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难中的邓小平

第二章 秘密战线

一九八八年除夕之夜，在上海过年的邓小平回忆往事。他对家人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两次。

被军法处拘留

秋阳高照，金风送爽。

绥远县（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五原广场上人声鼎沸，喜气洋洋。在旧衙门前临时搭设的一个台子上，正在召开国民联军的誓师大会。在嘹亮的军乐声、鞭炮声和口号声中，全军将士举行庄重的授旗和宣誓仪式，从此冯玉祥的旧部脱离了北洋军阀，集体加入国民革命军，冯玉祥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

新组建的国民联军将“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宗旨，以焕然一新的姿态走向征讨北洋军阀的战场。十一月二十八日，国民联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了西北军事要塞西安，从而控制了陕甘两省。

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将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十分重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亲自出面帮助国民联军充实政工人员。不久，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被安排到国民联军的各个部门工作。同时，中共中央还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抽调优秀的中国学生回国，派到国民联军中任职。

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便是奉命调到国民联军的第一批学员。中山大学的学制两年，由于国内革命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化名多佐罗夫的邓小平入学不到一年便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国去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北风呼啸，雪花飘飘，莫斯科的冬天格外寒冷。邓小平在车站告别了送行的同窗好友，乘火车前往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去库伦（今名乌兰巴托）。由于车辆容载有限，与邓小平同行的二十来人不得不分批行动，第一批选出三个人为先遣队，他们是共产党员邓小平和共青团员王崇云、朱世恒，分乘苏联给国民联军运送军火的三辆卡车。

当时的蒙古草原赤地千里，人烟绝迹，比月球上的荒漠还要惨淡凄凉。草原本无道路，加上雪压冰封，行驶极为困难。邓小平等乘坐的三辆汽车像登月车一样在漫无边际的荒原上颠簸而行，一路上艰苦异常。饿了，吃点干粮充饥；冷了，烧点牛粪取暖。

残阳在暮霭中沉落，犹如病妇吐出的半口鲜血，三辆汽车在一个避风向阳的坡地停下来。晚饭后，疲惫不堪的王崇云、朱世恒和三名苏联司机便围着篝火鼾声大作，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躺在枯草上仰望着沧海一般的星空，呼吸着雪地上的寒气，顿觉尘心尽洗，凄凉万分。

他扔掉烟头，裹紧大衣准备睡觉，突然被眼前恐怖的一幕惊呆了：不远处有许多绿光在闪动：“不好，有狼群！”

从梦中惊醒的苏联司机，动作麻利地拿起冲锋枪。听到子弹上膛的金属声，邓小平摆手予以制止：“莫要开枪。”

“为……为什么？有……有狼还不打？”苏联司机嘴唇哆嗦得像打冲锋枪。

“枪声一响会引来更多的狼。”

“那……那怎么办？”

“狼有吃人的心，却没有吃人的胆，只要我们把篝火烧旺，狼群就会自动退去。”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赶紧往篝火里添加牛粪，将要熄灭的篝火又燃烧起来，哔哩啪啦的火焰映红了四野。

狼群被耀眼的火光慑退了，它们站在远处呆望了一会儿就无奈地离开了。看着狼群走远了，邓小平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躲过了回国后的第一次劫难。

当东方出现血红血红的云块，太阳从血海深处窜出来的时候，车队又出发了。他们如同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苦行僧”，走出一望无际的草原，穿越浩瀚无垠的沙漠，一路风餐露宿，风雨兼程，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间来到了春光四溢的古城西安。

蓬头垢面、衣不遮体的邓小平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国民联军总部门前，没想到却被哨兵当作叫花子拒之门外。冯玉祥将军听说中共派来的人员已到门口，便立即召见。看到他们穿着破袄烂鞋，不禁心情沉重起来：“你们辛苦了，赶快换上军装，好好休息一下。”

冯玉祥，字焕章，一八八二年生于安徽省巢县。自幼行伍出身，曾任北洋政府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等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与原上司吴佩孚发生矛盾，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酝酿倒戈反直，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将其部改为国民军，建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北京临时混合内阁，并把中国末代皇帝逐出紫禁城。冯玉祥在北京时，受到李大钊的关心和帮助，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其爱国之心和革命之志更愈明确。

一天晚上，长安大饭店里灯火辉煌，酒肉飘香。身着便装的冯玉祥正在宴请来自苏联的三名学生，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坐在一旁作陪。邓小平与刘伯坚在法国时就很熟悉，同学相见，喜不自禁。

冯玉祥端起酒杯，热情洋溢地说：“希贤、崇云、世恒，我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这第一杯酒是为你们接风洗尘的……”

“谢谢冯将军，谢谢冯将军！”大家碰杯后一饮而尽。

“这第二杯酒是感谢你们，你们可立了大功哟！你们给我带来的这三车军火可解决了当务之急，所以要感谢你们。”

冯玉祥把酒杯再次斟满，面向刘伯坚：“这第三杯酒要敬伯坚兄，在我访苏期间，你一直陪伴着我，当时你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我在苏联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月，但受益匪浅，通过所见所闻，使我认识到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酒过三巡，菜过五道，冯玉祥说：“崇云和世恒，你们两位留在军里做政治工作。中山军事学校刚刚成立，史校长说他那里需要人，希贤就去那里当政治处的处长吧！”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继广州黄埔军校之后，依照黄埔军校的规格建立的，素有“第二黄埔”、“西北黄埔”之称。共产党员、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任校长，共产党员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中共很重视这所学校，把年仅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安排在这个位置上，足以表明组织对他的器重。

第二天上午，刘伯坚带着邓小平来到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室报到，他指着史可轩说：“这是我们的史校长。”接着又介绍邓小平，“这是新来的政治处处长邓希贤同志。”

“希贤同志，早就盼望你来了。”史可轩热情地握着邓小平的手。

刘伯坚指着副校长李林：“这是……”

