市区。关于在西贡的见闻，一位四川巴县名叫冯学宗的同学是这样记述的：

十八号船抵西贡，此地概是平原，自法人夺去之后，沿岸建筑码头，岸上房舍街市，都秩然有序。只是有一件悲惨的事，就是那亡国的安南人。他们的国家，既为外人的殖民地，他们的人民，遂不得不受外人的管辖。他们知识较高一点的，就受法人的呼唤，养成一种不痛不痒的性质。那知识低下的，就受外人使用，耕田挽车，不敢稍辞劳苦，偶一懈怠，即加鞭楚，彼等狼狈啼泣，已极可怜，而法人还要设种种恶例，使彼等永无恢复的一天。例如读书要读法文，着鞋要纳税，既灭人家的文字，又要灭人家的种族，正义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安南人蓬首赤足，四季如一，难道就不成问题么?

西贡为欧亚交通的冲要，五洋杂处，人口甚繁。中国人侨寓此地数有六七万人，但是入境以后，凡是成年者，每年须纳身税数十元，这也是法人限制外人旅居最严厉的一个方法。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向来以“病夫”见称，各国防甚严，此次船泊西贡，曾见同船的人，上岸时必经种种检查，然后列队到警察署注册，否则不准登岸，从此看来，中国人也像在候补亡国奴了。

九月二十六日，邮船驶离新加坡港口，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茫茫无际的印度洋。突然，一场特大的风暴如轰炸机群不期而至，顿时海面上一片昏暗，惊天骇地的狂风卷着漆黑的海水，掀起山峰高的巨浪，邮船犹如一片随风飘舞的树叶，一会儿被推上浪峰，一会儿又被抛入波谷。乘客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呕吐得找不到自己的肠子。

邓小平身体较好，尚能支撑，但肠胃也在翻腾，胸中有如硬物堵塞。他味同嚼腊地啃一口干面包，有气无力地说：“绍圣，吃点面包吧，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吃不下去，一吃就吐，胆汁都要吐出来了。”邓绍圣好似大病加身，终日卧床不起。就这样束手无策地被海龙王折磨了三天三夜，直到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才算躲过一劫。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风平浪静，湿漉漉的太阳从大海里冒出来。邓绍圣望着窗外，只见水天一色，孤舟往返，不见山，不见树，也不见陆地，顿感凄凉寂寞。他指着翻腾起伏的波涛，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希贤，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究竟有啥子不同？”

“阿拉伯海是印度洋的一部分，在印度洋西北部。”邓小平根据不久前看过的地理书，现买现卖,“阿拉伯海与深入陆地的波斯湾、红海相通，自古以来为海上交通要道。再往前走就是红海口了。”

“红海为啥子叫红海，它的水是红色的吗？”

“红海的水与其它的海水一样都是蔚蓝色，只因这一带盛产海藻，红色的海藻把海水映成了棕红色，故名红海。它是世界上最热最咸的海……”

“旅客注意了，旅客注意了！”一个身穿制服的乘务员在客舱里大声喊叫，“请戴上救生圈，救生圈就在你们的铺位下面。”

乘务员的吼叫不啻一声响雷，把乘客从铺板上都振了起来。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个个紧张万分，哭喊声、惊叫声、怒骂声响成一片。

邓绍圣一边戴救生圈，一边忐忑不安地问邓小平：“怎么，出事了？是撞船了还是触礁了？”

“别着急，咱们问问啷个了。”邓小平拿着救生圈来到乘务员跟前，“先生，为啥子要戴救生圈？”

“哦，是这样，欧洲大战时在红海口附近放了许多水雷，战后没有完全取出来，所以过往船只的乘客都要戴上救生圈。”人高马大的乘务员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但大家不要惊慌，一般不会有事的，主要是预防不测。”

邮船在强烈的阳光下航行，胆战心惊的乘客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的海面，只见日光与海水相映，那海水的蓝波逐渐变成了红浪，知道已进入红海海域，脱离了险境，于是虚惊一场的数百名乘客如同接到了休战的命令，一起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再放回肚子里去。

