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难中的邓小平

第三章　转战千里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邓小平利用视察南方之机乘船游览了漓江。秀丽的山岚、迷人的江水，引起了邓小平对往事的无限情思。他向陪同人员讲起了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委派来广西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艰险历程。

神秘的老板

在中央代表邓小平的组织领导下，广西人民成功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拥有二十个县一百多万人口的左右江地区，一下子成为当时全国注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南疆大地上高高飘扬的赤色旗帜，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士气，同时也毫无疑问地震慑着各种反动势力。

一九三○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怀着丧妻失女的悲痛心情，再次经过中越边境的秘密通道返回广西。为保证安全，他除了化名邓斌外，还西装革履的一副洋式商人打扮，一路上有人接头护送，其中有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驻香港的特科人员，也有胡志明在越南秘密解放组织的联络人员。

中共中央往广西派遣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领导干部经过的这条秘密通道，后来被国民党的特务发觉了。据特务头子郑介民向蒋介石报告：

从广西右江之百色到左江之龙州再到安南河内、海防之间，有一条神秘莫测的地下通道。中共党代表邓斌几次派人从那里到香港转上海而畅通无阻。听说，最近邓斌本人有可能从那里转道香港到上海。如果能截断这条地下通道，就能扼制赤祸在广西的泛滥，还能把贵州、云南连同桂西一起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范围，最终抑住李、白、黄在广西分庭抗礼的态势。

根据上述情报，国民党的高级特工准备对这条秘密通道采取行动。他们对中越边境地区进行几番明察暗探，并选派一些枪法很准的刺客混入烟帮之中，伺机刺杀“中共派往广西的头号人物邓斌”。然而，秘密通道毕竟是秘密通道，他们始终未能摸清中共要人是如何穿过中越边境的。

“报告长官，前面过来三个人，身上没带什么行李，他们的行为很可疑。”藏在树丛里的一个密探指着连接中越两国的公路，亢奋得像吃了鸦片烟似的。

那位“长官”把望远镜举到眼前，通过两片玻璃发现来者是一主两仆，主人个头不高，但很有气质，从他的装束打扮来看很像是一个有钱的大老板。

“要不要下去查问一下，不然就要走开了。”年轻的密探见他的头儿无动于衷，急不可耐地说。

“我看这三个人不像共党，是做大买卖的。你看那个小老板大摇大摆地走着，多神气！”

“长官，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俩下去查问一下，是共党，就把他们抓起来；不是，放走也不迟。”年轻人立功心切，要去闯闯运气。

“不行不行。不能再给我闯祸了！上个月你们说抓住一个共党，其实那个人是贩烟土的阔佬，还认识郑介民，结果放了人挨了训不说，还要低三下四地向人家赔礼道歉。这边境地区是藏龙卧虎的是非之地，得罪了谁都不好办。”

“今天又完了，抓不住共党就拿不到赏钱。”看着越走越远的三个背影，密探垂头丧气地说。

“土儿土气的不像共党，洋儿洋气的也不像共党，那共党究竟是个啥样子……”另一个密探嘟囔道。

邓小平在两位交通人员的护送下,急速行进于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看着熟悉的山山水水和路边的一草一木，他有一种重归故里的感觉。他不停脚，不歇气，恨不得一步赶回根据地，去指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此时，邓小平想起了出发前在上海开会的情景，周恩来那亲切的苏北乡音犹在耳际萦绕——

“小平同志，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情万分悲痛，在这个时候本来不该再派你去广西，可是……”周恩来沉吟片刻，接着说，“可是广西那边需要你，没有你不行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自古难全。我们共产党人落难时不改凌云之志，应奋起而创造新的辉煌。把眼泪擦干，把悲痛忘掉，到前线战斗去吧！现在我宣布中央命令：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另外，中央已批准李明瑞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周恩来一番宽厚、慈爱、善解的话语，使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为之动容，他们眼里噙着泪花，站起来为邓小平送行。咽泪藏悲的邓小平给众人敬了一个军礼，迈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走出了会场……

“邓斌同志，你看，红旗！”

交通员的欢呼声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他们爬上一座山梁居高远望，镇南关就在眼前，关楼上迎风招展的红色犁头旗已隐约可见。

“起义成功了，红八军也一定成立啦！”喜形于色的邓小平对交通员说，“咱们走快点,离龙州不远了！”

邓小平和他的随从们喜上心头，步子越迈越大，为了尽快赶到龙州，他们抄近道走，不知不觉走进一座浓荫密布的树林。

忽听“唰”的一声响动,树丛里闪出一个骨瘦嶙峋的中年男子，猛兽似的向邓小平扑来，两名交通员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这个人手执柴刀站在路当中比比划划,嘴里咿咿呀呀地乱吼乱叫。不用细看，这是一个拦路打劫的歹徒。

邓小平怔了一下，很快镇定下来。眼下是一个身单力薄的对手，只要把腰间那支手枪一举，便可置其于死地。当邓小平正仔细打量这个拦路人时，交通员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邓小平一把拉住交通员，只见这个拦路人慌忙后退几步，抖抖索索伸出两个手指，接着举刀划了两个圆圈。邓小平明白了他的意思，认为他不是歹徒，而是一个为贫穷所困的失语农民。顿时，对这个拦路人不但不感到厌恶，反而产生了几分怜悯，于是从身上掏出两块大洋扔了过去。

拦路人慌慌张张俯身拾起，向邓小平投来一束友善和感激的目光，然后像遇赦的犯人一样迅速消失在深山密林中。邓小平继续赶路，边走边向交通员介绍龙州一带形形色色的匪情。交通员听完后，对刚才自己的鲁莽行为深感悔恨，对邓小平刀下留情的义举油然产生深深敬意。

邓小平一边快步如飞的行走，一边举目向北眺望，龙州城在春天的烟岚雨雾中还是那么神秘。匆匆的脚步标志着春天使者的回归，邓小平——这位由中共中央派到广西来指导工农武装革命的春天使者，伴随着春风径直向水口河上那座雄伟的龙州大铁桥走去。

“站住别动！”铁桥北端的红八军哨兵举枪喝道，“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问话，而是步履雄健地向身着灰色军装、头戴五星军帽、颈系红色领带的哨兵走去。哨兵手中的枪十分警惕地平放下来，枪口直对邓小平的胸部。

“别再往前走了，听到了没有，你给我站住……”

“好家伙，你倒是挺认真的。小同志，我是你们军部的客人，你们俞军长是我的好朋友。”一口咬字清晰的川音洋溢着温和与客气。

邓小平说的“俞军长”就是红八军的军长俞作豫。他是本地北流人，刚到而立之年。原在桂军任职，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次年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今年年2月率部在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你……你想找我们的军长，找他做什么？”哨兵用怀疑的眼光把邓小平从头到脚审视一遍。

“做一笔大买卖！”

“做买卖？嗯，我们军长没那闲功夫，他要带红军打土匪，打反动派。你要是做老百姓生活用品的生意还差不多，不要搞什么金银首饰和洋玩意，更不要往歪道上做。法国佬已被我们赶走了，也别指望到这里抽大烟、狎妓女，烟馆和妓寨都封了。说实话，你到龙州来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是做买卖啰！”邓小平一本正经地说，“你赶快带我去见你们军长，我们都想到要做同一桩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

“对你不好说，反正是关系到龙州以至整个左右江地区老百姓将来生活的大买卖。”

“别瞎吹！你不说清楚，就休想过这座桥。”

