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难中的邓小平

第十章　动乱岁月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风云突变

一九六六年春天，那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季节。从那时起，在我们这个越发古老和越发孩气的国度里，非但看不到风和日煦、歌舞升平的景象，反而到处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首都北京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几乎是一夜之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陷入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乾坤倒转的巨大灾难之中。我们年仅十七岁的共和国，犹如一个失去理智的年轻人，发疯了。

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人的节日。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了二十三天，会场的气氛如同室外反常的天气，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批判了以彭真为组长的原文化革命小组所写的《二月提纲》，错误地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批判、清洗这些人。

会议错误地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并在攻击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的指控，诬陷他们四人为“反党集团”，停止和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林彪惟恐天下不乱，还危言耸听地作了关于政变问题的“五一八”讲话。

会议重新设立了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此，“偶尔露峥嵘”的江青便有了公开的、合法的、显赫的“政治身份”，穿着绿军装堂而皇之地在各种重大政治场合“表演”、“亮相”，很快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

这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此，一场旷古绝伦的政治狂飙自天而降，席卷神州大地。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雷声在一九六五年冬天才响起，但它来得如此迅猛是国人始料未及的。在政治生涯中历经大风大浪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风暴”也缺乏思想准备。会前的三四月间，他正在西北各地视察，一路上所谈的主要话题还是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然而，当他四月份回到北京时，政治形势已是浓云密布、山雨欲来了。

邓小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作为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总书记，他除了在会议开始时对会议日程及安排作了一些说明外，竟只是在会议尾声作了带有检讨性质的发言，即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对有些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作了检查。

“跟不上”是因为不理解。自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第一线的工作逐渐不满，断定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毛泽东的不满和判断，中央第一线既不能不接受，又实在难以理解。

他们的这种矛盾、彷徨的状况，更加深了毛泽东的不满，以至于使毛泽东下决心要搞掉中央第一线。出于毛泽东的权威和对毛泽东的尊重，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还是想努力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彭真为止，毛泽东是要解决整个中央第一线的问题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煽动下，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严厉指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和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这张大字报被康生报告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广播并在报刊上发表。

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本来是个轻松活泼的日子。然而，斗争的气温陡然升高，使人们感受不到初夏的舒适。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予以刊载。这张大字报一经播出，立刻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各地学生在此影响下起而造反，掀起以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斗黑帮”浪潮，学校党组织几近瘫痪，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被打乱，乱揪乱斗的现象普遍发生，局势在一天天恶化。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面，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和有关负责人几经磋商，决定以中共北京新市委名义从六月四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进工作组，以制止混乱，稳定首都的局势。

通常派驻工作组这类事情，中央领导人是完全有权决定的，何况在我党历史上派出精干的工作组去完成党的某项中心任务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决定飞往杭州，听取住在那里的毛泽东的意见。

到杭州见面后，没有更多地寒暄，刘少奇、邓小平就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北京目前日益混乱的局势，并恳请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尽快平息风波，防止这股祸水泛滥成灾。

毛泽东脸色肃然，并不多言，只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其实，此时的毛泽东已感觉到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思路上与自己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思忖再三，朝烟缸里磕了一下烟灰，然后用平缓而不失威严的声音说：“我暂时先不回去，由你们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吧！”

刘少奇、邓小平告辞时，毛泽东没有起身相送。一般党内同志来往，毛泽东都是足不出户，只有党外人士或国外来宾，他才到门口去迎送。

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立即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怎样应付目前学校的混乱状态。大家认为：工作组还是要派，哪里出事就往哪里派，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点派。经电报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北京各部委便纷纷向自己所属的大专院校派进工作组，局势总算稳定了下来。

意想不到的是，一直平静的邮电学院突然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并蛮横无理地将工作组驱出校门。紧接着，其他各大、中学校也相继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实际上，这是江青等人秘密串连、暗中操纵的结果。

刘少奇、邓小平意识到，维护工作组权威是稳定混乱局势的关键，他们两人和在京的政治局常委都表示支持工作组。邓小平还告诫其子女要听学校工作组的话，要和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站在一起，并支持毛毛与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辩论。

六月十三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支持工作组的态度。

在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陈伯达提出要从北大撤回工作组时，邓小平坚决地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群众？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这是邓小平在“文革”初期，对“左”倾错误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做的一次强有力的抗争。

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同毛泽东在“西方的山洞”里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主张相悖，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七月下旬，已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他召开的两次中央会议上批评了工作组，说工作组“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要求把工作组都撤出来。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为此违心地作了检讨，承担派工作组的责任。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北京市委正式下发撤销工作组的文件，并于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这一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刘少奇表示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不大清楚、不大知道”。邓小平则说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尽管工作组被撤销了，但“文革”之火还是烧到了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身上。

八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除疾言厉色地指责派工作组的错误外，还出乎意料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大会。这篇既不是用大字书写也不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犹如重磅炮弹，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文章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原定开五天，由于毛泽东写了这张不足三百字的“大字报”，会期只好延长，转向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和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排除“阻力”，对“文化大革命”再作一次全面发动。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八月十二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仍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及。从此，毛泽东正式由原来的退居二线返回到第一线，重新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邓小平则被要求进一步作出检讨，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极不平静。他回到家里什么也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卓琳看到邓小平卧室的灯彻夜不息，便去问他：“都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

“今天晚上开会已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邓小平吐出一口烟雾，忧心忡忡。

“谁批你？”

“军队的人。”

卓琳见邓小平不肯多言，自己也不敢多问，只好安慰道：“快睡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