风雨无阻的邮船穿过一百七十三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从意大利半岛西侧缓缓而行，只见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屿孤立于地中海上，那就是终岁如斯的活火山。遥望火山爆发的余焰，特别是在夜晚，喷出的火焰犹如五彩缤纷的礼花射向蓝天，在水中映出五颜六色的倒影，甚为壮观。

远涉重洋，历尽艰辛，邓小平和同伴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之壮观，开阔了眼界，同时也目睹了亚非两洲广大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掳掠、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悲惨情景，了解到了人世间存在的种种不平。他们犹如走进了一座野外博物馆，走进了一座社会大学校。

在谈论感受时，他们都觉得这一段行程很有意义，越走爱国之心越增。虽然异国的情调、热带的风光、海外的趣闻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但更重要的是一路上所见到的人类社会的黑暗面，一幅幅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悲惨景象，给他们以极大的教育，不能不时时联想到祖国的前途和自己的责任。

勤工俭学生还用下面的诗句，描述了一路上曲折不凡的航程，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难的顽强决心：

她——船——在这茫茫的孽海，

黑魃魃的夜里潜行；

有时遇着暴雨，

有时遇着狂风，

欲阻止她前进。

前进，前进!

总要自信自任!

暴雨住了，

狂风不鸣，

无星无月，除了波涛声；

几许的凄凉寂静——

莫怕触着暗礁；

莫怕越出航线；

眼认清了，舵把掌稳，

东西南北，航他一个地遥天远。

啊，前面出现灯塔光，

照着他前行。

原来在这黑茫茫孽海里，

那些有险的地方，始有光明。

十月十九日，“盎特莱蓬”号邮船在大风大浪中历经三十九个日日夜夜，行程三万余里，几乎绕了大半个地球，终于到达欧罗巴西海岸。邓小平等九十名中国留学生在马赛港的出现，给刚刚兴起的勤工俭学潮流又增添了一批弄潮儿。

当年的一批批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不顾长途旅行的劳顿，带着万里求学的雄心壮志，带着对未来事业的热望和憧憬，就是从这个港口登上法国陆地的。

他们在此留下了一串串脚印，从此踏上新的人生之路。

生活陷入绝境

就在邓小平到达马赛港的第二天，法国《小马赛人报》报道：一百多名中国青年到达马赛，他们的年龄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身着西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脚穿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华法教育会学生处处长刘先生给他们致了欢迎词。这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特别是来到法国，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正像报纸上所报道的那样，邓小平等来到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后，受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其中就有一年前到达法国的四川老乡聂荣臻。这些川东子弟异国遇同乡，真有几分说不出的兴奋和亲切之感。

素有“世界花都”之称的巴黎，是法国景色优美而富有革命传统的最大城市，塞纳河“弓”字形地穿过市区，把这座城市装点的格外秀丽。

在法国历史上，巴黎的巴士底狱广场，曾经震撼过法国大革命的呐喊声；圣安东尼亚区，曾经升腾过工人起义的滚滚硝烟；蒙马特尔高地，曾经流淌过巴黎公社英雄的鲜血。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在这座城市里居住和战斗过。

初到巴黎，邓小平等在聂荣臻的向导下，游览了市区的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等名胜古迹，领略了西餐、西式礼仪、西洋建筑等世外桃源般的异国风情。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惊叹不已，增添了不少生活的信心和美好的向往。

不久，这一批新来的勤工俭学生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分别到几个学校去学习，邓小平和邓绍圣被分到诺曼底大区的巴耶中学。这是一家私人开办的学校，设有一、二、三、六四个班，其中六班是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法语提高班，主要课程为法文、历史、算术、博物等。

巴耶中学的校长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讲起话来手舞足蹈声调很高，面部表情也在不断变化。他热情地接待了中国学生：“同学们，你们好，一路舟车劳顿，辛苦啦！”

待掌声过后，他开始介绍学校的情况：“这是一座寄宿制学校，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开始自习。上午八点至十一点，下午二点至四点为上课时间，其余皆为自习时间。晚八点就寝，九点熄灯……”