“好啊，算我今天有福气，碰到你这样一个办事认真的好哨兵。”邓小平很高兴自己的战士有如此警惕性。

邓小平从身上掏出一本护照，年轻哨兵接过来像古董商鉴定古董似的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感到很新鲜。

“真看不出，你这小老板还是从大上海来的呢！”看罢上海商人经越南到广西的出入境签证后，哨兵善意地对邓小平说，“老板，我看你还是不过桥进城为好，广西到处都在打仗，李宗仁跟蒋介石打，我们红军跟桂系和土豪劣绅打。龙州城也不安全，前几天还平息了一场土匪叛乱，这地方没什么油水可捞。我看你还是改道走靖西去云南吧，那里有生意做。”

邓小平摊开双手，苦笑着摇了摇头。没办法，碰上这样较真的哨兵，也只好实话实说了：“看来，你今天是不打算让我进城了。好吧，你可以先不放我进去，但你一定要派人去军部报告一下，就说有个叫邓斌的从上海回来了。”

“邓斌?”那哨兵两眼灯笼似地瞪着邓小平，愣怔不动。大年初三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的时候，大街小巷贴满了许多红纸布告，在布告的落款处第一个名字就是“政治委员邓斌”。中国那样大，龙州这么小，到底有多少个同名同姓的“邓斌”呢？这个“邓斌”是不是那个“邓斌”？那个“邓斌”可是我们广西红军的第一首长，而这个“邓斌”分明是从上海过来的小老板。尽管哨兵有点迟疑，但他还是叫桥头上的另一个哨兵赶紧给军部打电话。

当那哨兵回转身子时，看见神秘的来客正在桥上悠然自得地抽着香烟，两眼一会儿看看桥下的清流，一会儿眺望城区的景色。哨兵严厉地说：“我看你有点像法国佬派来的探子，我稍不留神你就东张西望，你是想侦察我们红军的秘密是不是?”

“不是侦察，而是因为离开了一段时间，急着想知道红八军最近的情况。”

“你想知道红八军的情况，红八军与你何干?”

“红八军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啊！”

“你……”那哨兵好像悟出了什么，正狐疑之际，桥北头急匆匆走来三四个人。

“怎么，谁那么大的胆子，竟敢把我们广西红军的邓老板拦在桥头。”

来者为首的是留守龙州城的红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跟随其后的是军部的参谋和警卫。他们来到邓小平面前，啪的一个立正，然后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邓政委，第八军参谋长宛旦平前来迎接！”

听说来者是邓政委，那位哨兵也惊讶得不好意思地敬了个军礼：“报告首长，我对您没完没了地盘问，耽搁了您的军务，真对不起！”

正在跟宛旦平握手的邓小平急忙返转身来握一下哨兵的手，和蔼可亲地说：“难得你这样认真的好同志，你工作辛苦，警惕性高，刚才你对我的一切盘查都做得很对，我真诚地感谢你。”

邓小平松开哨兵的手，指着大桥南端说：“宛参谋长，这座大铁桥是广西与安南之间的重要门户，也是龙州的海关，我们要巩固和发展龙州革命根据地，必须学会利用它。中国人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要允许外国商人进来做生意，允许他们开工厂、办商店，根据地军民可以从他那里买到一些在当地买不到的生活必需品。但要注意，绝不能让他们开烟馆办妓院，更不能让那些敌视革命仇恨红军的法国探子混进来刺探军情，应该像这位哨兵同志那样站好岗，把好门。”

“是!”宛旦平和周围的红军官兵应声答道。

“好，我们走吧！”在进城的路上，邓小平见俞作豫没有过来，便问宛旦平，“俞军长在吗？”

“俞军长不在。两天前红七军来电说他们已打到隆安，要我们以主力配合，会师于南宁郊区，乘敌守备空虚一举攻克省城，俞军长率部去崇善了。”

“空虚空虚，敌情我情都搞清楚了吗?”邓小平反问道，“李、白、黄要是那么好对付，被蒋介石委任为省主席的吕焕炎就回不到广西了。桂系内部那么复杂，仍能顶住广东陈济棠的几万大军。我们打南宁要是把他们逼急了，他们肯定会从粤桂战场调转枪口对准我们，到头来吃亏受损的还是我们。”

“邓政委，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七、八两军主力都开出去了，肯定会引火烧身。据右江那边的情报，隆安前线已经吃紧……”

“我看不光是吃紧，恐怕还要吃亏，吃大亏。”邓小平已预感到左右江根据地的危机，“刚才说的是敌人方面的情况，你再谈谈我军内部情况，你是党员，是八军的参谋长，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内部情况也不容乐观。”宛旦平汇报道，“眼下龙州以至整个左江地区的红色政权还没有巩固，地方豪绅土匪还很猖獗，而我们红八军的临时党委建立之后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分头出动了。这里的留守部队是收编过来的，并不怎么可靠，大部分营连干部是旧军官，基层连队没有党员，一个纵队只有一个党支部二十来个党员，万一出了问题，我们将很难控制局面。”

“回去后马上给张云逸、李明瑞发电，要他们立即停止进攻南宁的军事行动。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中央上月在讨论广西问题时已明确指示，红七军、红八军目前不宜攻打省城。你还要设法通知俞军长，告诉他八军后方不稳，务必尽快回师龙州，以巩固左江革命根据地。”

忧心忡忡的邓小平在苑旦平的陪同下，走进了李明瑞原来住过的那栋小楼。红八军成立后，这里是红八军军部。总算回到家了！这是刚满二十五岁的邓小平回到龙州城的第一感觉。“我是一位军人，我那时的职业就是带兵打仗。”尽管这句话是邓小平几十年后说的，但在当时，他回到军中才有回到家中的感觉。

夜半枪声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东吞村外的河滩上闪烁着三堆火亮，火堆的后面坐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赤卫队员。昨天他们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说从龙州过来的邓政委定于三月十七日晚渡右江，拟在东吞村过夜，命令右江农民赤卫军做好保卫工作。迎接邓小平的暗号是在岸边点燃三个火堆，对方的回应是晃动三下火亮。

依山傍水的东吞村地理位置特殊，它北通东兰，南达龙州，距思林县城只有七八公里，是山民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去年十一月邓小平从百色去上海汇报工作，也是从这个村子经过的。如今赤卫队员听说邓政委从上海回来了，个个喜出望外。他们在村头庄尾增岗加哨，严查过往行人，并规定只许进村不许出村，以免走漏风声。

“七点钟过去了!”

“八点钟过去了……”

就在队员们盯着滔滔江水焦急不安的时候，突然对岸闪动三下火亮，接着又是三下火亮。

暗号对上了，大家一边情不自禁地说“邓政委来了”，一边按事先规定把三个火堆掩灭掉。

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邓小平过江时，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为了确保邓小平的安全，赤卫队员们冒雨坚守岗位。半小时过后雨点渐稀，随着江水哗哗的响动，只见一只木船从对岸游来，靠岸后第一个下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邓小平政委。

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赶紧迎上去握住邓小平的手，心情激动地说：“邓政委，您辛苦啦！”

“让大家久等了。”邓小平不无抱歉地说。

“不瞒你说，我们真还有点担心呢！”

“有啥子担心的，莫忘了我是属龙的，只要在河上，只要遇见水，就更用不着为我担心了，何况刚才还有风雨相助呢！”

“是啊，左右江有龙则灵，你这次从龙州去凤山，由龙及凤，龙凤呈祥嘛！”

邓小平这位曾经留过洋出过国的职业革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什么龙水凤山了，他之所以能够安全返回根据地，全仗于他的大智大勇和人民群众对他的敬重和保护。

在夜幕的掩护下，邓小平来到赤卫队员黄本朝家里。吃罢晚饭，邓小平递给黄本朝一支烟，边点火边问：“老黄，你们这里有一个脸盘圆圆的、头发蓬蓬的农民赤卫军总指挥，现在去哪儿了？”

“你是说黄永达吧，他外出执行任务去了!”