未等刘伯坚说完，李林和邓小平就热烈地握起手来，两人同时说：“不用介绍，我们在巴黎就认识啦！”

“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史可轩待大家落座后说，“希贤同志，你的工作我们已作了安排，除了担任政治处长外，你还要兼任政治教官和学校的党组织书记，任务不轻哟！”

“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史校长，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希贤，你的具体任务有三个。”刘伯坚说，“两个任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

“哪两个是公开的？”

“一是向学员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二是发现和结交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

“那秘密的呢？”

“主持我党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

在西安这一段时间里，邓小平等人的生活费用是由国民联军提供的，军旅生活比较清苦，因此这些被共产党派去的同志就时常找机会一起“打牙祭”，并借机通报一下情况。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去西安的鼓楼，敲史校长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羊肉泡馍。

一天下午，邓小平来到校长室，对正在办公的史可轩说：“史校长，我们今晚请你到鼓楼打牙祭，请赏光。”

“哦，你们要请客？”史可轩表示惊讶。

“对头！过去都是你请我们，来而不往非礼也。”

“那你们请我吃什么呀？”

“当然是羊肉泡馍啰！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请你吃烤全羊。”

下班后他们向鼓楼一边走去，一边谈论当时的政局。热气腾腾的肉香，热火朝天的讨论，使他们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结果还是史可轩掏钱埋单。

邓小平来到冯玉祥军队不久，蒋介石就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南京反共清党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汪精卫口头上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但内心却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分共阴谋。他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限制和破坏，对共产党人步步紧逼。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邓小平正秘密召集部分进步学员开会。他根据诸家报纸不时披露的消息，向学员们通报近几个月的时局变化，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径：

“同学们，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帝国主义用军舰炮轰南京革命军和平民，死伤两千余人。蒋介石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宠，竟然亲自出马，向帝国主义表示歉意和承担全部责任。蒋介石的卑劣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汉口三十万人集会，公开质问蒋介石。国民党左派在共产党配合下，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维护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

“三月底，蒋介石有恃无恐地开始了他的反革命大屠杀，他首先派何应钦缴了南京国民革命军三个团的枪械，继而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解除了上海二千七百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大肆逮捕和枪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第二天，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召开十余万人群众大会，蒋介石下令武装镇压，当场枪杀百余工人，伤者无数。三日之内，上海工人被杀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下落不明者五千余人。

“接着，蒋介石指使广东的李济深又制造了‘四•一五’广州惨案，逮捕枪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此后，又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等地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优秀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等，都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英勇牺牲了……”

学员们听完邓小平的形势报告后，一个个愤怒无比。然而在蒋介石利用革命达到其独裁目的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却始终干扰和阻碍着革命的发展。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共产党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束手无策，一再妥协退让。

陈独秀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但是，在他做了共产党的总书记以后却执行了一条右倾退让的错误路线。他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助长了初执牛耳的蒋介石反革命独裁野心的膨胀。他还宣扬先达到“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的二次革命论和“在野党”的右倾观点，反对共产党和工农掌握政权，反对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农武装。他认为蒋介石是中派，对其丧失警惕，甚至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大搞所谓的“均势”。

以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通电讨蒋。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布了斥责蒋介石的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蒋介石。

五月的古城西安，春天的和风细雨掺杂着挥之不去的寒意。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奋起声讨右派的背叛行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武汉来到潼关动员冯玉祥反蒋。

在欢迎大会上，邓演达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反革命本质，提出打倒蒋介石。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因拜倒在蒋介石的财力援助上，早已转变了立场。当听到邓演达提出打倒蒋介石时，冯玉祥表现出极为反感的样子，他气愤地说：“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但是，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某。”

冯玉祥公开表露支持蒋介石，使讲台上的邓演达十分尴尬。就在这时，台下队伍中站起一个身着灰色军装的小个子，他高举拳头操着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打倒刽子手！”

这个人就是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邓小平。

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如同万钧雷霆，震撼了台上台下所有的官兵，会场开始骚动。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不一会儿来了七八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邓小平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士兵手指邓小平喊道：“就是他！”

“带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道。

“为什么带我走？我要找冯将军告你们。”邓小平气愤地说。

“冯将军？哈哈！不要忘了，你是反蒋的，冯将军是拥蒋的。你还不知道不吧，冯将军和蒋总司令是拜把子兄弟。”

于是，邓小平被士兵推推搡搡地带到军法处，不由分说地把他关进一个幽暗的房间，准备进行严加查办。

刘伯坚听说邓小平被拘的消息后非常着急，动用所有关系，经多方做工作，并亲自向冯玉祥保释，军法处终于在第二天释放了邓小平。

六月下旬的一天，刘伯坚拉着邓小平来到中山军事学校院外的一个树林里，急切地说：“十天前，汪精卫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开封政治分会，冯玉祥被任命为分会主席。会上，汪精卫还攻击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已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现在汪冯又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矛头对准共产党，看来形势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

“刚才军部秘书处的一个同志告诉我，冯玉祥接到一封密电，要他暗杀苏联顾问鲍罗廷，还命令他把全军的政治处长调到开封集训。什么集训？我看他是想把共产党员囚禁起来。”

“情况紧急，我们得想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邓小平手里攥着军帽，大脑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子。

“据我分析，冯玉祥是不会杀害鲍罗廷的，他还不至于丧尽天良，去年他访问苏联是鲍罗廷陪着去的。他把那么多共产党员押到开封，究竟想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估计他们又要采取什么行动。”

“那怎么办？”

“史校长已经受到监视，不便行动。”刘伯坚郑重地说，“现在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决定派你立即去汉口，向党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

“好，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只是在这个时候……”

“时间紧迫，不要再回学校了，现在就动身。”

“是！可是你……”邓小平担心地说。

“不用管我，我和冯玉祥毕竟有几天交情，他不敢怎么着我。”