十月中旬，本来是金风送爽的季节，北京上空却压着灰蒙蒙的阴云。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再度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并说这条路线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遭到严厉的批判，尽管无法理解自己究竟错在何处，邓小平与刘少奇一样，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邓小平在检讨中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个别人之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他还直言不讳地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对邓小平的检讨，毛泽东表示基本满意，他提议邓小平在“补过自新”之后，再加上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他不同意康生、谢富治要“公开批判刘、邓”的意见，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街头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被诬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上下受到猛烈批判，各大报纸上几乎天天口诛笔伐。一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两位都是党的最高层领导人，都有着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今天竟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真是莫名其妙。

“虎落平阳被犬欺”。小人得志的林彪一伙仍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腔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他还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曾经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不久，就紧锣密鼓地策划一系列阴谋勾当，使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十一月八日，那个因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风云一时的聂元梓，又与另外十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真是“乱世英雄起四方”。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清华大学接到一个电话，说下午二点中央文革的领导要找“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谈话。蒯大富按时赶到中南海西门，原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等他。这位习惯于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家把蒯大富领到一个“黑屋”里，两人进行了密谈。

蒯大富向张春桥汇报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他最近去上海串联的情况。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张春桥，对蒯大富所谈的情况并不感兴趣，所以不等蒯大富讲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一字一顿地向他面授机宜。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张春桥阴森森地说，“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张春桥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但蒯大富心领神会，知道张春桥是要 “井冈山兵团”公开出来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把这一行动推向社会，从而制造“群众组织”自发起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假象。既然是让“把他们搞臭”，无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词了。于是，他连连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第二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发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动员令。接着，他又在新航空馆召开了“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总部会议，并在会上说：“从春桥同志讲话的意思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还是大方向，但矛头应该集中指向刘、邓。我认为春桥同志的讲话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五千余人在北京城区摇旗呐喊，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这一天是“一年伊始、万象更新”的元旦佳节，本应是阖家团圆、举觞称庆的日子，但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和一些群众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武汉处理两派纷争，失去制约的江青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掀起了一系列“批判”刘、邓、陶的狂潮。在毛泽东离京不到一个星期内，“中央文革小组”便策动一百多个“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纠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在那里“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

八月四日，骄阳似火，暑气蒸腾。装有空调设备的钓鱼台八号楼却是另一番天地，那里瓜果飘香，凉爽宜人。坐在康生对面的江青阴阳怪气地说：“明天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怎么庆祝一下呀？”

“最好的庆祝，是再炮打一次刘少奇。”自称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的康生吸了一口烟，恶狠狠地说，“不然，他们老是在屋里呆着，太便宜了！”

“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充满杀机的江青咬牙切齿地说，“要斗他们，要狠斗！”

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策划下，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中南海他们各家院子里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演员出身的江青还把舞台上那一套也搬了出来，特意派人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准备在全国放映。

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小将”把邓小平围在院子里，“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狂呼怪叫，震荡整个红墙大院。六十四岁的邓小平站在炎炎烈日之下，被两个红卫兵架着胳膊，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了非人道的凌辱和折磨。

“邓小平，你要交代，你和刘少奇是怎样镇压学生的？”一个红卫兵大声吼道。

“我同意派工作组。”邓小平沉着冷静地说，“因为当时学校很乱，莫得办法，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这件事，少奇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不准你诡辩！”一个造反派头目杀气腾腾地一挥拳头，大声吼叫，“我揭发你，你到今天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顽固立场上……”

接着，造反派们声嘶力竭地揭批了邓小平所谓“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还一知半解地朗诵了“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语录。经过对邓小平一番攻击、凌辱和批判后，造反派们在一片“打倒邓小平”的喧闹声中扬长而去。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们还给邓小平开列了“十大罪状”。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有鉴于此，“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虽然也受到批判，但却保住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隐退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南海含秀轩默默地苦度光阴。

贬谪江西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对已被打倒或未被打倒实际上已靠边站的革命老干部继续进行迫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毛泽东以防止苏联突然袭击为借口，擅自向全军发布《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的“紧急指示”。为扫清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又以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名义，把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同志赶出北京，发配到全国各地，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明察秋毫的周恩来一眼看穿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狼子野心，并对他们的阴谋活动采取了抵制措施。周恩来亲自给各地负责干部打电话，以他的合法身份要求当地有关领导做好接待安置工作，保护好这一批为共和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

周恩来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的电话：“你是程世清政委吗？”

“总理，我不是程政委，程政委外出了。”

“你担任什么职务？”

“我是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我叫程惠远。”

“哦，程惠远同志！”周恩来略一沉吟，又问，“你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

“我是军队干部。”程惠远寻思，总理怎么问得这么细！

“你是不是和程世清一块儿从济南部队调去的？”

“我不是！”程惠远赶紧解释，“我是从装甲兵司令部调来的。”

“很好，很好！”知道他和程世清不是一伙的，周恩来放心了。于是又严肃地指示道，“有件事，你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一下。中央决定，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搞些调查研究，了解些情况，也适当地参加些劳动。”

说到这儿，周恩来停顿一下。接着，他先说了陈云、王震的名字，因他俩在“九大”当选了中央委员，称他们为中央领导同志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尚未定性，怎样说才能起到对他的保护作用呢？周恩来颇费心思。

“汪东兴同志大概告诉你们了吧！”周恩来用含蓄的口气把问题提了出来。

“什么事？总理……”程惠远不知道周恩来暗示什么。

“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周恩来郑重地说，“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照顾一下。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地好一些，从北京一下子到南方，气候上和生活上也许不习惯，你们要尽可能给予方便。”