邓小平抽了一口烟，沉思片刻，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你把农会干部和村里苦大仇深的农民找几个来，咱们开个座谈会好不好？”

“都深夜十点了，太晚啦！”黄本朝见邓小平走了一天路很辛苦，便劝道，“今晚先歇息，明天再说吧！”

“时间还早哩！明天还有明天的事。”邓小平吐出一口烟雾，乐呵呵地说。

黄本朝找来二十多个农民，屋子被挤得满满当当的。邓小平首先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农运情况，接着又向他们宣传实行土地革命的好处和怎样进行土地革命。这些与土地血肉相连的农民，被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新鲜话题深深打动了。最后，邓小平问：“起来革命，你们敢不敢？”

“敢！有田耕有地种还怕啥。”

“对，干革命就是不能怕牺牲嘛！记得你们这里有个叫黄治峰的同志曾写过‘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不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的诗句，很有气魄，干革命就得要有这点子精神。”

听完邓小平讲的革命道理，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很受鼓舞和振奋，虽然已到下半夜，但谁也不肯离开，一直谈到东方欲晓，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第二天一早，陈鼓涛向邓小平报告：“邓政委，红七军主力已往贵州方向开辟新区，韦拔群同志的三纵队还在东兰武篆地区坚持武装斗争。那里的群众基础较好，根据地相当巩固。”

“好，那我们就去东兰武篆，找拔哥去！”邓小平大手一挥。

“不过，去武篆的路可不好走。”

“怎么？千难万险都挺过来了，你还怕我翻不了这个山岭子？”

“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敌人封锁严密。”陈鼓涛连忙解释，“自从红七军去打贵州，右江一带的‘剿共大队’越来越猖狂，他们到处寻找工农民主政府的干部和赤卫队，还天天叫嚷要抓几个共党去南宁邀功请赏。”

“那好啊，看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抓住我这个最大的共党，到现在还不知道李宗仁、白崇禧给我标的价码呢！”

“邓政委福大命大，有我们赤卫队的保护，他们休想动你一根指头。不过，去武篆山高路险，我得安排得力的向导和赤卫队员……”

村头有一棵古老沧桑的大榕树，分不清哪是主干哪是支干，像一个奔腾的瀑布从天而降。在朝霞的映照下，这个水流凝固的彩色“瀑布”，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壮观景象。

大榕树下，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赤卫队员，陈鼓涛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黄大龙同志。他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由他来给你带路不会有问题的。”

“哦！老黄同志，辛苦你了！”邓小平握住黄大龙的手说。

陈鼓涛向黄大龙认认真真地作了一番交代后，便与邓小平辞行：“邓政委，思林地区的敌人活动很猖獗，我想到赤卫军那边去看看，不能跟您一起走了。请政委路上小心，多多保重！”

“你放心地走吧，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然后他们各自上路，很快隐没在深山密林中。邓小平带领上百人的警卫连像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时隐时现。他们来到一个路口，黄大龙指着一条陡峭狭窄的山道说：“邓政委，我看咱们还是走小道吧，小道比较安全，还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你是向导，你最有发言权，我听你的！只要能避开敌人，你说怎么走就怎么走。”

黄大龙见邓小平很随和，于是又放开胆子建议道：“邓政委，像我们这样集体行动，很难避开敌人的耳目，一个警卫连加上赤卫队员一二百号人，目标太大，很容易引起暴露……”

“老黄，谢谢你给我提醒。”邓小平拍了拍黄大龙的肩膀，“我看队伍还是化整为零，分开走为好。”

他把队伍分成三个战斗小组：赤卫队一个组作前锋，邓小平带着警卫排居中，另一组作后卫。在天梯一般的羊肠小道上，邓小平和战士们谈笑风生，还经常帮助体弱的战士扛枪，战士们很受感动，他们走得很快，而且觉得越走越轻松。

日落西山，晚霞映红了半个山头，队伍在东江村宿营。

晚饭后，邓小平想起陈鼓涛曾说过东江村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于是带上警卫员小张到农民家里去了解情况。

一连走访了几个农户，邓小平被当地农民的革命热情感染着，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时分。他摸黑回到住处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听到山头上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村口也有枪响。邓小平感到有点诧异，正要出门询问情况，叶排长迎头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政委，村头村尾都发现了敌人，我们被包围了！”

邓小平沉思片刻，叫小张把黄大龙找来，详细了解了当地的地形和敌情：东江村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山道通往东兰，现在敌人把通道堵死了，如果天亮以前冲不出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情况极为严重。

叶排长着急地问邓小平：“政委，怎么办？”

“你看怎么办？”镇定自若的邓小平像平常一样反问道。

“现在是狭路相逢，只有打才能突围出去！”

“对头，那就打吧！”邓小平果断地说，“突围时要听从指挥，动作一定要快。但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是冲出去，不能恋战！”

邓小平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和大家一起研究了突围方案：由黄大龙带三名赤卫队员在村北的路口附近引诱敌人，其余的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向村南的山道转移。

星斗满天，残月西沉。东江村虽然四面埋伏着反动民团，但枪声停止后，还是像往常一样恬适宁静。这是生命与死神较量前的那种暂时的宁静，宁静得掉在地上一根针都可以听到。

围村的民团头子打着哈欠，口吐狂言：“弟兄们，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睡上一觉，赤匪绝不敢在夜里突围，等到天亮老子一收网，村里的共党一个也别想跑掉。”然后好像大功告成，两眼一闭呼呼地发出了鼾声。

凌晨三点多钟，一阵激烈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村外树林中抱枪而眠的民团像受到惊吓的野狗，一个个狂吼乱叫：“不好了，不好了！赤匪要从北面突围。”

在民团头子的指挥下，守在村南山道上的民团匆忙向村北枪响的地方增援。趁敌混乱之际，邓小平下令警卫战士和赤卫队员向村南剩下不多的敌人发起突击。

失魂落魄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等醒过寐来方知上当受骗，这时邓小平已率队伍冲上村南的山道。

调往村北路口的敌人听到村南山道上枪声激烈，又赶紧掉转头来支援，想重新对冲到村南山路上的红军实施包围。那些蜂拥而来的敌人刚刚掉转枪口，正要向红军发起猛攻，没料到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瞎了眼啦，都是自己人，打什么打！”民团头子火气特大，像一头发怒的狮子。

但枪声没有停止，火力越来越猛。敌人这才知道与其交火的不是自己人，于是乱了方寸。濒临绝境的邓小平对自天而降的“神兵天将”也弄不明白是咋回事，也许是遇到了救星？当年护送过邓小平的工农民主政府干部和赤卫队指战员们都有这样的说法：邓政委福星高照，总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原来，陈鼓涛在东吞村与邓小平分别后，得到情报说思林县城的保安团正在调集人马向东江村蠢蠢欲动，他估计邓小平的行动可能被敌人发觉了，于是当机立断，迅速集合周围几个村子的赤卫队员，悄悄跟在民团后面。