“那好吧！”邓小平甩掉军帽，紧紧握住刘伯坚的手，“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刘伯坚送走邓小平，刚刚跨进军部大门就被凶神恶煞的警卫队包围了，他和王崇云、朱世恒一起被押上汽车送往开封。后来，也许是受共产党的影响，也许是受其同情革命的妻女的感化，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冯玉祥没有再镇压被他囚禁的共产党人，而是每人发给一笔路费，把他们“礼送出境”了。

八七风云

那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夏日，汪精卫在汉口召开“分共”会议，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法西斯口号下，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变本加厉地屠杀共产党人。严酷的白色恐怖立刻笼罩着曾经是中国革命中心的武汉三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面对白色恐怖下的黑暗势力，正如毛泽东所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邓小平离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甩掉国民军警卫队的追捕，乘坐闷罐车来到汉口车站。下车后他看到的是一片惊慌、混乱、凄惨的景象：军警蛮横无理地到处抓人，警车鬼哭狼嗥着横冲直撞，站前广场上的一个电线杆上挂着用木笼装着的人头……邓小平快步走进一条小巷，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驻汉口办事处。

邓小平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伏案工作，他就是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

“恩来大哥，不，周部长！”邓小平恭恭敬敬地举手敬礼。

周恩来抬头一看，原来是旅欧的学友：“是你呀！希贤小老弟，你是从西安来的吧？”

“是的，刚下火车。”

“一路辛苦啦！”周恩来递给邓小平一杯水，“听说冯玉祥将军礼送了不少同志到汉口，你来的正好，中央正需要人呢！”

“听从党的分配，干啥子都可以。”

“自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极端仇视共产党，我党已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希贤，为了安全隐蔽，你恐怕得改个名字了？”

“改个名，改啥子名好呢？”邓小平想了一会儿，用征询的口气说，“叫小平好不好，小是小字辈的小，我在恩来大哥面前，当然是小字辈啰！”

“好，平是平平顺顺的平！”

从此，邓小平改掉了儿时私塾先生给他起的使用了长达十八年的第二个名字邓希贤，开始叫邓小平。

当时中共中央秘书处编制八名秘书，陈独秀只任命了刘伯坚一个秘书，而且还没有到任。周恩来与中央秘书长李维汉（罗迈）研究后，决定让邓小平担任秘书处政治秘书，其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管理中央文件和机要交通等事务性工作，二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担任记录，三是起草一些一般性的文件。

邓小平刚上任就碰上一件尴尬的事情：在一次讨论河南农民问题的会议上，会议由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会上又几乎是他“一枝独秀”在夸夸其谈。邓小平作为会议秘书，一边支起耳朵仔细地听陈独秀讲话，一边趴在桌子上认真作记录。会议没开多久，最后陈独秀说了一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

会后，陈独秀要邓小平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份给河南省委的文件。邓小平刚到中央，情况不熟，会上发言的人不多，又没怎么讨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只草拟了一个三百来字的文稿。这个简短的文稿，也就是邓小平到汉口以后给中共中央起草的第一个文件。

李维汉浏览一遍邓小平送审的文件，摇摇头连声说：“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不能说明问题。陈书记是个大知识分子，他对文书要求很严，甚至在遣词造句、标点符号上也非常讲究。”

“会议本身讨论的很少，我对情况也不太熟悉。”邓小平面带难色。

“这次就这样吧，下次写具体一些，篇幅也要长一些……”

“报告秘书长，张锡瑗前来向你报到。”女青年清脆悦耳的声音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你好，听说分过来一个女同志，原来是你呀！”李维汉正要与张锡瑗握手，不料被手疾眼快地邓小平抢了过去。

“希贤，你也在这里？”张锡瑗意外地惊喜，一双秋水般明澈的眸子含着几分娇羞的笑意。

“是啊，没想到吧！你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喜笑颜开的邓小平简直像个新郎官。

面红耳赤的张锡瑗忙纠正说：“巧合，巧合，完全是巧合。”

“巧合也好，有意也罢，反正今后咱们就在一个战壕里战斗了。”邓小平拉着张锡瑗的手不放，“锡瑗，我改名字了，以后就叫我小平吧！”

“原来你们认识呀！”被晾在一边的李维汉尴尬地说。

“是老朋友啦！”心直口快的张锡瑗撩了一下齐眉的刘海，浑身裹不住向外释放青春气息。

“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好好续续旧。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看到两个久别重逢的年轻人在嘻嘻哈哈，李维汉只好退到“二线”，走出办公室。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了核心，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领导职务，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三天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农字第九号文件《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

中共中央改组后，临时中央常委针对汪精卫公开分共、大革命惨遭失败的严峻形势，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一部分人前往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一部分人留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相继奔赴南昌。

当周恩来打响南昌起义的枪声时，邓小平等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央紧急会议。为方便工作，邓小平搬进德林公寓（今天津路十二号），与主持筹备会议的瞿秋白夫妇和李维汉住在一起。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住一大间，李维汉住前一间，邓小平住后一间。

中央紧急会议的会场选在德林公寓附近三教街四十一号的怡和新房，里面住着苏联驻国民政府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和洛卓莫娃夫妇。这栋一底三楼的西式公寓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前临繁华的大街，后通幽深的小巷，顶层露台与邻居露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疏散。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与会场相距不远，出入行动甚为方便。这位走马上任不足一月的新代表是斯大林的同乡格鲁吉亚人，年仅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为了保证安全，金发碧眼的罗明纳兹借以基督教徒的身分来做掩护，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会务人员进入会场较早，离开的也较晚。作为大会秘书，邓小平提前四天也是最早进入会场的。八月三日晚，邓小平由秘密交通悄悄带进会场，并在那里一呆就是六天。汉口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怡和新房的二楼仿佛一个大蒸笼，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他们不能打开门窗透气散热，更不能随便走出室外吹风纳凉。