周恩来说到这里，还是有些不放心，又叮嘱道：“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派人多帮助，要指派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问题，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马上汇报，研究一个具体方案再告诉我。”

“是！总理，我立刻向程政委汇报！”

“好吧！”周恩来最后说，“那我就等候你们的消息！”

放下电话，程惠远立刻整理一份电话记录，然后马不停蹄地乘车去婺源县，向正在那里搞调研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

程世清是一个使周恩来不太放心的人，在党章上“划时代”地注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之后，他紧跟“林副统帅”干过一些坏事。不过后来毛泽东南巡到南昌，他又杀了回马枪揭发林彪死党的罪恶话动。现在，当程世清看完周恩来指示的电话记录后，脑袋便像风车转动一样紧张地思索起来。

程世清深知周恩来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祟高的威望，建国以来，一些政治势力几次企图拱倒这棵参天大树，非但未能得逞，反而以身败名裂告终，因此对周恩来的指示是不能怠慢的。于是他对准备做记录的程惠远说：“你向总理汇报，我们绝对按照总理的指示保证他们的安全，请总理放心。”

“在具体安置上您有什么指示？”程惠远一边记录一边问。

“陈云、王震的住地，在征求他们本人意见后再定，不管住在哪儿，都给装暖气。”考虑到邓小平的性质还未确定，弄得不好很可能要犯错误，特别是要得罪中央“文革大员”，于是程世清说，“邓小平可安排稍远一些，去赣州。你还得请示一下总理，让不让邓小平夫妇住在一起？”

周恩来在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的汇报后，沉思片刻，然后果断地作出指示：“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对邓小平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作了具体指示：“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能在院子里做些活动，又安全。”

对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江西省革委会遵命照办了。当时在南昌市西郊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学校已经停课，校园环境也比较幽雅，他们准备安排邓小平夫妇住在那里，并在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

十月二十二日清晨，太阳还未出山，一辆汽车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驶向沙河机场。没有人为他们送行，子女们都不在身边，也不让知晓。他们就这样凄凉地告别了长期工作生活过的首都，踏上南下流放的坎坷之途。

江西省军区招待所的院子里，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这种毫无音乐感像吵架一般的聒噪中，一位负责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三位老人作了一番训话，要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接着指着一位“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年轻军人说：“这位同志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一切生产劳动、学习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来负责。”

邓小平望了望这位身穿四个兜儿军装的监管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些侮辱性、刺激性的语言，在他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是新鲜事了，“文化大革命”两年来更是司空见惯，他不屑与之计较，也不愿把内心的愤怒表露出来。

四天之后，汽车把邓小平一家拉进一座空荡荡的校园，邓小平被安排住在原少将校长在任时的住所，人称“将军楼”。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上六间，楼下除大厅外两边有两个单间。将军楼周围用篱笆围挡起来，形成校园中的一个独立小院，院内栽有梧桐和各色花草。

按照黄文华的安排，邓小平夫妇住楼上的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会客。夏伯根住在靠卫生间的后屋。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黄文华的左侧房间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的卧室，这个战士的任务是负责采购物品。

第二天清晨，在院内散步的邓小平不经意地向大门口望了一眼，发现有两名战士警惕地看着自己，不禁心头一紧。周围的一切无不告诫自己，人身自由已被非法剥夺。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三年多流放江西监护劳动的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那纷至沓来的不平与痛苦，诸如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使他难以成寐，不得不服用安眠药以助睡眠。卓琳午睡前和晚上也要服用安眠药，只是药量比邓小平小一些。

“新居”的生活尚未安顿好，邓小平就急切地提出要去工厂劳动。他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一扫心中那久积的不平之气。也是邓小平运气好，他参加劳动的这家工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叫罗朋，曾是刘邓大军的一员，解放后任公安部武装民警局副局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受到迫害，辗转下放来到这里。

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现实遭遇，罗朋都深深理解和尊敬邓小平。“同是天涯沦落人”，当然罗朋不敢和邓小平相提并论。他要尽其所能在工厂内为邓小平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如冲洗了厂区内批判刘、邓的大字报，给工人群众规定了接待邓小平夫妇的要求，安排邓小平夫妇到条件较好的修理车间参加劳动。罗朋还将自己办公室旁的一间房子腾出来，作为邓小平夫妇劳动时的休息室。

工人群众是善良正直的，他们不能理解也不会去理解权力斗争的“深奥”道理。年过花甲、慈眉善目的邓小平在工人眼里就是一位起码应该得到尊重的老人，什么“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对邓小平要提高警惕”等等说教，早已被工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修理车间的排长陶端缙特意安排邓小平做劳动量较轻的清洗零件的工作，后来他发现邓小平脸色发白，忽然想到老人不宜久蹲，于是一边责怪自己粗心大意，一边将邓小平扶到椅子上休息。待邓小平气色转缓，他以征询的口吻问：“老邓，你看图纸行 吗？”

陶端缙认为看图纸是一个省力的活计，没想到邓小平却为难地说：“看图纸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

“锉零件怎么样？”陶端缙又提出一个活计。

“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邓小平一听很满意，马上答道。

陶端缙赶快为邓小平准备工作台和各种工具，置于干扰少、较为安静的车间一角。邓小平看看工作台，拿起锉刀，感到十分亲切。四十年前，他在法国雷诺工厂做工，被分配到钳工车间就干过这种活，如今旧业重操，真是匪夷所思！他把在法国学到的技术熟练地运用起来，使围观的工人大为叹服。