赤卫队赶到东江村，只见民团兵分两路拉开了包围圈。当敌人从村北向南调转尚未稳住阵脚时，赤卫队突然从敌人背后狠狠插上一刀。

夜色茫茫，枪声阵阵。民团搞不清到底有多少红军多少赤卫军，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好像漫山遍野都是“赤匪”。四处挨打的敌人个个心惊胆寒，无意恋战，赶紧夺路而逃。

战斗结束后，邓小平才知道是陈鼓涛带着赤卫队打退了民团，为他们解了围，救了驾。邓小平紧紧握住陈鼓涛的手，激动地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不然后果难测，谢谢你们啦！”

东方泛白，天已破晓，化险为夷的邓小平在赤卫队员和警卫人员的护卫下继续前进。陈鼓涛不放心，坚持再送邓小平一程。经过一天的紧张行军，他们来到那塘村。

“陈书记，你们回去吧！千里送行，终有一别。”邓小平拉着陈鼓涛的手说，“有黄大龙同志作向导，他心细有经验，我看你们尽可放心地回去。”

“我们现在还不能回去。”陈鼓涛坚持留下，“那伙敌人虽然被我们赶跑了，但他们不会甘心失败，还会追过来报复。为防万一，我们一定要把你送到七里区。”

果然不出陈鼓涛所料，思林县的保安团在东江吃了败仗之后，马上又向桂系的右江清剿大队长黄朝贵求援，黄朝贵听说那塘村住着“赤匪”，里面可能有中共的大头头，乐得满脸的麻子开了花，于是立即下令调集思林、恩隆、果德三个县城的民团向那塘村围剿。

面对强大的敌人，大家都为邓小平的安全担忧，但邓小平却处变不惊。他点起一支烟，抽了两口后问黄大龙：“老黄，请你讲一讲这一带的地形。”

“这一带两面是山，整个村子坐落在猪槽形的山沟里，地形对我不利。”黄大龙语气紧张。

“莫害怕，只要我们守住山两头的路口，并占领制高点，就可以顶住进攻之敌。”

“敌人太多了，我们寡不敌众。”陈鼓涛说。

“黄朝贵把三个县城民团都调过来围攻我们，他们的老巢肯定空虚。”邓小平分析道，“如果我们派赤卫队乘虚直捣民团老巢，必将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前来围攻那塘的民团就不得不回援，敌人一撤走，我们自然也就解围了。”

陈鼓涛听了邓小平的“围魏救赵”之策，一方面表示赞成，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邓小平身边只有百十来个警卫战士，要顶住一千多敌人的围攻，稍有不慎其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对红七军和右江人民太重要了，让他在这里玩“空城计”，万一有什么闪失，他这个县委书记是没法向党交待的。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陈鼓涛的顾虑，于是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老陈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这一百多号人都是铁打钢铸的汉子，又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比那些乌合之众的民团强得多，我看坚持一两天没啥子问题，只要你们能迅速捣毁敌人的老窝，两天后他们自然会夹着尾巴开溜的。”

陈鼓涛无话可说，只得依计而行。邓小平送走了陈鼓涛，马上在那塘村排兵布阵，他把队伍分成三路：一路迅速抢占村北的山头，守住路口；一路埋伏于村南山坡上，以堵住敌人从背后的反扑；一路留在村里作预备队。

邓小平把队伍刚刚部署好，黄大麻子就带着三个县城的民团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但敌人还没靠近村子，就遭到山头上红军战士当头一棒。红军居高临下，凭着有利地形对敌人进行有效地射击。黄大麻子像输红眼的赌徒，指手画脚地命令他的部下先集中力量拿下山头。

“快给我上，赤匪没有多少，只要攻下两边的山头，他们就跑不了!”黄大麻子声嘶力竭，“黄主席和白总司令说了，抓住一个赤匪赏大洋十块，抓住连以上匪首二十块，团以上三十块，要是能抓住邓斌，赏大洋一百块！弟兄们，那塘村里肯定有赤匪的大头头，你们发财的时候到啦!”

敌人对那塘村攻打了一整天，不仅没攻下一个山头，还伤亡一百多人。狡猾的黄大麻子看着太阳已经落山，便命令部下暂停攻击，抓紧休息，准备下半夜摸黑偷营，用奇袭的战术一举消灭村里的“赤匪”。

黄大麻子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然而整个战局并非完全由他一手操控，就在敌人向那塘村实施围攻的同时，思林、恩隆、果德三县的赤卫队接到了陈鼓涛发出的战斗命令，迅速包围了三个县城。城里的土豪劣绅和守城民团被激烈的枪声吓得魂不守舍，大骂黄大麻子调走守城保安团，弄得县城“重陷赤匪之手”。

围攻一个小山村丢掉三个大县城，黄大麻子当然不愿做“亏本生意”。接到后院起火的消息后，黄大麻子马上下令停止对那塘村的攻击，火速回援三个县城。就在敌人班师回城的路上，埋伏在南山坡上的赤卫队正张网以待……

据三县战报统计，赤卫队用各种土枪土炮土炸弹猛烈地伏击了民团，使敌人遭受近三分之一的伤亡。那塘村的红军警卫连在邓小平的指挥下，也对慌乱逃窜的敌人发动了侧击，重创走在后面的民团一部。通往东兰的道路终于打开了，邓小平和他的警卫连穿过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满怀喜悦地往武篆根据地大踏步前进。

躲避白匪追捕

龙王爷好像吃了兴奋剂，小雨不急不躁地下个没完。浑身水湿的邓小平一走进东兰县武篆区便看见高高耸立的魁星楼，于是知道旧州屯快要到了。他早就听说过，这座远近闻名的庞然大物是农民协会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办公大楼”，也是红七军三纵队的指挥机关。

魁星楼附近住有一个壮族黄姓革命家庭，儿子黄书祥是工农民主政府干部，女儿黄美伦是东兰县妇女干部。由于黄美伦刚与韦拔群的弟弟韦菁结为秦晋之好，因此在旧州屯便出现了一个由韦、黄两家组合而成的新的革命家庭。这一天，邓小平来到黄家门口，迎接他的就是这位年轻漂亮的韦家媳妇黄美伦。

这是黄美伦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邓小平，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因此印象极为深刻。解放后，黄美伦曾回忆了这段亲身经历：

一九三Ｏ年四月的一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候，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拄着拐棍儿，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后面跟着一位红军战士，神采奕奕地来到我娘家门口。

我娘家住在东兰县武篆区魁星楼旁边。当时，我虽然已跟拔哥的弟弟韦菁结了婚，又在县里搞妇女工作，可是见到这两个不认识的男同志，还是有点害羞，不敢抬头看哩!

“你们找什么人呀?”我低着脑袋，羞怯怯地问。

“找韦拔群同志。”红军战士抢先回答。

“你们贵姓?从哪个地方来?”我把眼皮稍微挑高一点，看见他们的草鞋、裤子和上衣都被泥水沾湿了，知道他们一定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我叫邓斌，从左江方面来。”精悍的年轻人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回答。他的声音亲切、和蔼，使我那忸怩的紧张心情，一下子缓和多了。

我真不敢相信，站在我家门口的竟是我们的邓小平政委!

我高兴地跑进屋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拔哥。

拔哥正在我哥哥黄书祥的小房子里看书。我哥哥到果德县（今平果县）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着的房子比较安静，拔哥经常在里面看书。他听说邓政委冒雨来了，喜出望外，立即放下书本出来迎接，亲切地说：“邓政委，你辛苦了!”

“拔群同志，你好!”