汗流浃背的邓小平在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紧张地布置着会场，靠近后墙摆放一张好似教员讲课用的长条桌算是主席台，在长条桌的前面摆满了参差不齐的长凳、方凳和圆凳，整个房间显得很拥挤。然后，便是焦灼的等待。困了，躺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倒杯开水吃点干粮。

晚上下了一阵小雨，黏乎乎的热气直往身上贴，令人难以入睡。邓小平和湖北省委秘密交通王盛荣在商谈工作：“盛荣同志，你是当地人，道清路熟，认识的中央领导也比我多，这次就由你来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你的任务不轻哟！”

王盛荣见邓小平每天都在废寝忘食的工作，便体贴地说：“小平同志，这几天你也够辛苦的了。会场的安全保卫请你放心，我会做好工作的。”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家都能做到同甘共苦，患难于共，毫无怨言。正在说话间，瞿秋白推门进来，问：“会议安排好了吗？”

“都已安排好啦！”邓小平站起来说，“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秘密交通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您和罗迈同志从后门进来，到时洛卓莫娃负责望风把门，我也在那里迎候。”

“好，一定要周密细致，不要忘了会议是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召开的，务必做到万无一失。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休息啦！”

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了使中国人民走上这条光明之路，他以重病之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关头，毅然肩负党的重任，做出了重要贡献。

代表们分三天三批进入会场，由于中央负责人都是最后进来、最先离开的，因此座位的排列不分主次，没有前后，大会主席李维汉也不是坐在最显著的位置。为了安全保密，代表们如同登上民航飞机的旅客，已经入场的就不能再随便出去，他们只好在会场的地板上和衣而睡。

出席中央紧急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检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代表、湖南代表、湖北代表和军队代表共二十一人，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其中毛泽东三十四岁，李维汉三十一岁，瞿秋白二十九岁，任弼时和邓小平都是二十三岁，陆定一最小，才二十一岁。

八月七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当黎明悄悄来临的时候，一位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迎着曙光走进濒临长江的一条巷子。他在小洋楼的后门徘徊一会儿，急忙快步走了进去，穿过不大的门厅右拐，通过一段狭窄的红木楼梯上到二层，顺着走廊来到后楼。

“润之来啦！”瞿秋白对走进门来的一位身材颀长、举止优雅的中年人打招呼，这个人就是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

“大家都到啦！”毛泽东见屋里已有很多人，便操着浓重的湘音说，“我起了个五更却赶了个晚集。”

毛泽东到达会场后，代表们便各找座位坐下。长条桌的一端坐着瞿秋白，另一端坐着罗明纳兹，邓小平手里拿着纸和笔坐在长条桌的一侧，在他的对面坐着毛泽东。

汉口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就这样不声不响的召开了。“于无声处响惊雷”，尽管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个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十分危机的历史关头召开的，它对稳定党的局势、坚定斗争信念、指明革命方向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大会主席李维汉从座位上站起来，压低声音庄严宣布：“同志们，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现在开始！”接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随后宣布了会议议程：一、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二、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三、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召开这次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重点发言。由于罗明纳兹的报告很长，加上讲完一段还得由瞿秋白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午饭在事先规定的半个小时内结束，然后继续开会。李维汉把罗明纳兹报告中的几个要点作了复述：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接着他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请各位同志发表意见。

毛泽东首先发言，而且是长篇大论。他破除“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陈腐观念，以“众人皆醉吾独醒”的远见卓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严厉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提出了见解独到的看法。

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让他们去做主人，而只是让他们去做客人。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发言不紧不慢，邓小平的笔尖疾走如飞。“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发言尤感兴趣，记到这里，他会心地点点头，嘴角漾起了笑纹。毛泽东的这个“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给与会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成为后来全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的名字如雷贯耳，邓小平久闻大名，在这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与毛泽东第一次相会了，并由此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极其匆忙的一天会议，他们两人不可能有时间单独交往，但毛泽东的慷慨发言，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对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

会议开始了热烈地讨论，邓中夏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为了向上层让步，他们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

“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罗亦农插了一句话。

“过去一切的错误都没有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严重。”蔡和森自我批评地说，“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任弼时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

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施，他提出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会议在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人选时，李维汉举了一下手说：“我提议，请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

“我同意罗迈的意见。”蔡和森表示赞成。

“我也同意……”

“谢谢诸位的好意！”毛泽东双手抱拳笑着说，“我可不习惯住洋房子，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会议结束后，我还要回湖南去，到湖南农村搞武装暴动。”

会议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九名：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七名：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危机关头，它拨正了革命航向。

八七会议圆满结束了，邓小平在安全稳妥地送走所有与会代表后，最后一个离开会场。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而年仅二十三岁的邓小平为这历史的抉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险入虎口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最大的出海港口，自西方列强狼来虎去地闯入中国，这个饱经沧桑的海滨城市殖民地化就愈来愈明显了。这里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有“国中之国”的西方租界，有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有横冲直撞的外国军舰，高楼大厦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旗子，曲街歧巷里蹿动着肤色各异的洋人。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新的党中央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艰难地开展着工作，首先是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全党的散乱状态。在党中央的积极努力下，秘密组织系统很快得以恢复，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开通了秘密交通网络，并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刊物。

一九二八年一月，党中央任命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组织部长。从此以后，周恩来在上海担起了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重任。他针对秘密工作的特点，提出了“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以确保秘密状态下党的工作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秘书长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不但知道的事情多，而且处理的事情也多，他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党中央的安危，责任重大。邓小平除了组织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还负责对文电、交通、经费等具体事务的处理。

在闹市中心四马路（今福州路）有一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就是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其楼下是“生黎医院”，楼上以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名义租下的三间房子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办公和开会的地方。熊瑾玎装扮成一个来自湖南的经营土布生意的商人，门前挂着一个“福兴商号”的招牌。