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在这座校园里过着像幼儿园孩子一样有规矩、有规律的生活， 每日三餐：七点半早餐，面包数片，咖啡或开水一杯；十二点午餐，牛肉一块或素菜一碟，面包数片，葡萄酒或开水一大杯；下午六点晚餐，与午餐略同，只是牛肉被汤水取代了。起初邓小平还不太适应西餐，时常想起家乡的红辣椒。

一天晚饭后，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出去散步了，却不见邓小平的身影。邓绍圣回到宿舍发现他正趴在桌子上写写算算，于是问道：“希贤，你在做作业？”

“做啥子作业哟，我是在算帐！”邓小平拿起一张写满数目字的纸说，“这一个月共花掉了二百四十四法郎六十五生丁，其中生活费二百法郎，洗衣费七法郎，卧具租金七法郎，还有十二法郎的校方收费和十八法郎六十五生丁的杂支费。”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个月竟花了那么多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样下去，恐怕还得向家里要钱。”

“我来的时候，家里已十分困难，为了支持我出国留学，父亲变卖了不少谷子和田亩，怎么好再向家里要钱，我看以后还是勒紧裤带节俭度日吧！”

尽管邓小平省吃俭用，但时间不长，所带的盘缠全部用光了，于是不得不忍痛离开巴耶学校，从而结束了他在法国不足半年的学习生涯。巴耶中学的一份报告中作了如下记载：三十二名中国学生中的十九名于十三日晚上离开了学校。他们自称去克鲁梭市工作，我怀疑他们是去打工。

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之路。邓小平当时绝对不会想到，这次离开学校便再也无缘迈进法国的校门。两年后，为了实现不远万里来法的目的，他又报考了塞纳中学，终因手头积蓄不敷学费而被拒之门外。

在此后的岁月里，邓小平除了在苏联中山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他的知识都是在以后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地自学所得，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

战后的法国满目疮痍，经济凋敝萧条，工厂紧缩或关闭，要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并非易事。中国学生来到法国，不懂技术，又无知识，即便勤工也只能做一般性的散工。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叫作《散工曲》：

做工苦，做工苦，

最苦莫过马老五（零散工）。

舍夫（工头）光喊郎德舅（非上帝的善类），

加涅（赚得）不过德桑苏（十法郎）。

年初，被当时一千五百多名中国留法学生奉为家长和救星的华法教育会先后两次发出通告，宣布从组织上和经济上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关系，从三月十五日起，华法教育会不再对失去工作、无法生活的中国学生发放维持费。

这些通告一经发出，犹如晴天霹雳，把告贷无门的失工学生无情地推向万丈深渊。

中国学生为了美好的梦而来到法国，可他们的梦又在哪里？此时相当一批学生已从俭学的理想跌到了勤工的现实，有的更从勤工的现实跌到了失工的困顿之中。那个所谓美丽富饶的西方之邦已开始显现其阴暗、残酷的一面，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美谈，也为冷酷、严峻的现实所取代。

塞纳河波涛汹涌澎湃，巴士底广场风声紧急，巴黎上空乌云低垂。绝望中的勤工俭学学生再也无法沉默了，压抑在胸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发起一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反饥饿运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怒潮般地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公使馆的官员非但不予理睬，反而指使法国宪警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中，毒打自己的同胞，强行抓走学生代表。

“二•二八”流血事件的发生，引爆了填满怨愤的火药桶。它不仅激怒了受到悲惨遭遇的中国学生，而且也震撼了同情中国学生的广大法国人民。法国政府一方面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怕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进而危及法国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由法国政府出面与中国驻法公使馆磋商，决定由双方共同筹措一笔款子，继续向失去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每人每天发五法郎的生活维持费。

第二年春天，邓小平、邓绍圣和另外几名四川学生，经介绍来到法国南部克鲁棱市施奈德工厂做工。这家工厂是法国最大的军火生产基地，也是仅次于德国克虏伯工厂的欧洲第二大军火工业。工厂除制造火炮外，还设有铁道、机械、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全厂共有劳工三万余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工人被送往前线打仗，施奈德工厂不得不大批招募外籍工人，当时就有好几千中国人在厂里做工。过去，在这里做工的中国学生只有一二十人，今年陡然增加到一百多人。在邓小平来此之前，罗学瓒、陈毅、肖三等都在这里做过工，与邓小平同时或稍后进厂的还有赵世炎、李立三、傅钟等中国学生。