他们两人紧紧地握手，格外亲切。两对炯炯发亮的眼睛，互相在对方的身上端详了很久。

邓政委跟拔哥握过手后，又转过身来想跟我握手。

那时，我们壮族妇女还没有跟男同志握手的习惯，我不敢伸出手来，脸胀得绯红。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呀，慢慢地，我也感到不那么拘束了。

拔哥安排邓政委换下湿衣服，吃了晚饭，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个没完。他们谈的都是公事，我不好去打听。后来才知道邓政委刚从中央汇报工作回来。他趁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到贵州打军阀的机会，直接来到武篆找拔哥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第二天早晨，雨雾消退，艳阳初照。邓小平在闻名遐迩的农民领袖韦拔群带引下，踏着泥泞的道路径直向高大雄伟的魁星楼走去。

“邓政委，这就是魁星楼。”韦拔群驻足止步，用手指着前面形似宝塔的高楼说。

“设想到啊，在你的家乡还有这么一座精美的建筑。”见多识广的邓小平一边用竹笠帽不停地煽风纳凉，一边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座颇具民族风格的建筑。

“要是没有去年夏天在南宁领到的那批武器，我们还保不住这座塔楼呢！反动军阀曾叫嚷炸掉魁星楼就等于打掉了韦拔群的风水宝地，可他们几次进攻武篆都被我们农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后来我才晓得李明瑞和俞作柏发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还是你这个‘省府秘书’从中起的作用呢！”韦拔群直舒胸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不怕你介意，我早就把你给盯上了。到右江来开展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是我说服广东省委作出的决定，粤桂边军阀混战，我们只好借助你这个土地爷的这块风水宝地啰！”邓小平说到这里，手指魁星楼，“我去过法国和俄国的许多城市，在国内也到过上海、武汉、西安、香港等大地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塔式楼房呢！”

久经岁月濯洗的魁星楼跟其它地方的名胜古迹一样，也有着自己的来龙去脉。追根究源，故名思义，得知此楼乃清初科举盛行之时，人们为求乡试殿试皆能夺魁，故建此楼以祭祀文魁星。楼中原塑有文魁星神像，后来科举制度废除，自然退休的文魁星也就被人请出了他的“办公室”。

魁星楼的建筑结构的确不同凡响：它是一座六角圆柱形楼房，高达十四米，共四层。远看像一座墩实的宝塔，走近一瞧，六面棱形墙壁上雕龙画凤，层层飞檐勾勒有致。高大雄伟的塔影倒映在侧畔的水田之中，更有一番独特的诗情画意。

作为农民协会、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第三纵队的负责人，韦拔群住在魁星楼并在二楼办公。韦拔群边上楼边说：“政委，我让人搬竹床竹椅去了，再搬一张八仙桌，你跟我住在一起，这样便于向你汇报工作，请教问题。”

“莫客气，莫客气。说到请教，农运工作你有多年的经验，应该我向你学习才是啊！”

从这天起，魁星楼上的灯光如同启明星一样彻夜长明，住在魁星楼里的邓小平和韦拔群常常促膝交谈到深夜。他们还经常在魁星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还向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他在中央工作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来的土地革命做法，并展开热烈的讨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运动。邓小平作为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通过留法留苏学习和在中央工作的实际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要使革命信念深入人心，就必须用革命的理论去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为此他决定在武篆区开办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

旭日东升，朝霞满天，武篆区党员干部训练班开学了。一百多名男女学员集中在旧州屯，使这个平时比较冷清的镇子像过节似的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参加训练班的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主要负责人韦拔群、许卓、吴德林，有右江特委书记、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雷经天，特委委员陈洪涛，还有东兰县委负责人黄举平、韦菁、陆浩仁、黄明强及凤山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黄明春等人，东兰各乡的党员干部也有不少人参加，其中还有黄美伦等十几名妇女干部。

训练班的课程大部分由邓小平主讲，只有几节课是雷经天讲。邓小平的课总是紧密联系武篆的具体情况和韦拔群同志的革命实践，比喻生动，深入浅出，既讲出经验体会，又不忘总结教训，说来感人，听来动情，很受学员的欢迎。

由于参加训练班的党员干部多数出身贫寒，文化水平不高，有的根本就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所以记录比较困难。根据这一情况，邓小平在训练班快要结束时，特意把讲过的教材整理成文，让右江特委工作人员油印后订成小册子，分发给全体学员。

每次讲课，邓小平总是穿上壮族同胞常穿的“唐装衫”，也入乡随俗地像当地农民一样打着赤脚走进课堂。韦拔群知道邓小平是出过国留过洋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当初在南宁、平马、百色的几次会议上，见他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铮亮的皮鞋，如今看到他天天一双赤脚，心里很不落忍。于是向他打趣道：“政委，你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皮鞋要是不丢掉，穿着它上课该多好啊！”

邓小平闻听哈哈一笑，翘起光脚板说：“拔群同志，你看我这不也是一双皮鞋吗？娘给的皮鞋，一辈子都穿不破哟!”

邓小平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在场的干部学员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以后每次见到邓小平来上课，就有人悄悄地说：“看，我们的赤脚政委来啦！”

“赤脚政委”在武篆区或在其它地方，总是那样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这期干部训练班上，他还跟学员们一起下乡访贫问苦，一起吃粗茶淡饭，一起讨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各种问题。

训练班里有十来名女学员，邓小平还专门深入浅出地为她们讲了妇女解放问题，当年参加过训练班的黄美伦女士曾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回忆：

邓政委亲自给我们讲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问题。他一口四川话，遇到我们听不懂的地方，就请拔哥做翻译。记得有一次，邓政委在讲课时，采用启发式，向我们女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搞妇女工作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女伴们不是叹命苦、投错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参加革命工作后，才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我们妇女才有出头的日子。想到这里，我鼓足了勇气，大胆站起来发言，我把自己前后的思想认识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得对路，心里怦怦直跳。

邓政委听了我的回答，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问：“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我把过去在拔哥办的农讲所里学到的道理，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政委听了，高兴地笑了笑。这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男女学员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评论我的发言。最后，邓政委联系我们武篆地区妇女的实际情况，从过去妇女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说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还赞扬了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同时，还指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东兰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不仅亲手培训了一批党员骨干，而且还多次深入村寨进行土地革命调查，有针对性地帮助党员骨干做好群众工作。在右江两岸，在红水河畔，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这位“赤脚政委”，打着赤脚走村串户，深入普通农家找群众谈心，坐到土舍茅棚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跟乡亲们一同吃玉米糊、喝木薯粥，就像一家人坐在一起似的，总是吃得有滋有味，壮族同胞都亲切地说“邓政委成了我们壮家人” 。

邓小平不仅关心根据地的各族群众，而且也关心红七军的后方建设。当时，在武篆区的善学村设有红七军的一个野战医院，那里住着三四百名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邓小平曾几次前往那里看望伤病员，还一个个询问他们的伤势和康复情况。

武篆板勉村建有一个兵工厂，红七军的军火大部分出自那里。厂里的工人主要来自当地，但也招聘了一些外地技术工人。一天下午，邓小平说：“拔群同志，咱们去兵工厂一趟好吗？了解一下他们的生产情况。”

“好，去看看他们是怎样把武器生产出来的！”韦拔群高兴地说，“兵工厂对我们红军很重要，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主要标志。”

“是啊，干革命没有武器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邓小平和韦拔群骑上桂西矮马，兴致勃勃地来到兵工厂，视察了生产情况，召开了工人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勉励工人：“同志们，你们辛苦啦……外来工人与本地工人都是穷苦出身的革命同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大家一定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搞好团结协作，把红军的兵工生产搞好。前方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前方打了胜仗也有你们一半的功劳，他们不会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的。”