年初，在“福兴商号”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到二楼，直接走进开会的房间。房间布置得像公司的经理室，靠西墙窗户下有一张桌子，邓小平就在这张桌子上记录。

会议对召开“六大”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周恩来首先发言：“在上海，我们每天都处在虎穴狼窝之中，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六大和一大不同，这么多人在一起开会，而且要开好几天的会，很难保得住秘密，我看在上海召开六大恐怕不太安全。”

“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的确不宜在此召开六大。在澳门开怎么样？那里不太招眼。”瞿秋白提出一个建议。

“澳门太小，流动人口少，也不利于保密，我看香港可能比澳门好一些。”苏兆征说。

“上半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要召开赤色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我看六大不如和赤色国际会议一起召开，这样既安全又省事。”一个同志建议在苏联开会。

“这个建议不错，不妨给共产国际发电提一提，如他们同意，就在苏联召开六大。”瞿秋白最后说，“如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就由组织局分配出席六大的名额。不管定在哪里开会，现在都要着手做准备工作。”

邓小平整理好会议纪要，让张纪恩把它刻印出来，一式三份。按照规定：一份留存中央，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到乡下保存。然后，便开始给共产国际起草电报。

两个月后，主持共产国际工作的布哈林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六大”。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任弼时和李维汉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作为秘书长也留守中央。

一天上午，在“福兴商号”开完会，周恩来向住机关不久的朱端绶了解机关的安全情况。他说：住机关的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女同志要梳髻子，穿高根鞋；男同志要装作有钱的阔佬，出门要穿西服，扎领带……

“不仅如此，”邓小平打断周恩来的话，“还应该入乡随俗，能流利地说上海方言，以掩敌人的耳目。”

“我看小平同志首先要好好学一学上海话，少说什么啷个啷个的。”张锡瑗批评邓小平后又接着说，“朱小姐和熊老板外出，不但要穿的时髦，还要挎着胳膊走，挨得再近一些，再亲密一些，这样才像一对夫妻，要以假乱真嘛！”

朱端绶听了张锡瑗半开玩笑的话，欲言又止，两片薄嘴唇抿成一条线，羞得满脸绯红，因为她还不习惯这种亲昵的“西方方式”。这位出生于湖南的年轻女党员，年初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才二十岁，由周恩来介绍和大她二十多岁的熊瑾玎一起坐机关，先是扮作假夫妻，后来才情投意合地正式结了婚。

这是一个寒风扑面的下午，正在做卫生的朱端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跑长江线的交通员回来了。这个交通员身上背着一床棉被，手里拄着一根竹杆，就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

热情细心的朱端绶把交通员接到客厅休息，递给他一杯热茶，然后从棉絮的夹层里取出一块白布，又从竹杆里取出几张毛边纸，还有一些黄金首饰等。她把黄金首饰交给邓小平，便拿着毛边纸和白布走进了暗室。

这些毛边纸和白布是用药水书写的机密文件，其内容和密写技术都是绝密的，因此文件和药水都不准带出政治局的大门。不大一会儿朱端绶用明矾水就把文件给洗印出来了，然后誊抄好准备上报中央领导同志。

“熊老板……”邓小平见会计科的熊瑾玎走进门来赶紧打招呼，“你在找端绶吧？新婚夫妻，如胶似漆，难舍难离呀！”

“秘书长，你也在这里。”熊瑾玎不好意思地说。

“熊老板，这是中央苏区刚刚送来的黄金首饰，请你找一家银行兑换成现金，再把它存起来。”

“在上海浙江实业银行换行不行？我和他们的副董事长章乃器很熟。”

“一定要安全稳妥，你去办吧！”

熊瑾玎刚走，朱端绶从暗室出来了。她指着刚刚处理好的文件说：“秘书长，这份文件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毛泽东写来的报告。”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高兴地说，“毛泽东，去年我在汉口见过他。”

“你见过毛泽东？”朱端绶惊奇地问。

“是的，他还是你的老乡呢，湖南湘潭人。”

“知道，他在我们家乡可有名了，我家的老熊认识他。可文件是从江西发来的呀？”

“对头，他带着起义军从湖南打到江西，在井冈山创建一支军队，叫中国工农革命军。”邓小平浏览一下文件内容说，“这是属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快给恩来同志送去。”

周恩来和邓小平每天都在“福兴商号”办公，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到这里请示报告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秘书长就随即处理了。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凡涉及到要人、要钱、要物等，周恩来能解决的就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和事关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周恩来实际相当于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非常繁忙，到他那里谈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候。

有一天中午，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朱端绶敲了一下房门，用清脆的声音喊道：“大家休息一会儿，开饭了！”

“朱妹子给我们做啥子好吃的？”年长朱端绶四岁的邓小平笑着问。

“有红烧狮子头。”

“那是恩来大哥爱吃的菜。”邓小平又问，“有辣子吗？”

“有，有！还有大家喜欢吃的鸡汤煲牛肉。”

“端绶同志，辛苦你了！”周恩来和蔼地说。

“哪里哪里，做得不好，你们将就着吃点吧！”

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也是中央的一个办事机关，当时由彭述之两夫妇、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东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由于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当时都称它为中央办公厅。

按事先约定，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柏德里，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检查会场时发现有一个生人，便问彭述之：“这个人是谁？”

“是新调来的同志，叫黄介然，原名文容。”彭述之介绍道，“在汉口时他曾给陈独秀当过秘书，中央迁到上海后，他先在党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工作，后在北四川路永安里坐过机关。”

“你好，黄介然同志，我叫邓小平。”

“幸会，幸会！久闻秘书长大名，今天才得一见。”

等政治局委员到齐后，便开始开会。会议由瞿秋白同志主持，会议的内容是邓小平事先拟定的军事工作问题，由周恩来作中心发言，然后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提意见。要求发言简明扼要，不能长篇大论。

邓小平负责记录，有时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在发言中曾批判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后来还反对过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邓小平发言的特点是说话不多，但实话实说，通俗易懂，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