一天，罗朋来到车间了解邓小平的工作情况，最后问：“陶排长，老邓这里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就是上厕所不方便，车间离厕所太远了，老同志上厕所又多，要是能在车间旁边修个小便池就好了。”陶端缙建议道。

“好，那就修一个吧！前两天我站在墙头上看，老邓每天上班要绕很大的弯儿，如果能在后墙上开一个小门，再往步校修一条小道，那样老邓就可以少走很多路。明天你带上几个人先把路修好，然后再打门，你看怎样？”

“好，我明天就去办这件事！”

道路很快被修好了，不过这是一条三里多长的泥土小路，晴天走还可以，遇到风雨天就难走了。有一年冬天，雪雨交加，邓小平照样走着这条泥泞小路去厂里劳动。快走进厂区时，脚下一滑，扑通跌倒在地。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动拿起锄头、铁锹，挑着煤渣，冒着刺骨严寒连夜把路修好了。这条小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邓小平小道”。

远在北京的林彪、江青一伙不甘心让邓小平愉快地生活在工人群众之间，他们不时来骚扰邓小平刚刚稳定的新生活。在邓小平到江西刚一个月，林彪、江青一伙便指使江西省革委会，要邓小平写出一个月来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让邓小平作思想交待。邓小平对转达意见的黄文华说：“可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不软不硬地给顶了回去。

在邓小平到南昌的第四个月起，中央办公厅通知江西省停发邓小平夫妇的工资，改发生活费。由于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邓小平每天要抽的两盒熊猫牌香烟不得不改为两盒大前门，后来又减到每天抽五支大前门。邓小平爱喝酒，尤其喜欢家乡出产的“五粮液”，现在也只好改喝当地的米酒了。

为了丰富生活，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老人充分利用院中的空地，开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种蔬菜。身穿破汗衫的邓小平几乎每天都在菜园里劳作，常常干得汗流浃背。夏伯根老人还在房后养了几只鸡，不时可听到母鸡下蛋后欢快的鸣叫声。

新年快到了，正在院子里收拾菜地的邓小平，突然想起遭受株连而四散飘零的子女，于是对刚进门的黄文华说：“黄秘书，我上次提出要邓榕回南昌探亲的事，怎么还没有消息？邓榕是中学刚毕业的女孩子，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陕西乡下去，我们做父母的确实难以放心。”

“上边还没有答复，我再去催一催。”黄文华说。

“好，那就谢谢你了。说温情主义嘛，有点！自己的孩子有点想，可能是落后思想……”

直到一九七○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夫妇才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来了女儿邓榕。将军楼里响起了姑娘甜蜜的歌声和笑声，三位老人的生活顿时增添了融融亲情。

一天，邓榕在楼下唱歌，然后高声问在楼上看书的邓小平：“爸爸，你听到了没有？”

邓小平答：“听到了，听到了！”

“唱得好不好听？”

“好听，好听！”

于是，每当邓小平劳动归来时，未进家门，先闻歌声。但这段幸福美好的时光太短暂了，邓榕在父母身边还不到两个月，便被勒令离开江西。她只好含泪返回陕西农村再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接着是邓质方从山西回来探亲。看见小儿子长高了，脸晒黑了，身体也结实了，邓小平特别高兴，尤其是儿子带来外面的许多见闻，是他当时无法知道的。第一天晚上，父子俩就畅谈到深夜。在邓质方探亲期满被迫离开那一天，对邓小平的刺激太大了。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邓小平送走儿子后，又坚持去工厂上班了。他两手紧握锉刀，挥动双臂，一上一下地来回使劲锉零件，仿佛要把心中的凄苦用力排解出去。突然，他面色苍白，冷汗淋漓，身子一歪摊倒在地上。

“老邓晕倒了，老邓晕到了！”一个工人大声疾呼，大家闻讯跑过来把邓小平扶到椅子上。

卓琳知道邓小平又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她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问身边的工人：“谁家有白糖？喝一点糖水就会好的。”

“我家有，我这就去取。”工程师红杏从家里冲一杯糖水端来。邓小平喝了糖水后，这才转危为安。工厂没有汽车，陶端缙开着拖拉机把邓小平夫妇送回步校，扶上楼休息。

邓小平受刺激最大的还是邓朴方来南昌那一次。父母亲终于把五年没见面的大儿子盼回来了，可是这个儿子不是像其他子女那样欢蹦活跳地回来的，而是让人连同轮椅一起抬回来的。一九六八年八月，被造反派看押的邓朴方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结果他的胸椎和腰椎被摔成压缩性骨折，从此再也不能行走，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大儿子回来了，本应有说不完的话，可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语。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呢？一道伤心的目光，代表了一切一切。

也许是邓小平那颗慈父的心感动了有关方面，也许是邓小平夫妇作了尽可能的努力，这以后，他的儿女们陆续从各地调到江西。四散飘零的邓家人员就在南昌步校将军楼——邓小平的流放监管地，奇迹般的团聚了。

监管中的邓小平惦记着自己的亲人，更挂念着全国人民，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发配来江西时，他力争把家中的藏书都带上，利用这难得而又不可多得的机会刻苦攻读。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及古今中外的其它名著，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思想水平，准备日后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更重要的贡献。他还坚持每天听广播、看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