在武篆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这位“赤脚政委”和当地的壮族同胞一样用两只赤脚踏遍了东兰、凤山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传颂了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

这一天，邓小平翻山越岭又去一个村子访问，不巧一只脚被竹蔸刺中，顿时血流满地。同行的韦拔群赶紧找来一些草药帮他敷上，再用手巾包扎好。回来后，创伤处已经发炎，疼痛难忍的邓小平听母亲说过南瓜有消炎止痛的作用，随即抓来一把南瓜瓤敷在患处，没想到疼痛减轻了，血也止住了。从此以后，邓小平“南瓜瓤治伤出奇效”的故事，作为“口头文学”在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广为流传。

这是一个烈日当空的正午，邓小平带着赤卫队员去一个村子发动群众。当走进一个山谷时，突然听到前方有几声枪响，原来他们遭遇到一个连的白匪袭击。邓小平下令赶紧隐蔽，在紧张的转移中邓小平与护送他的赤卫队员走散了。在摆脱白匪的追赶时，邓小平又把腿给摔伤了，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关头，一个外号叫“金钢锥”的交通员正好路过这里。看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的邓小平，他二话没说背起来就跑。他们渡过布柳河，迅速钻进岸边一个旧瓦窑里躲藏。

瓦窑里阴暗潮湿，蚊虫很多，他们被叮得受不住。邓小平根据生活经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让交通员去捉花背蜘蛛放在门口结网，自己挥动衣服从窑里往外驱赶蚊子。不大一会儿，蜘蛛竟结起好几张网，上面还粘住了不少“飞来将”。

“他妈的，真是活见鬼，我清清楚楚看到两个人过了河，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追捕邓小平的白匪搜索到窑门口，看到窑里黑乎乎的，匪连长便命令一个排长进去搜查。可排长胆小害怕，又推让一个士兵进去。

士兵无奈，战战兢兢地走向窑门，伸头一看，发现门口布满了蜘蛛网，网上还粘着许多蚊虫，于是就跑回来报告：“蜘蛛网都没破，哪有什么人进去呀！”

“走，继续往前追，他们跑不掉！”白匪连长胳膊一甩，带着队伍到别处搜查去了。

邓小平发明的这一蛛网“蚊帐”，不仅挡住了蚊子，还迷惑了敌人，躲过了大难一场。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凝结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邓小平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广西的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展开后，根据地的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抵制“左”倾冒险主义

天高云淡，秋风送凉。在田东县平马镇的一间民房里，红七军正准备召开前委会议。显然，这次会议是为邓岗的到来而召开的。一年前中央派来的党代表邓小平领导发动了武装起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不知这位来自中共南方局的大员能给根据地带来什么福音，红七军的广大指战员均在拭目以待。

邓岗，又名邓拔奇，广西怀集（今属广东省）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东的工农运动，参与领导过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游击战争，曾任广西特委书记。

会场像灶屋一样烟雾腾腾，前委书记邓小平左右扫了一眼，看参加会议的人已到齐，便掐灭烟头开始主持会议。

“同志们，现在开会啦！首先我代表前委对邓岗同志来红七军指导工作表示欢迎。”

一阵掌声过后，邓小平接着说：“今年六月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全军的工作又有了新的部署，上级特派邓岗同志来广西传达会议的精神，下面请邓岗同志讲话。”

颇显几分知识分子风度的邓岗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清了一下嗓门，然后用他那带有广西乡音的国语兴奋地说：“同志们，反动派千方百计地想绞杀革命，但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而且越烧越旺。中央六月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了！”

说到这里，邓岗做了一个手势，以加重自己的语气，然后大大方方地坐在椅子上开始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按照预先准备的宣传提纲，邓岗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有板有眼地津津乐道：“从全国的形势看，包括桂系军阀参加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无疑是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到头来势必两败俱伤。中央正是看到这一有利时机，才在湘粤赣一带连打胜仗。六月十一日，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李立三同志提出，要集中力量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听到这里，邓小平、张云逸这些对全国形势有过充分估计的红七军领导感到有些震惊和茫然——中央怎么突然提出要向中心城市推进呢？就目前红军的这点力量，能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吗？

会场上沉寂一片，邓岗仍然热情不减地振振有词：“对于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红七军在广西已发展到八千人之多，拥有四个纵队和一批赤卫队等地方武装，为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们要在短期内打下柳州、桂林，然后在广东小北江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后拿下广州，占领整个广东，以实现会师汉口、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即达到以汉口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听完邓岗天方夜谭一般的讲话，邓小平如入云里雾中：从上海回来才半年时间，怎么中央把调门一下子提高了这么多？让红军去打重兵驻防的大城市，能行吗？李立三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个估计是否符合实际？按目前的革命力量，能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吗？难道中央领导同志忘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了，是不是李立三头脑发热突发奇想？他一时未能找到答案。

邓岗满腔热情的讲完以后，用眼睛扫视着与会的每一个人，期望得到热烈的响应。然而事与愿违，会场上静默无声，与会者就像没听到他的讲话一样。最后还是会议主持人邓小平一语打破了沉寂：“听了邓岗同志的传达，同志们对执行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可以谈一谈。”

“我先说。邓岗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我认为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惟上是从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站起来第一个表态，“中央交给七军的任务，是对我们的信任，打下柳州和桂林，再向广东推进，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又伟大的任务。”

陈豪人余音未消，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便不甘落后地跟上去：“我完全拥护中央的英名决策，红七军应该打下柳州、桂林，然后到小北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参谋长，两人先后都表态拥护，那气氛煞确实是有些热烈。对于陈豪人、龚鹤村一唱一和地盲目表态，邓小平自有他的考虑和对策。他磕磕烟灰，调整一下坐姿，目光从龚鹤村脸上转向张云逸。

张云逸会意地点点头，随之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陈主任和龚参谋长都讲过了。我认为，对于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必须有个实事求是的前提，那就是七军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现在七军虽说有七千多人，但能打的主力也不过三千来人，而守备柳州、桂林的桂系兵力至少在万人以上，冒险攻打桂柳必将导致红军力量的无谓消耗，到头来还不一定能打下一个城市，这种毫无把握的事情恐怕得三思而行。”

“我来说一说。”韦拔群疑云满面，“我们奋斗多年，直至去年发动左右江起义才建立起这支革命队伍，如果不小心拼掉了，既无法向我们的党中央交待，也无法向根据地人民交待。我们太需要队伍了，红八军失散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说实在的，我们红七军目前根本就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力量，如轻率行动，其后果很难设想的。”

听到这里，满脸不悦的邓岗喝了一口热茶，然后愤然将茶杯重重往桌子上一墩，敲惊堂木似的发出咚的一声震响，好像是热茶在与他的心火作对。

陈豪人听了张云逸、韦拔群与其意见相左的发言，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顿时火冒三丈。但他知道韦拔群在右江一带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所以强压怒火没敢释放。至于张云逸这位由中央军事部派来的北伐老将，他更是不敢轻易说三道四了。

会场上又是一阵沉默，除了满屋的烟雾在流淌外，一切都是静止的。人们把眼光瞄向两个姓邓的领导人——邓小平和邓岗。过了好大一会儿，大家才听到那口熟悉而又亲切的川音。

“我同意云逸和拔群两位同志的意见，红七军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至少在目前还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能力。”邓小平抽了一口烟，使屋里的烟雾更加浓重，“今年春天我在上海汇报工作时，中央曾对七、八两军攻打南宁的计划进行过阻止和批评，七军的战斗实践也已证明，与强敌正面对抗很难取胜。在目前根据地尚未巩固且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我不同意冒险攻打大城市，而应该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