向忠发在会上口若悬河地也能发挥一通，显得很有口才，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云。周恩来的发言就不同了，由于他管的工作多，了解的情况细，准备又很充分，一般都写有发言提纲，因此他讲得最好，也最有发言权。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说：“下次会议定于下个月的同一天，参加人员除亦农、秋白两同志留守机关外，在沪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地点定在威海卫路的达生医院。如临时有变化，我再通知大家。”

“这样安排就很好，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以防警察局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周恩来负责中央机关安全工作，三句话不离本行。

上海为鱼龙混杂之地，有利于我党开展地下工作，但其地仍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控制范围，有五花八门的情治机关。敌人利用巡捕镇压，利用特务跟踪，利用叛徒告密，一刻也未放松对我党地下组织的破坏和对我党领导的捕杀，企图把革命的火种扑灭除尽。

由于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必须不断地变换住址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既重要又知名的人物更是需要严加隐蔽，住处有时十天半月就要更换一次。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处，他们也都自觉地不去打听。

共产党是当时被敌人通缉的非法组织，其党员随时随地都有被捕入狱的危险。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侦探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都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外国巡捕抓到共产党的嫌疑犯后就引渡给国民党警察机关。这些流氓成性的特务会对嫌疑犯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人叛变，牵连一串；一环暴露，受损一片。

邓小平在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店，除里外两间房子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厨房有一个小门通往另一条里弄。楼上原是李维汉的住所，自他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搬走了，现在是中央机关的一个办公室，张纪恩夫妇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邓小平一早就打开了铺面，张锡瑗忙着在店内打理货物。小小杂货店里日用商品繁多，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应有尽有。由于待客热情，价钱公道，深受四坊五邻的欢迎，他们都愿意到小老板这里来采购东西。邓小平看接头的时间已到，就给张锡瑗打声招呼，离开了杂货铺。

身穿西服、嘴叼香烟的邓小平按照罗亦农的约定，来到位于戈登路和爱文义路交口的中央组织局联络站商量处理一件事务。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原则，两人应一先一后离开联络站，所以邓小平先走一步。

邓小平从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一瞥之间，使他大吃一惊，只见那个非同一般的“鞋匠”正在漫不经心地向他作手势，于是他知道“出事”了。他快步走到路口，再回头一望，只见联络站的大门已被几个英国巡捕死死堵住，罗亦农已无路可走。

邓小平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心脏像打鼓一般狂跳不止。真危险，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差点儿落入魔掌。邓小平深感事态的严重，一刻也不敢怠慢，他叫了一辆黄包车，火速向中央报告这一紧急情况。

原来是何家兴夫妇叛变了，他们出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何家兴和他的老婆贺芝华两年前从苏联留学回到上海，主持中央组织局联络站的日常工作。他们身居闹市，经不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崇洋媚外要过纸醉金迷的生活，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四月十五日，不安于清贫的何家兴主动到新闸捕房向英租界古邦探长投案自首，表示要提供一份三百多人中共党员的名单，叛变的条件是一次性给五万美元和两张出国护照。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还表示可以带侦探先去捕捉罗亦农，等所提条件都兑现后再交出那份重要的名单。

按照何家兴的指点，敌人果然抓到了罗亦农，接着打算对上海的中共组织来个一网打尽。此事幸被我地下党及时获知，火速通知了中央特科。周恩来亲自派人连夜赶到何家兴的住所，开枪打死了这个叛徒，夺走了那份人命关天的名单。贺芝华身中三枪，不敢再留住上海，从此隐姓埋名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这就是叛徒的可耻下场。

白区的地下工作是异常艰苦和危险的，只有在艰苦危险之中，才能暴露那些为人不齿的无耻败类，也只有在艰苦危险之中，才能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周恩来针对这一极其严峻的局面，果断采取措施，组织中央机关人员携带机密文件迅速向安全地区转移。周恩来的大智大勇，使中央机关又躲过一场大灾大难。

生离死别

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一方墓碑上，端端正正地镶嵌着一幅青年女子的照片，这就是张锡瑗烈士。一九二六年的一天，中山大学的二十几位女生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里合影留念，照片上的张锡瑗充满着青春活力，炫耀着靓丽光彩。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个满脸稚气的年轻女性，业已几经风雨，几受锤炼了呢！

张锡瑗是邓小平的元配夫人，一九○七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她个头不高，但长得漂亮。她的父亲张镜海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一年迁居保定后还担任过保定段铁路工会负责人。

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她的妹妹张锡瑞、同学李培之一道闹过学潮，接受了进步思想，并成为该校早期的共青团员；十八岁时到北京深造，有幸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共北方领导人，她还结识了邓颖超同志并由此成为至交。

当时，由于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军阀政权，所以北京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在北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刚到北京的张锡瑗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张锡瑗和她的妹妹张锡瑞一起被中共北方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那里，张锡瑗不仅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思考和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后来闻名全国的男女同学，其中就有来自法国的高才生邓小平。两人虽不同班，但经常一起参加组织活动，互相学习、一同郊游，天长日久，彼此之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邓小平学业未满便于一九二六年冬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而留在中山大学继续学习的张锡瑗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毕业，辗转蒙古回到北京。

张锡瑗姐妹俩应召回国后，先到保定探望了双亲。其间她们还协助父亲成功地参与领导了一次反抗铁路当局迫害工会干部及其家属的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当时只有八岁的张锡瑗小弟都印象深刻。从此，在铁路工人中长时间流传着“姐妹闹革命”的佳话。

不久，张锡瑗奉命调往汉口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与早她两月到达汉口的邓小平不期而遇。分别半年多的张锡瑗与邓小平在汉口重逢，既惊且喜，这回他们是真的并肩战斗了。两人紧握双手，激动不已地畅谈着离情别绪，友谊倍增。张锡瑗看到老同学日臻成熟，心中充满了敬慕之情，共同的志向，真挚的情感，他们相爱了。