施奈德工厂人事部的一位干事发给中国学生每人一份合同书，接着向他们介绍了招工简章：“你们是作为散工应招入厂的，先签两年合同，按照合同规定：每天要从工资中扣除一法朗作为押金，待两年合同期满后再一并返还，同时奖励二百法郎。如若无故辞工，所扣的押金将作为赔偿费用……”

签完合同后，邓小平开始填写招工登记卡：邓希贤，十六岁，工号为07396，进厂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小平和邓绍圣被分配到轧钢车间，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大，而且非常危险。邓小平戴着石棉手套，用长把铁钳挟着火红滚烫的钢材拖着跑，每天都是汗如雨下，衣如水洗。如不小心跌倒在热轧的钢材上，不被烧死也要被烫得遍体鳞伤。有时轧机发生故障，钢条从轧机向外射出，还会发生伤亡事故。

一天，邓小平和几个伙伴一起搬运钢板，由于连续几天超负荷劳动，身体实在顶不住，搬得稍微慢了一些，心狠手辣的工头就像影子一样在后面催促不停。有个学生说：“我们刚来这里，还不习惯做工，力气也小，干不快的。”

“既然力气不够就不要来做工，明天你可以不来了。”蛮横无理的工头随即将那位同学解雇了。

法国工头对中国学生的歧视凌辱令邓小平忍无可忍，他放下手中的活儿便和工头大吵起来：“你们发给中国学生的工资每天只有十三四法郎，不满十八岁的被当作学徒工，每天才发给我十法郎，却让我干这么重的活，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这小小的个子，发给你十法郎就不少了。”工头脸上露出残暴的表情，像一头食肉的野兽。

勤工俭学学生都住在离工厂二十里外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碰头撞脸地挤在一间屋子里。尽管设有食堂，但只能吃早晚二餐，午餐自带面包在工厂吃。伙食很贵，一顿肉菜皆无的便饭要花四十至七十生丁。学生们还要买上班时穿的工作服，每套价钱也在二十到三十法郎。像邓小平这样每日只有十法郎的学徒工，尽管用度相当节俭，还是无法维持生活。

一天下午，西斜的阳光把所有的景物都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在下班返回宿舍的路上，疲惫不堪的邓小平对邓绍圣说：“绍圣，我准备辞工离开这里。”

“为啥子离开？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呀？”邓绍圣不解地问。

“这里的活儿太重，我吃不消。再说做了一个月的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这活没法子再干了。”

“那好，你先走，过几天我也走……”

在工厂近一个月的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囊中空空的邓小平回到巴黎，工作一时又找不到，吃饭便成了问题。于是，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磨难中的邓小平没有忘记出国时的初衷，没有忘记亲人的嘱咐和殷切期望，他要咬紧牙根度过难关，他要拼命干活生存下来，他要找到一份工作，积攒些钱以完成重新入校学习的夙愿。

从五月到十月近半年的时间里，华侨协社一直是邓小平的栖身之处，他在那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在此期间，他一方面靠从华法教育会领取的每天五法郎的救济金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也做过一些杂工，如在饭店当招待员，在码头装卸货物，在建筑工地搬砖运瓦，以及在火车头上当司炉等。

坐落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普安特大街三十九号的华侨协社是一座三层的普通楼房，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在里面办公。这栋楼房的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一楼及地下室住有五百多名靠领救济金生活的勤工俭学学生。

由于中国学生源源不断地涌向此地，楼内早已人满为患。法国参议员于格儒的夫人赠送了一批帐篷，搭在房屋后面的草地上，以收留无立锥之地的学生。后来，非但楼内，就连这些帐篷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由于法郎贬值，百物腾贵，他们一日两餐几乎是白水加面包，连蔬菜也很难见到。有煤气炉的还可以烧点开水，而绝大多数人只能饱饮自来水。由于缺油少肉，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年轻学生食量很大，每天需吃一公斤半的面包才能填饱肚子。法华教育会的李璜曾这样描述：“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