那条在红色砂石地上踩出的白色小路，邓小平风雨无阻地行走了三年，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思考了三年。他系统深刻地总结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一切，无情地剖析形形色色的理论与思潮，从中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流放江西的日子，沉重的打击和磨难，没有压倒邓小平。相反，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意志更加坚强，思想也更加深邃了。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结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谁能说，这段时光对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不是极为难忘的呢？

东山再起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北京的夜景刚刚拉开序幕，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外国记者无意中发现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正坐在穿中山装和穿军装的贵宾中间，一个个像是看到耶稣复活似的惊诧不已。惊诧之余，他们又像发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于是几百双手一齐伸过来，向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问候。精神充沛的邓小平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向他们答谢。

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背景要追溯到一年前的陈毅追悼会。毛泽东特意参加了那次追悼会，在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他除了肯定陈毅是个“好党员”、“好同志”外，还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苦撑待变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赶紧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

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在江西“劳动改造”的邓小平得知林彪自取灭亡和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后，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适宜的工作。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党外有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九三○年代在江西的那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四十年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家贫出孝子，国乱识忠臣”，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并努力恢复邓小平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二月二十日，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偕全家乘火车离赣返京。不久，中共中央恢复了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党的“十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二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进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提议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用了《沙家浜》里阿庆嫂的一句唱词“司令常来又常往”；他在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见面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立刻显示出他那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毛泽东通过对邓小平工作的考察，得出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暴露了江青一伙的政治野心。他们想把“批林批孔”运动搞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毛泽东已不想再像“文革”初期那样“放手发动群众”了，也不让再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要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去年九月十二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随着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江青一伙自以为有机可乘，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然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打乱了江青企图“组阁”的部署，引起了江青等人的忌恨，他们把邓小平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早日除之而后快，由此引发了一场党内高层的激烈斗争。

三月下旬，江青搅闹政治局，阻挠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毛泽东得知后非常生气，写信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反对为好”，要“小心谨慎”。

周恩来住院之后，幸灾乐祸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有恃无恐，经常私下串联，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攻击邓小平。他们在政治局一哄而起向邓小平发难，把党内生活搞得乌烟瘴气。江青一伙的专横跋扈以及不正常的宗派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江青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说：“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当众说的！”

“说了算。”

“孔老二讲的，言必信，信必果。”毛泽东又对与会同志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太好呢！”

“不太好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对江青心中有数。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要就好。”毛泽东指着江青说，“此人一触即跳。”

“没有跳。”江青辩解道。

“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狡辩说。

“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毛泽东警觉起来。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青搞上海帮，即“四人帮”的问题。然而，江青一伙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阳奉阴违，随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期的日益临近，他们继续加紧地下活动，企图实现由他们进行“组阁”。

十月四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向中央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住院的情况下，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的重要构想之一。当时在北京的王洪文作了电话记录，马上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咬牙切齿地说：“这不是毛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

在中共中央发出“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急于抢班夺权的江青一伙更有了紧迫感，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们决定利用“风庆轮”事件发难。

十月十七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风庆轮”的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还是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邓小平横眉冷对。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邓小平忍无可忍地对江青说，“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对邓小平这当头一棒的反击，江青颇感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味来。接着，便大喊大闹，撒起泼来，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看到江青骄横无理，邓小平严肃而气氛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愤然起身，离开了会场。

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离去的身影，从耷拉的眼皮底下闪出一道寒光，恶狠狠地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当晚，江青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她的住地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对策。江青怪腔怪调地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反对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分析道，“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西方人做了坏事，常常引用《圣经》为自己辩护，而“恶人先告状”、“歪打官司斜告状”，则是我们这个民族中无赖们惯用的伎俩。江青一伙密谋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其目的是在毛泽东面前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更不能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乘专机飞到长沙。当天下午，他按照四人密谋的意图向毛泽东诬告：“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不打自招地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来向主席汇报的，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添油加醋地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他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他的情绪那么大，可能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又状告周恩来：“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谈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还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着力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企图实现由他们“组阁”的目的。

然而，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话并不轻信，反而对他和江青一伙的非组织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毛泽东当即警告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小平同志会打仗，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在长沙告状不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于当天下午垂头丧气地返回北京。但他并未听从毛泽东要他同江青脱钩的告诫，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加紧策划篡党夺权的阴谋。

当天晚上，这四个人再次聚首钓鱼台，并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江青讲完她在政治局会议上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后，又造谣说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等等。并耸人听闻地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企图让王海容、唐闻生继王洪文之后利用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的机会再去状告邓小平。

十月十九日，王海容、唐闻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情况。抱肘而坐的周恩来表示，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合计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这件事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第二天，在长沙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最近所听到的情况。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慨，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问题，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毛泽东指示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最后，一语定乾坤的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同时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十一月十二日，不甘罢休的江青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建议由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

毛泽东当即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同一天，毛泽东还在长沙接见了陪同外宾访问的邓小平，对他表示了支持。毛泽东一见面就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笑道。

“好！”毛泽东对此表示肯定。

“我实在忍不住了。”邓小平解释道，“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呢，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王海容和唐闻生，“他们都不高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这个好！”

邓小平谈到对他的工作安排，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了。”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伸手要官，说什么“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复信：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见自己要官不成，又托人向毛泽东建议让王洪文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识破了江青的诡计，当即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决心已定，坚决不让江青染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由于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继续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方向发展。周恩来身在医院，心系天下，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苦撑危局。他带病主持了人事安排工作，经与邓小平仔细研究，认为教育部位置重要，不能用江青等人提名的迟群，遂决定提名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部长。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再次批评了江青一伙的宗派活动。他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以后不搞了。”面红耳赤的王洪文尴尬地说。