八七会议后，为躲避汉口的险恶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由汉口迁往上海，邓小平与张锡瑗携手同行。“百年修得同船渡。”他俩是因革命而同上一条船，并建立了革命友情。

月光悬吻着波翻浪滚的江面，吻得那么含蓄，那么深沉，那么细腻。站在甲板上的邓小平时而远眺，时而沉思，他想起了七年前去法国时走过这段水路的情景，于是向张锡瑗讲述了离家时的心境，留学时的艰辛，参加革命的荣幸，以及现在和张锡瑗在一起的欢愉。听完邓小平似江水如春风的一番感慨，张锡瑗的脸上荡漾着只有恋爱中女孩才会出现的那种甜丝丝的涟漪。

到达上海后，邓小平和张锡瑗都留在中央机关工作，而张锡媛就分配在邓小平麾下的秘书处。年仅二十三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除了组织和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外，还主管文电、交通、财务等工作。年轻的邓小平精力过人，机敏干练，这些庞杂繁琐的事务在他的安排协调下总是显得井井有条。

在工作与生活中，张锡瑗同邓小平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更新的了解。邓小平的活跃开朗和幽默善辩深深吸引着张锡瑗，而张锡瑗的漂亮温柔和热情能干也博得了邓小平的好感。据说那时追求张锡瑗的人很多，但张锡瑗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老同学邓小平。在“月老”邓颖超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上海广西中路聚丰园川菜馆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邓小平和小他两岁的张锡瑗正在举行结婚典礼。中央机关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都前来贺喜，有三十多人参加了他俩的婚礼。

一头短发的新娘子，身穿一件新旗袍，脚穿一双高跟鞋，打扮得十分靓丽。新郎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也显得格外神气。等大家入席落座后，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他那朴实纯厚的苏北话说：“今天是邓老板和张女士大喜的日子，既然大家让我来主婚，我就说上几句祝福的话。我们备了三桌酒席把大家请来，首先我提议，请新郎新娘向各位嘉宾鞠躬致谢！”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婚礼，谢谢大家！”两位新人一边鞠躬一边道谢。

“下面，我代表前来参加婚礼的各位嘉宾，对邓老板、张女士喜结良缘表示热烈地祝贺，祝愿你们新婚幸福，互敬互爱，白头到老。请新郎新娘对拜一下。”

“别忘了给主婚人鞠躬哟！”李维汉笑着说。

两位新人走到周恩来、邓颖超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真诚地说：“谢谢恩来大哥，谢谢邓大姐。”

简单的婚礼仪式结束了，邓小平拿着香烟，张锡瑗捧着酒瓶，向来宾一一敬烟敬酒。婚礼虽然没有点燃花烛，没有鸣放鞭炮，没有双亲参加，但气氛非常活跃热烈，来宾们把新郎新娘生拉硬拽推到一块，要他们亲热亲热，搞得平时大大咧咧的邓小平也腼腆起来，张锡瑗的脸早已红到耳根。

婚后，邓小平、张锡瑗二人恩恩爱爱，感情笃深，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在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勉励，积极从事着异常紧张而又危险的地下工作。可以说，他们组成的新家是当时秘密环境下名副其实的家庭机关。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如同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经常出没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们没有照过相，没有逛过公园，连电影院也没有进去过。

尽管他们的爱情生活不像浪漫主义小说上所写的有一种玫瑰色的气氛，但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革命者没有畏惧，没有消沉，邓小平与张锡瑗在他们两个人的天地里共享着欢乐、甜蜜的生活，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新娘子像只百灵鸟，她的话儿用箩筐也装不完。他们曾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住过半年，住在楼上的周恩来夫妇常常听见楼下有音乐一般的笑声。可以理解，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年轻人当然要充满着青春活力了。

就在公共租界这幢房子里充满着潺潺流水般的欢歌笑语时，巡捕从叛徒口里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捕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央特科及时获知了这一消息，并立即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都迅速转移了，惟独邓小平一人出外执行任务不在家，把张锡瑗着急得直流眼泪。

当巡捕闯进楼里正在搜查时，邓小平像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往回走。他咚咚咚敲响了大门，但没有听到往日张锡瑗清脆甜美的声音。幸好巡捕中有个内线在里面发出暗号：“谁，走错门了吧！”

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掉头就跑，躲进附近一个里弄里。不一会儿邓小平看到从楼里出来七八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其中一个人骂道：“他妈的，蒸熟的鸭子能叫它飞了，肯定有人走露了风声。”

“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像《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伯人，想抓住他们谈何容易。再说，提供的情报也不一定准确。”

“可不是么，上次何家兴提供的情报有的准确，有的就不准确，说什么有一个三百多人的共党名单，在哪儿了，谁也没见到，明明是想骗钱嘛！”

邓小平看着几个侦探骂骂咧咧地走远了，又瞅了一眼像遭受暴风雨袭击的那幢小楼，大门虚掩着，窗户大开着。他判断楼里肯定藏有密探，于是赶紧离开这个危险之地，设法寻找周恩来转移的新地点。

婚后仅过了一年半甜蜜的生活，邓小平和张锡瑗就分开了。一九二九年八月，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遣，邓小平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前往广西领导起义，担负组建红七军的工作，这是邓小平独立担任一个战略区域领导重任的开始。

临行前，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找邓小平谈话：“小平同志，我给你几十员大将，把广西搅它个天翻地覆，如何？”

“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这小个子身上，不怕把我压扁了。”接着邓小平又满怀信心地说，“请周部长放心，既然中央如此信任我，我怎么也得把南天涂红一片！”

“好样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了，而是广西省政府的秘书，祝你到广西一展宏图，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就在邓小平接受新的任务将要远行时，爱妻已有身孕。张锡瑗腆着大肚子，冒着盛夏酷暑来到十六铺码头为亲爱的丈夫送行。