夜，静极了，静得瘮人。空中挂着一柄弯月，像一只无帆的小船，在银波闪闪的星海里飘游。眼下这些千里迢迢、远涉重洋而来的游子们，已经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就像天上的这只小船，每天不停地奔波着，忙碌着，但总是找不到港湾。

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多少个夜晚，“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成为这些海外赤子们梦中的主题。邓小平的十七岁生日，就是在这样一种既无前途又无希望的困境中度过的。

在秋风肃杀的九月，法国政府终于停发了生活维持费，这等于置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于死地。十月，邓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再一次面临生活绝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邓小平从同学那里听说巴黎第十区靠近运河的地方，有一个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名叫香布朗的工厂要招收一批工人。当他怀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激动心情来到那家工厂时，门口已挤满一百多名中国学生。

这家工厂的工头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脑袋亮亮的，几根稀稀拉拉的灰白头发被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对中国学生非常友好，不厌其烦地向其传授技术：“这是一批为了在美国募集资金的订货，工艺并不复杂，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缠在一根铁丝上，再贴上一个‘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作’的小标签就行了。”

“我做一个试试。”邓小平左手拿着绸子，右手拿着铁丝，很快扎成一只纸花。

工头接过邓小平做成的纸花，连声赞道：“好，好，做得很好，就这样做！”

这种工作一般是由女工来完成，工价很低，做一百只纸花才挣两个法郎。邓小平心灵手巧，一天能做六七百只，挣到十几个法郎。总算有吃饭的地方了，这对走投无路的邓小平来说，应该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可是，好景不常，因为他们做的本来就不是固定工，而只是一份临时性的杂工。不久，这批活儿做完了，两个星期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学被工厂解雇，他们又失业了。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此后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邓小平碰上什么就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干，所得收入勉强餬口。他后来曾经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在这个充满梦幻的国度里，学生们无钱入学、无工可做、无家可归，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甚者，一些学生因工伤或疾病不幸死亡，其中四川籍的学生就有安子初在化学工厂做工，中砒霜毒致死；蒲照魂因生活绝望，自刎再剖腹而亡；王演绘病死在旅馆，两天无人问津；王木为逃避警察毒打，被电车撞死；黄里洲在一家钢铁厂险些被钢锭砸死；邓小平得了一场重伤寒，也差一点儿毙命。

留法学生所面临的是失学，是失业，是饥饿，甚至是死亡。在这种危难关头，号称“学生之家”的华法教育会却在暗中巧立名目，营私舞弊，集体贪污，以中饱私囊。非但如此，他们还漠视学生疾苦，反诬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甚至用遣返回国相威胁。华法教育会和中国驻法公使馆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与学生日趋尖锐的矛盾。

这年年底，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得知留法的四百多名川籍学生陷于困苦之中，马上捐款三十多万法郎以解燃眉之急。邓小平也和其他同学一样领到四百法郎。为了使这点钱能多用些时日，并想再攒些钱以便重进学校读书，邓小平准备新年过后再次离开巴黎打工。

摆脱警察的搜捕

一九二二年春天，经济萧条的欧洲时来运转，中国留学生再一次度过了生存危机。

邓小平来到蒙达尼市郊的夏莱特镇，在欧洲惟一的一家橡胶厂——哈金森橡胶厂找到一份制鞋的工作。蒙达尼是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祥地之一，而在哈金森工厂里也聚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留学生。邓小平虽未参加其具体活动，但耳濡目染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阅读《新青年》、《进步报》、《社会主义讨论集》等进步报刊。

当时法国青年的思想异常活跃，各种流派混杂，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为流行。然而年纪尚轻的邓小平却从未受这些反动思想的影响，“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总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选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且积其七十年的里程和岁月，历尽艰险而始终不渝。

这是一个宁静安谧的夏夜，月光给大地镀上一层银白色，劳累了一天的邓小平和王若飞在星星下乘凉。王若飞比邓小平大八岁，同在一个车间工作，彼此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照。王若飞问正在赏月的邓希贤：“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想家了吧？”

“离开祖国快两年了，说不想家那是瞎话。”

王若飞见四周无人，便压低声音说：“希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六月三日成立了！”

“太好啦！”邓小平兴奋地说，“我从报纸上看到，去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希贤，你愿意参加少年共产党吗？”