“他（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接着毛泽东再次提议，“我看让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当写完这三个字时，周恩来马上说“人才难得”，毛泽东就把笔放下了。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随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要点，其中提到：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一九七五年元旦，周恩来拖着只剩下三十多公斤的重病之躯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在十二名副总理中名列首位，此外还通过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面对大局已定的形势，江青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政治局的许多同志。毛泽东就此批评江青：“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并预言，“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然而，不管江青一伙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天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月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大江南北一派勃然生机。毛泽东从长沙返回北京，与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临危受命的邓小平冒着被再次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巨大风险，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从加强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各个领域展开了令人振奋的全面整顿。

“反击右倾翻案风”

八月十三日，那是一个烈日高照的三伏天，红墙大院被晒得更红了，藏在古树密叶里的知了鸣叫不休。被称作“游泳池”的那座神秘莫测的平房，不时传出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读书声，斜躺在宽大木板床上的毛泽东正在认真地“听书”。因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以书为伴的毛泽东已不能读书看报了。这几天，北京大学中文系女讲师芦荻正在给他朗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

“小芦，休息一下。”当芦荻读完一个章节后，毛泽东提出了暂停。

“主席，在中国众多的古典小说中，以《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最受读者的喜爱，那么这些小说的好处在哪里呢？”芦荻向毛泽东请教。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晃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收在《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第二天，芦荻将毛泽东这一番独出心裁且又不同凡响的谈话整理成文，送交主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姚文元如获至宝，庆幸终于找到了反击邓小平的利剑。他略加思索后，提笔写到：

主席：

您的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及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为了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您的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传达落实主席的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过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泽东和芦荻关于“评水浒、批宋江”的谈话，本来是二人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一次探讨，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却别有用心地借着毛泽东的批示，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进行猖狂地反扑。

八月二十五日，由姚文元把持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认清宋江的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其中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并明确提出，“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此后，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面黑身矮”、“貌拙才疏”的“孝义黑三郎”此类描写，从人身攻击的角度含沙射影邓小平。

被毛泽东批评后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态复萌，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她像演戏一样头上包着白羊肚毛巾，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大寨，指桑骂槐地攻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要看清宋江是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岗位统统都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我每天是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大家要提高警惕。”

九月十五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隆重开幕。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强大压力毅然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江青故意插话：“内容不一样。”邓小平：“重要性一样。”江青：“相当于。”人们惊疑，全场哗然。

当邓小平讲到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截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针锋相对：“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九月十七日，江青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共一百余人谈话，就评《水浒》问题继续大放厥词：“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架空主席的啊？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给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给传出去了。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争半年多了。”

召见完毕，自比女皇的江青找到华国锋，大言不惭地说：“华副总理，我建议印发一下我的讲话稿，如有可能，放一下我的讲话录音更好。”

华国锋深知江青不好惹，直接拒绝她的要求可能会引起纠缠不休的麻烦，于是婉言而道：“江青同志，你的提议可以考虑，但必须经主席同意。我看把你的讲话稿和录音一并给主席送去，待他审核后再下发也不迟。”

三天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仔细审阅了江青的讲话稿，愈看愈气愤，盛怒之下，提笔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邓小平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向他们明确指出：“评《水浒》是毛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此做文章，想搞阴谋。”邓小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四人帮”集团的阴谋屡遭失败。

十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人再次策划陷害邓小平的阴谋。身着高级服装的王洪文吸着高级香烟，喝着高级名酒，却像地痞流氓一样牢骚满腹。他嘴里嘟囔道：“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主席定的呀！”

“要冷静些，洪文同志，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取得主席的信任，让主席知道邓小平在搞资本主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诡计多端的张春桥提醒这位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文件的造反大王。

“洪文同志，你在向主席汇报工作时，可以反映一下邓小平最近一个时期的所作所为，但不要加个人评论，以免引起主席的猜疑。同时可由远新向主席说明邓小平现在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做比较稳妥。”姚文元也献上一个毒计。

十一月二日，刚刚调到北京为毛泽东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多次诬陷邓小平，其中说道：“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是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二是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提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三是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然要批，不批刘、林的错误，就没有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听到此，极为不满地说道。

“伯父，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远新火上加油。

“什么风，难道还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成。”毛泽东愤怒了。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远新将锋芒直指邓小平，“伯父，如此下去，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听完毛远新的汇报，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对于毛泽东来说，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据此，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想到此，毛泽东一边轻弹烟灰，一边告诉毛远新：

“你可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开个会，要小平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看他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他叮嘱毛远新，“不要把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江青。”

当天晚上，“天子近臣”毛远新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一种沉闷的气氛中举行了座谈会。他先声夺人地指责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巧妙地据理抗争：“如果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从今年九号文件起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嘛！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主席说是对的。”

毛远新、张春桥等人遭到邓小平一番实实在在的迎头痛击，一个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继续推进整顿工作的进行。他告诉有关负责同志：“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四人帮”根本没有料到邓小平如此强硬，恼怒之余，决定孤注一掷，冒着被毛泽东猜疑之忌，由王洪文直接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的“问题”。

“主席，七、八、九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王洪文撒谎不脸红地说，“谣言来自北京，据说和小平同志有关。”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王洪文等人的用意，是想利用自己的威望将邓小平再次打倒。他在认真思索着如何处理这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如果小平离开中央，那么王洪文、江青这帮只会空喊口号的势力将失去制衡力量，中央权力一旦由他们掌握，中国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到那时就难以收场了。