邓岗、陈豪人听到邓小平讲的虽有道理，但总觉得是在强调困难而对执行中央决议打折扣。由于他们知道邓小平是实事求是地讲心里话，对这样一位在红七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未敢提出直接的批评，尽管心里不太舒服。

雷经天听到邓小平和张云逸都反对去攻打大城市，心里顿时有了一股勇气。他原本不准备发表意见，因为头天晚上邓岗曾对他进行过批评和警告，可是在这革命利益得失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怎能坐忍沉默呢？他必须为保住右江根据地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不是前委委员，只是列席会议，本来轮不到我发言，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说几句心里话。我们红七军好不容易才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在根据地两进两出，整个右江苏区目前尚未巩固，离开根据地冒险去打大城市，那简直是用鸡蛋往石头上碰，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当儿戏。所以我的意见是，红七军应当以巩固和发展现有根据地为主，可以在黔桂边打一打游击，切不可放弃根据地。”

“雷经天，你胆子不小，竟敢跟中央唱反调！”陈豪人终于憋不住了，他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不听招呼的右江特委书记，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抓住了雷经天的辫子，“你拒绝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你是要七军固守你的右江，这是一个原则性错误。谁不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谁就是反对中央！”

“我没有跟中央唱反调，我也没有违反党的原则，我是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雷经天声音高亢，那是一种沉闷的高亢，不平则鸣的高亢，被压抑出来的充满爆发力的高亢。

邓岗见雷经天还在“打雷”，也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昨晚刚找雷经天谈过话，而雷经天竟敢公开站出来和自己唱反调。他唾沫横飞地说：“中央的决议丝毫不可动摇，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应该像豪人同志那样不折不扣地拥护中央决议，坚决执行中央交给我们七军的光荣任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谁再与中央对抗，就撤销谁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会场的气氛骤然大变，这里不再有前委会应有的民主气氛，而是成了南方局代表发号施令的场地。前委成员的思想分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力量正在受到削弱。

情况复杂了，面对会议出现的僵局，作为会议主持人邓小平，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维护团结，为了使会议尽快作出决议，他还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妥协措施，决定暂时执行中央的六月会议决议。他认为，到时候实在走不通，他们这几位红七军老将一定能拿出一套挽救残局的办法来的。

“同志们，我看不要再争论了，红七军按中央的指示，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打大城市。”邓小平终于发话了，语言简捷明了。

这时，邓岗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而坐在一旁的雷经天则耷拉着脑袋，一腔愤恨。也许，雷经天并不完全理解邓小平的那份苦心。

在讨论中央决议的具体落实意见时，会议拒绝了雷经天提出的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区域的意见，认为这是保守思想在作怪，而且也违反中央的决议。决定撤销雷经天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陈洪涛接任。会议最后决定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舞士气，并召开红七军党代会。

在部队离开平马之前，邓小平考虑到女同志行军作战困难较多，遂指定军部经理处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籍人由当地党组织负责安置，外省人在当地安置有困难的，就设法介绍到香港或到上海去找党组织。

红七军要走了，右江人民依依不舍。他们只晓得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却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夹道送行的一双双眼睛，流露出右江各族人民的担忧。人民的军队走了，根据地失去了枪杆子的保护，反动派马上就会卷土重来，一年多来的土地革命成果，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他们将再次面临敌人的洗劫……

十月六日，邓小平和邓岗率军部教导队、军政治部、经理处、军医处部分干部及保卫人员由平马北上到达恩隆县燕峒，并在那里召开了红七军前委和中共右江特委联合扩大会议。果德、向都、思林、奉议等县的党政领导及凌云县的两位负责同志，共约八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作为会议主持人，邓小平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共南方局的代表邓岗。他说：我们这次前委和特委开会，主要是由南方局代表来传达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和中央调我军北上的重大意义，以及对我们今后行动的指示。

在邓岗传达完中央指示后，邓小平开始部署右江地区的善后工作。他说：红军北上后，右江将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形势，你们的斗争将更加困难。但不管怎样，你们都要坚持下去。右江的工作分为上游委员会和下游委员会，上游委员会的活动以向都为中心，下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东兰武篆为中心，要马上派得力的同志尽快把两地的交通线打通，以便互相联系，开展斗争，上游和下游的党、政、军总领导由韦拔群同志负责。

邓小平还在会上就红七军走后右江地区的工作做了四点指示，要求各县加强军事力量，发动群众，抢收并藏好粮食，整顿党的组织。会议开了整整三天，邓小平自始至终都出席参加。

燕峒会议后，邓小平和邓岗告别了留守干部，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北上，经赐福、介莫、弄槐、那论，来到红七军第三纵队所在的武篆。当天邓小平会晤了韦拔群。次日，他们一同去东兰县城。

十月九日，邓小平、邓岗、韦拔群等率领红七军政治部、经理处以及第三纵队向东转移，在安篓东渡红水河，过隘洞，于晚间到达香河。次日又从香河上侧山顶出东兰县界，进入河池县境，当晚宿于长老。他们在这里集中各路部队，然后取道金洞、大山塘向河池县城进发。

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这天上午，中共红七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凤仪小学的校园内开幕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再次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令；红七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选举了前委。经过一天的讨论，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桂林、广州。本来，邓小平对集中兵力攻打蒋桂驻有重兵的大城市思想不通，因为以红七军不足万人的兵力去攻打数倍于己的敌人，取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邓小平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减少部队损失，他在会上首先提出建议，希望不去打柳州，缓缓再看。李明瑞、张云逸等也同意邓小平的这一看法。但是，由于邓岗、陈豪人等表示不能改变打柳州的计划，所以，会议只得按照中央的命令作出决议，计划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

二、整编红七军，决定将原来的四个纵队整编为三个师。考虑到韦拔群、陈洪涛等是本地人，又是壮族，群众关系好，而且有长期的斗争经验，因此，将他们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只给他们第二十一师的番号，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由他们这些“空军司令”在右江地区组建第二十一师。

三、改选了前委，选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李朝纲、黄一平等九人为前委委员，邓小平继续担任书记。

四、由邓岗等主持对雷经天进行了批判，称雷经天“贯彻了富农路线”、“不同意将赤卫军集中编入红军”、“反对中央攻打柳州、桂林等地的决定”，对政权工作搞得也不深入，决定开除其党籍，而且不允许雷经天到会申诉。雷经天被开除党籍后，不再参加任何领导工作，以后随军政治部行动。

会议在邓岗等人的操纵下，还按照中共中央七月十八日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关于建立“党在非常时期的领导机构”的要求，专门成立一个执行这一冒险计划的兵委，由陈豪人任书记，邓岗、龚鹤村等为委员，并将兵委凌驾于前委之上。从此，邓小平失去了在红七军的军事决策权。

两天后，红七军开始进行整编。在整编大会结束的当天，韦拔群被迫将他第三纵队的精良武器和雄厚兵力拱手交了出去，而自己只带着二十一师的番号，率领一个由百十人组成的特务连返回东兰。

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片面强调攻打大城市，红七军在兵委的领导下，从此踏上了艰难而漫长的转战征程。