“愿意。怎么参加？”

“你要愿意，我和萧朴生可以介绍你参加。”

半年后，邓小平和蔡畅一起光荣加入了少年共产党，在蔡和森的主持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我相信共产党，为此真理，为此奋斗目标，我自愿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

时间就像塞纳河水日夜不停地流走，转眼又是春暖花开。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少共”在巴黎西郊的一个警察礼堂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简称“旅欧中国共青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邓小平作为四十二名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并在会上认识了久闻大名的周恩来。

这年夏天，在慧眼识珠的周恩来举荐下，邓小平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制鞋车间同学，前往拉加雷纳——科隆市从事共青团旅欧支部的工作，不久又调往巴黎从事旅欧支部刊物《少年》的刻写和印刷工作。邓小平从此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兼《少年》编辑部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周恩来的卧室内，位于巴黎市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咖啡馆的楼上。这个只有五平方米的房间摆放着周恩来的床铺和一些简单家具，所剩空间只能容纳三个人，邓小平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的，并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残月西沉，繁星满天，塞纳河水的潺潺低语伴随着人们熟睡的鼾声。此时的周恩来和邓小平正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着，为了第二天把《少年》发出去，他们要挑灯夜战。

头戴便帽身着西装的邓小平刻完钢板后，从衣袋里掏出几页稿纸递给周恩来，不好意思地说：“恩来大哥，你看这篇稿子要得要不得？”

“哦，是小老弟的大作！”

“写得不好，帮我改一改。”

“又是编辑，又是作者，你能把这两件事做好，将来必定是个出色的实干家。”周恩来看完后满意地说，“写的不错，有独到见解。这个地方要改一下，改完后赶紧刻出来，争取明天发出去。”

“要得！”邓小平接过稿子，兴奋地在蜡纸上一笔一画地刻写着，然后用油印机印好，再把它们一份一份地装订起来。由于邓小平刻印的字迹清晰有力，装订美观大方，和铅印的不相上下，因此周恩来送给他一个“油印博士”的雅号。

一九二四年二月，《少年》改名为《赤光》并正式出版。这个被誉为“旅法华人明星”的《赤光》为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来页。其内容比偏重于理论的《少年》更注重于实际，如同一把雄劲的号角在唤醒旅欧华人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

作为《赤光》的一名编辑，邓小平以锐利的笔触、泼辣的文风撰写了大量文稿，现存的三篇如投枪、似匕首，从理论上把青年党批驳得体无完肤。

七月中旬，旅欧共青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进入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根据当时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均可自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因此邓小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便荣幸地迈进了第二个阶段，担任了旅欧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岁差一个月，是旅欧青年中最早、最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国共两党合作后，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干部，因此中共旅殴支部接连选送几批党团员或经苏联，或直接回国。七月下旬，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邓小平对并肩战斗的同志、领导加兄长周恩来的突然离去既感兴奋，又依依不舍，他和大家一起围聚在周恩来身边合影留念。

十二月，旅欧中国共青团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由李俊杰、邓小平等七八个人组成，李俊杰为主任。之后大会又作出了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支部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邓小平、费子衡、熊季光司理工人运动事宜；任卓宣、余增生司理民党运动事宜；萧朴生司理《赤光》事宜。

一九二五年春天，邓小平担任了一届团支部委员之后，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里昂地区开展工作。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领导那里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在二十岁这个小小的年纪，邓小平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

“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西欧，旅法华人无不为之愤慨。在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巴黎发生了奇袭中国公使馆的事件。惊恐不安的法国政府为了镇压旅法华人的革命行动，于第二天派出警察到中国留学生住处，搜查共产主义刊物，搜捕共产党人。他们在数天之内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除拘留四人进行审讯外，其余的全被驱逐出境。他们还秘密打入学生组织，跟踪监视所有留法的“激进学生”的活动。

袭击公使馆的组织者任卓宣、李大章等被捕入狱，使旅欧的中共党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万分危机之时，邓小平决然辞工回到巴黎，和傅钟、李卓然等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动承担了党团组织的领导。他们不顾当时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冒着随时被捕监禁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开展革命斗争。