毛泽东在心中否定了上述设想，但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经过一番冥思苦索，他突然灵机一动，告诉王洪文：“你先回去，请小平到我这里来一趟。”

邓小平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示意他坐下，然后说：“小平同志，我有一个想法，请你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决议。你看如何？”

毛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邓小平能够认识“错误”，继续在中央工作，同时又可防止邓小平以后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而，邓小平认为，由中央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决议，这是一个涉及党的原则性的重要大事，自己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迎合主席的意图，作出一个违背党心民意的决议。

“主席，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婉言相辞。

毛泽东双唇紧闭，右手轻轻地拍打着沙发的扶手。邓小平两眼闪烁，像深邃的海洋。他望了一眼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色，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

邓小平拒绝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议的行为使毛泽东更加相信了他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传言。毛泽东立即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十月十三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位同志所写的《关于迟群问题的再一次报告》，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刘冰等在报告中揭发了迟群所说的“我和小谢是毛主席的两个兵，清华是个小社会，当好清华一把手，就能当好一个副总理”，以及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后，因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部长大吵大闹，不接电话，抽烟、吃安眠药，烧坏两床被子，不洗脸，不刷牙，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的门，要谢召开党委会的种种不良行为。

由于信是邓小平转送的，而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又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所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明确指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泼到迟群身上。”

毛泽东的讲话和批示使全国初步稳定的形势迅速发生逆转，“四人帮”乘机而上，借此上纲上线，对邓小平等老同志加紧围攻。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作检查，并在清华大学扬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

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正值隆冬时节，而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如阵阵寒流突然袭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机关负责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前，王洪文得意忘形地大吹阴风：“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央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还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会后，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从此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工作中途夭折，经济复苏的阳光又被乌云遮盖了，被十亿中国人称颂为“邓大人”的邓小平再遭贬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国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同悲。十五日，邓小平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在《悼词》中全面、准确、公正地评价了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返回途中，他透过车窗看到大街上贴着红红绿绿的“翻案不得人心”、“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标语，一种忧虑之情浮上心头。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批，四人帮夺权，国内形势一派混乱。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继续“批邓”的一次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没有发言，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邓小平表情平静，那是任性、倔强的平静，那是经过几起几落的老革命家的平静，那是一种决胜于未来的平静。

清明节，是中国人民祭祀亡灵的日子。在这一天，首都群众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蓄之愈久，发之愈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数达二百万之多。花山诗海一般的天安门广场群情激昂，声势空前，明知“四人帮”派出大批便衣进行窃照、监视和追捕，但人们毫无畏惧，继续抬送花圈，继续张贴诗词，继续朗诵祭文，有的还用红线把小瓶拴在青松翠柏上，以隐寓对“小平”的呼唤。

四月七日晚八时，那是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时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两个决议。

在公布两个决议之前，也许毛泽东料定邓小平日后必有大用，他不再相信“四人帮”的谗言，指示汪东兴对邓小平“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邓小平于当天下午被转移到东交民巷十七号，与妻子卓琳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

众望所归

丙辰龙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大悲大喜的年份。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比历史上哪一年都要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随着“地动山摇”、“石破天惊”而相继去世，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被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即将结束，邓小平屡经坎坷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转机。

十月七日，“四人帮”被粉碎的第二天，邓小平便从老战友叶剑英那里得知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初闻此讯，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激动，这位与王、张、江、姚直接打过交道并与之较量过的老革命家，对“四人帮”的本质和危害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对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国政局怀着无比深切的忧虑。

现在，由于这场不费一枪一弹的漂亮行动，“四人帮”这颗毒瘤被割除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再一次出现了曙光，这不能不使具有“临危不惧、遇喜不亢”性格的邓小平倍感欣慰。作为这种心情的体现，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四天，即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央委员会，对粉碎“四人帮”表示坚决支持，对新的中央领导人表示衷心拥护，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走向新阶段的深切关心和殷切期望。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邓小平和全国人民所期望的那样一帆风顺，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领导层在如何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前进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当时表现的具体症结之一，便是邓小平能否尽快复出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由于中央高层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思想不统一，致使这一问题复杂化，并逐步发展为一种新的较量和斗争。

粉碎“四人帮”之后没几天，胡耀邦让人给华国锋和叶剑英捎去三句话：第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句话代表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叶剑英曾多次向华国锋建议，尽快让邓小平参加领导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又一次坦言：“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李先念等老同志也表示了明确支持的态度。

然而，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处于某种考虑，却在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上采取了暖昧甚至拖延的态度。他在听取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作了四条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十二月十日，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进三○一医院，被安排在刚装修好尚未启用的南楼五层。因邓小平还处于政治隔离状态，以防走漏消息，走廊的一头有人看守，另一头则将楼梯的门锁上。

然而，这个“密”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的，邓小平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一个来“闯关”的是余秋里。这位老将军甩着在战争中仅存的一只胳膊，不顾门卫的强行阻拦，大声吼道：“谁说不能探望，我偏来，怎么样！”说完便像一辆坦克似的硬生生地冲进大门。余秋里看过邓小平之后，消息再也封锁不住了，隔离也就自动解除了。

十二月十四日，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决定，第一批文件的内容是中央下发的《王、张、江、姚罪行材料之一》。病房里，冬日的阳光微笑着射进来，留在地板上一个个明亮的方块。身穿中式棉袄的邓小平戴着老花眼镜一口气看完了这些材料，然后把文件一放，露出了政治家的笑容，郑重地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春节过后，邓小平康复出院，住进昔日“王副主席”住过的地方——西山军委二十五号楼。一天晚上，邓小平踏着月光来到附近的十五号楼看望叶剑英元帅。一进大门，邓小平就看见老战友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正从里屋出来迎接他。