码头上，这对恩爱夫妻依依惜别，挥手之间，离愁别绪，眼泪犹如默默流淌的黄浦江水，不能抑制。张锡瑗含情脉脉地说：“要不是身子不方便，我也跟你一块去广西。”

“那可不行，不能委屈了小家伙。”邓小平语气诙谐。

“一路山高水远，风险难测，您要多加小心，保重身体呀！”

“请放心，我不会有事的，等我打了个大胜仗就回来抱儿子。”

“要是个女儿呢？”

“那我更喜欢！俗话说，会生先生女，我就等着回来抱千金啦！”邓小平略一沉思，“我这一走，只是担心你……”

“你放心地走吧，家里有我妈和妹妹照顾。”

邓小平放开妻子的手，转过身来问与其同行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东西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介绍信和电报密码都藏在箱子的夹层里，他们不会找到的。”龚饮冰拍了拍那个结结实实的大皮箱。

为了安全隐蔽，邓小平除西装革履地化装一番外，还改用化名邓斌。“斌”乃“文”“武”二字组合而成，可谓“文武双全”也。

几天以后，这位“能文善武”的邓代表带着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殷殷嘱托抵达香港。与关系对上暗号后，在跑马地凤凰台附近会见了中共南方局书记贺昌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邓小平在香港停留三天，便沿着由胡志明提供的中越边境秘密通道赶往广西。

邓小平到南宁后，利用“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一方面对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与掌握广西政权的国民党左派建立合作关系，另一反面，担负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中共广西特委）的主任。

一九三○年一月，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经过秘密通道匆匆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在广西的工作情况。其时正值张锡瑗临产，她被送进了上海宝隆医院。邓小平忙完公务后，大步流星地赶往医院看望久别的妻子。

“锡瑗，我看你来啦！”邓小平紧紧握着张锡瑗的手。

“小平，终于把你盼来了。”张锡瑗声音激动得发抖，眼睛像春天里清澈的山泉，幸福的泪花汩汩地涌了出来。

邓小平看到张晓梅（锡珍）扶着张母走过来，便站起来说：“妈，辛苦您老人家了。”

“姐夫回来啦！你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锡瑗，邓大姐昨天又到医院来了。”

听到张锡瑗低微的呻吟一声，邓小平马上喊：“医生，要生了。”

闻声跑来的医生检查后笑着说：“快了，耐心等着吧！”

“我快做爸爸了，我要做爸爸了！”邓小平高兴的喊叫起来，从眼睛到嘴角都堆满了甜蜜。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人生大喜之事，邓小平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小生命的平安降临。不料偏偏遇到妻子难产，后来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尽管邓小平日夜陪伴，精心照料，但终因当时医疗条件差，几天后张锡瑗还是不幸去世了。

这个出生后没娘的孩子被放在姨妈张晓梅家里，可能是难产的原因，又没有母乳喂养，没过几天孩子也夭折了。转眼之间丧妻失女，这突然降临的巨大灾难，对未满二十六岁的邓小平来说是一种多么沉重的打击啊！“悲莫悲兮生别离”，他为失去爱妻和亲生骨肉而悲痛万分。

“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并非没有眼泪，邓小平并非没有感情，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再不幸也是一件小事，再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邓小平是一个军人，并不缺乏军人的坚强，他没有沉湎于个人的悲痛之中，而是把眼泪吞进肚里，把悲痛埋在心底。

是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为了人民和祖国的解放事业，连自己的生命和热血都可以献出，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上海仅一个月，由于前方形势逼人，军情似火，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邓小平来不及掩埋自己的亲人，便匆匆地赶往战火纷飞的广西，他要在昏暗的中国南天撕开一道光明的口子。中央已批准他们于二月一日在广西发动龙州起义的计划，广西的部队和战友们正在等着他去指挥战斗呢！

邓小平离开上海后，地下交通李强承中央军委之命将张锡瑗安葬在江湾公墓。根据秘密工作原则，张锡瑗的墓碑上刻写的是化名“张周氏”，立碑人也不是用邓小平的本名。当时埋葬牺牲了的同志多用化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徐冰、张晓梅夫妇，他们按当地习俗还在张锡瑗墓前祭奠了一番。

一九三一年初，正当国难、党误最错综复杂之时，邓小平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对亲人的沉痛思念，从广西又一次回到上海。他和二弟邓先修来到张锡瑗墓前，为自己的亲人扫墓献花。邓小平凝视着冰冷的墓碑，眼前浮现出他和张锡瑗在一起时的艰辛和欢乐。一堆黄土把他们分隔在阴阳两界，他再也听不到爱妻爽朗的笑声了。

然而，邓小平回上海长达半年之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竟没有听他一次汇报，甚至没有见他一面。邓小平哪里知道，在他四月二十九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早已向中央上报一个材料，状告邓小平。

中央复信批评了红七军的工作，而身在上海被“打入冷宫”的邓小平却一直蒙在鼓里。但是，邓小平对王明中央那种明显的冷落心中是有数的，他曾说过“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这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邓小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主动向中央提出回红七军工作的要求，但中央以没有交通联络为由未予批准。后来邓小平又要求去苏区工作，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这一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从此以后，邓小平一直行进在戎马倥偬的战旅之中，这段历史渐成往事。然而将近二十年后，在上海解放时，极重感情的邓小平一进城就同夫人卓琳一道去寻找张锡瑗的墓。经李强仔细回忆，在上海市民政局的帮助下，张锡瑗的墓奇迹般地找到了。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和同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分装两个小棺木，郑重地搬回自己所住的励志社楼下存放。

一九六○年，张锡瑗、苏兆征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今龙华革命公墓）。由于碑文镌刻的是张锡瑗的化名“张希远”，因此人们对其生平知之甚少。直到《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问世后，人们才知道张锡瑗就是邓小平早年的革命伴侣。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张锡瑗，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