鉴于法国政府对共产主义者实行恐怖政策，为了更好地坚持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中共旅欧支部决定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由于邓小平公开活动比较频繁，而每一次集会都有特务混迹其间，并随时随地把情报传给“军事学校警察分局”，因此邓小平一回到巴黎就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一个侦探向警方报告：邓小平又回到巴黎了，他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重建在夏季遭到破坏的共党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二是出席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并在会上演讲。

为躲避警察的跟踪、监视，邓小平来到比扬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钳工。当他走进高大宽敞、光线明亮的车间时，只见长长的工作台前站满了黄皮肤、白皮肤的男女工人。在这个万人大厂里，他一面用自己的双手挣钱餬口，一面不失时机地联系数百名中国工人，向他们宣传革命理论，鼓励他们起来斗争。

六月三十日，中国共青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临时执委会书记局由三人组成，其中傅钟(由萧朴生代)为秘书，邓小平和毛遇顺为委员。紧接着，又先后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十四号和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了会议，法国侦探对与会人员进行了秘密跟踪，并将会议内容及时完整地报告了警察局。

八月十七日，旅欧中国共青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傅钟为秘书，邓小平和施去病为委员。根据组织决定，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驻法国民党的日常工作。

九月十五日中午，在巴黎中心地区塞纳河畔一个会议室里，一千多旅法华人以战斗的姿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会。首先由中共党员、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副主席施益生发言，接着法国共产党代表道里欧、法国国会议员马尔驰、越南共产党代表、非洲黑人代表相继踊跃发言，最后由中共代表傅钟和萧朴生讲话。

这次反帝大会的召开，使广大旅法华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旅欧支部周围，壮大了革命声势，鼓舞了革命斗志。同时，这次大会又一次震惊了法国当局，法国政府立即决定：逮捕这次大会的主持者和组织者。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告密，法国警方逮捕了施益生，并将其驱逐出境。

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的活动愈有战斗性，法国政府就愈为恐慌。法国警方开始越来越严密地注意华人和中共党员的动向，他们像鹰犬一样四处跟踪监视，甚至连一些很小范围的会议也有人向警方告密。然而，旅法中共党员不怕逮捕，不怕坐牢，不怕驱逐，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在一个寒风萧萧的下午，巴黎警察局情报处长正坐在办公室翻看一份密报：国民党于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会议，共有四十七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歧，会上陈希等十一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强烈抗议法国警察滥捕无辜华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希贤，邓希贤，又是邓希贤！”情报处长看完密报后心烦意乱地问他的秘书，“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不也是邓希贤主持的吗？这个邓希贤究竟是什么人？”

“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正在跟踪调查，估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秘书毕恭毕敬地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下午，一个侦探敲响了情报处长办公室的大门，笑逐颜开地说：“处长先生，邓希贤的问题搞清楚了。这是告密者提供的一份报告，具体情况都在上面了，请您过目——”

据本月五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一月三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将军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一月三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一九Ｏ四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三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一九二Ｏ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一九二五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三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一九Ｏ三年六月出生于中国（实为一九ＯＯ年出生），杨品蓀，二十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三号；特亚维西尔街十四号；朱勒费里街八号。

正当法国警方苦于无由逮捕或驱逐邓小平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青年之际，旅法华人中的反共分子——国家主义派的骨干何鲁之等人，卑鄙无耻地向法国警察诬告邓小平等人要进行暗杀活动。法国警方接到告发信后如获至宝，于一月八日清晨突然对邓小平等人寄宿的三家旅馆进行搜查，并于搜查后作了如下报告：

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今天早晨五时四十五分至七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下列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这三家旅馆的地址是：

特拉维西尔街十四号；

卡斯德亚街三号；

朱勒费里街八号。

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

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

在卡斯德亚街三号旅馆的五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须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

名叫邓希贤、傅钟和杨品蓀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七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在朱勒费里街八号的名叫Mon Fi Fian和 Tchen 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法国警方哪里知道，就在他们下达搜捕令的前一天，机警的邓小平早已登上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离开了生活五年二个月又十九天的法兰西。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并发出一张毫无意义的驱逐令，在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的字样。

遗憾的是，这张迟到的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