“老兄！”邓小平用响亮的川音喊道，赶紧趋步向前。

“小平……”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走到一起来了，两双运筹帷幄的大手紧紧相握，久久不放。然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闭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一九七七年元旦刚过，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然而，在这一活动中贴大字报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却遭到逮捕，其罪名竟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当时，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下发的文件传遍全国，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华国锋等也感受到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和倾向，认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他想出的办法之一就是“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于是在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极有针对性地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在当时和后来都很有名气的“两个凡是”。它以在那个年代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出现，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它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华国锋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吁的态度和治国安邦的根本方针：一切都不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的车轮要沿着毛泽东生前规划好了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然而，这篇社论并没有像“英明领袖”华国锋设想的那样“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相反，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起来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

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尽管华国锋一开始就对各小组负责人打了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但是，会议并没有像他要求的那样发展。

陈云在会上的发言首先打破了禁区，他铿锵有力地说：“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

王震的发言更为尖锐，他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等老同志与华主席相誖的发言尽管未能登上简报印发会议，但他们的呼吁毕竟反映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形势的发展要求华国锋必须作出明确的表态和说明。三月十四日，华国锋讲话了。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华国锋认为，对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一九七三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华国锋最后表示，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总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华国锋随后还谈到了天安门事件问题。他一方面肯定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另一方面又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他告诫大家不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的这次讲话表明，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他的态度开始有了松动，但还没有出现根本变化。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表示并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党内外围绕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引起了邓小平本人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关注的不只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和职务进退，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当“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华国锋的讲话传出后，邓小平立即看到了其要害和矛盾之处。他敏锐地认识到，不改变“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方针，拨乱反正便迈不开实质性步伐，屡经曲折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难以进入新的阶段。

四月十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极有针对性地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看似平常而实际上含义深刻的概念，那就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际上是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替代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在根本上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对“两个凡是”提出了直接挑战，实际上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河。

在此之前，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曾去看望邓小平，希望他能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个态，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坚决地予以拒绝，表示不再写检讨。他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并对“两个凡是”鞭辟入里、不掩锋芒地提出了批评，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后来，邓小平谈起此事时再次直抒己见：“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邓小平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围绕“两个凡是”的斗争还在继续，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然而作为这场斗争的实质性内容之一，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问题的坚冰已被打破。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断呼吁、斗争下，在党内外群众日益强烈的要求下，同时也体现了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的时间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终于开始明朗化了：

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传达邓小平四月十日和去年十月十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为邓小平的复出做了铺垫。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会议除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撤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外，决定重新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就是说，在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一年零三个月，在粉碎“四人帮”九个月之后，邓小平又官复原职了。这个姗姗来迟的复出，是众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无上光荣的复出。这位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经受了人生政治生涯的第三次大挫折之后，又一次崛起了。

在这次决定恢复自己职务的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他除了阐述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外，还讲了一大段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

邓小平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职务，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七十三岁了，想再活二十年到三十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接着，邓小平进一步袒陈心迹：“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一个星期后，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邓小平这次亮相比四年前在国宴上的那次露面显得轻松多了，数万名群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位“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第三次出山，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转折！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政治家来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一些挫折，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像邓小平这样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况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风光，一次比一次荣耀，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正如他本人所感喟：“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使他的一生富有特别强烈的传奇色彩，令世人惊叹不已，德国传记作家乌利·弗郎茨用他的生花之笔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到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尾 声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九七八年三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他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指出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

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一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一九七九年三月，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接着，邓小平又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现在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他特别抓紧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行新老合作和交替，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梯级结构。

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错误的同时，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他的功绩是第一位、过失是第二位的，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作为集体智慧结晶、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团结，稳定政治局势，是至关重要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倡导改革。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因此，三中全会后首先抓住农村改革，从四川、安徽两省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国，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三年之内迅速见效，初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并且使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奇迹般地迅速发展起来。

接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由于城市改革要比农村复杂得多，所以邓小平主张既勇于探索又要细心谨慎。他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亲自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去视察，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吸收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他主张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作为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他主张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因为辛勤努力而生活先好起来，以带动其他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广大群众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要大胆搞改革开放，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他向中国人民提出了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至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不但可以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子，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为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又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早在一九八○年八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一再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八六年以来，他又着重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的是：增强整个国家体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

邓小平很早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十分重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认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求搞好整党，做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邓小平是站在时代前列指导中国改革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对许多关键问题的决策指出了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人们称他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是当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题。

一九八六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一度泛滥起来，少数人煽动闹事，主张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迅速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出，一旦中国稿资本主义，中国就成为一个乱的社会，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

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过去主要的错误是“左”，现在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的、僵化的东西根子很深，在社会上已形成一个习惯势力，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他认为，为了深化改革，要继续克服僵化思想的影响，反对僵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长期的，要贯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

为着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一国两制”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先后得到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对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这也是一个出路。“一国两制”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

邓小平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活动家。多年来，他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繁忙地接见外国来宾，也出访过不少国家，努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他主持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历来强调：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他坚决主张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党的十三大和一中全会上，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退了出来，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九○年三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

作为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继续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心。一九九二年年初，他视察深圳、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与世纪同行的邓小平走完了艰难曲折而又伟大光荣的人生之路，他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三岁。

2009年3月修订于天津市友谊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