攻城必败无疑

茫茫暮色像一层薄纱笼罩着崇山峻岭，一颗颗两人合抱的古树在寒风中不屈不挠地摇晃着，显示出它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巨大生命力，莽莽林海孕育着四季长流的清泉和奔腾不息的浔江。在遮天蔽日的林间小道上，一支饥饿、寒冷、疲惫的队伍在举步艰难地向前移动着。

离开河池二十多天，红七军接连受挫：四把突围伤亡三百，长安攻坚伤亡五百……然而，刚刚上任的兵委书记陈豪人仍不接受血的教训，还一意孤行地要坚持进攻桂林。部队虽然摆脱了众敌的围剿和追击，但一支饥寒交迫的孤军，要翻山越岭去攻打戒备森严的城市，何能侥幸取胜？

“翻过这座山就到龙胜了！”李明瑞望着眼前如墙陡峭的一座高山气喘吁吁地说，“听说龙胜城四周修筑了不少工事，城里的守敌早有戒备，县城坐落于浔江河畔，背山面水，易守难攻啊！”

“对头！龙胜打不得，队伍应该沿着山路向北进入湖南，再向东南到小北江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或到江西苏区与朱、毛红军会师。”手无军权、随军行动的邓小平再次提出避敌锋芒奔向苏区的建议。

“桂林也不打了?”邓岗拧着脑袋反问道。

“白崇禧不是傻瓜，我军进攻龙胜，他肯定将主力北调桂林。桂林乃千年古城，六年前广西军阀勾心斗角，沈鸿英派了一个师将桂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陆荣廷凭借坚固的城垣和惟一的一门大炮竟坚守了七十九天。现在白祟禧的兵力和装备不知超过陆荣廷多少倍，我们这五千疲惫之师真能一举破城吗？”

“已经放弃了攻打柳州的计划，现在又想放弃攻打桂林，那中央的指示还要不要执行？”陈豪人找不出理由来反驳邓小平，只好搬出“中央指示”这一尚方宝剑来压人。

听到邓岗、陈豪人一唱一和地仍要坚持攻打桂林，张云逸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气乎乎地说：“通信联络已经中断了半年多，中央根本不知道我们广西红军的实际情况，半年前的决议还要一成不变地执行，现在我要问一声，红七军全军覆没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不要争吵了！”李明瑞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我们先绕过龙胜县城，向北沿梅溪河到湘桂边，同时派人与侦察员黄一平取得联系，见到他们后，能不能打桂林也就清楚了。”

“他们去了三四天，也该有消息了。”张云逸一脸茫然。

说曹操，曹操到。已成功潜入桂林的黄一平派回两名侦察员，给红七军领导带来桂林城内最新的敌情：我军从长安撤出后，李宗仁、白祟禧都赶到桂林布防，已把柳州的两个师调到桂林四围，还命覃连芳的教导师向龙胜扑来，企图在桂北一举歼灭红七军。

敌情的变化果不出邓小平所料，桂系主力已调到桂林，再冒险攻打桂林必败无疑。张云逸看了看邓岗和陈豪人：“下一步怎么走？请大家谈谈吧！”

“唉……”邓岗长叹一声，“敌情瞬息万变，这样一来，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都要泡汤了。”

“真是出师不利。”陈豪人垂头丧气地说。

“打不了柳州、桂林并不等于红七军的失败。”邓小平非常冷静地安慰他们，“只要我们有发展，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邓岗同志没到七军前，我们曾计划到湘粤边打游击，如在小北江站不住脚就北上江西与朱、毛会合。现在，红七军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冬衣和给养问题，而后寻找敌人薄弱处从湘桂边境向湘粤边进军。”

“看起来也只好如此了。”张云逸说。

“停止进军桂林，绕过龙胜县城，向北进至湘桂边敌之薄弱地区，而后转向湘粤边。”前委多数人赞成邓小平的这一意见。尽管邓岗仍念念不忘地重弹“合适时机要考虑攻打桂林”的老调，但部队已按邓小平指引的方向前进了。

这支六千多人的红军队伍，行进在漓江源头猫儿山之一侧。猫儿山海拔二千一百米，被称之为“华南第一峰”。山高林密的越城岭，伟岸高耸的猫儿山，以她那博大的胸怀和高深的内涵，孕育了一年四季清流潺潺的漓江主干流。而在这隆冬时节，山上已是冰封雪盖、银妆素裹了。

红七军翻山越岭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然后急行军七十余里，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绥宁县城。令人惊奇的是，县城空空如也，没有湘军，没有民团，也没有老乡。红七军的行动方向似乎早已为敌所知，他们事先作了反动宣传，老百姓听信谣言已全部逃走。红七军兵不血刃占领了一座空城，但却一无所获，只能权作休息避寒。

黑云压顶，冷雨朔风，饥寒交迫的六千人马不能坐以待毙，需要尽快解决冬衣和粮饷。队伍没吃没穿，不要说打不了胜仗，恐怕自身也难以生存。在绥宁仅休息一天，红七军便向东北行进，直逼武冈城。

史书上有“铁打武冈城”之说。这里城墙高达四五丈，而且十分坚固，城南的资水如同一条天然的护城河。当年曾国藩曾在这里训练湘军，现在城内驻扎着七百多个土湘军，这就是湖南军阀何键训练出来的精悍民团。

站在高地观察的李明瑞苦苦思索着武冈城到底打不打? 一直主张攻打城市的邓岗走过来严肃地说：“李总指挥，武冈城这一仗必须打，不能再犹豫了。”

“打吧！”张云逸建议道，“部队进入湖南，在绥宁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队伍被饥饿和寒冷拖垮，与其这样白白地被饿死冻死，还不如与敌人战死痛快。”

“我同意张军长的意见，攻打武冈城。”陈豪人吵架似的加高声调。

“好吧，准备攻打武冈城，为了六千人马的生存，为了提高红七军的士气，就是花点代价也要把它拿下来！” 李明瑞把牙巴骨咬得咯咯响。

然而，邓小平没有吱声，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其实，他何尝不想攻下一座城市解决部队的给养。但他同时也知道，部队的装备太差了，又连续疲惫行军，会不会又像攻打长安镇那样付出了代价而攻不下来呢！

夜幕降临了，月亮被裹尸布一般的乌云遮盖着，发出凄惨的寒光，大地像墓室一般黑暗、沉寂、恐怖。李明瑞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在城南资水上架设浮桥，同时准备攻城使用的云梯。

“何团长，你先带队伍冲过桥去，尽快找到最佳攻击点，其余三个团随后跟上。”李明瑞对五十五团团长何莽下达了命令。

五十五团的战士在夜幕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浮桥。当他们一口气冲到城墙下时，城墙上突然亮起了灯笼，守城的民团还点着很多浇了煤油的火把，把城墙下面照得一清二楚，攻城的红军战士全部暴露在明晃晃的灯火之下。

紧接着城墙暗堡里的机枪疯狂地鸣叫起来，密集的子弹像蝗虫一般往城下扑来，毫无遮拦的红军战士被一排排打倒在地。云梯还没有靠近城墙，而扛云梯的战士已倒在血泊中。攻城战士潮水般地退了回去，留下了数十个永远也爬不起来的英烈。

“特务连过来！”李明瑞命令特务连长李天佑，“把你们的好枪法都给我使出来，对准灯笼狠狠地打，一定要把它打灭打黑！”

李天佑带领几个神枪手一阵点射，灯笼被打灭了，城墙下面顿时暗了下来。紧接着，炮兵瞄准城墙咚咚咚连发三炮，结果那古老的城墙竟像铁打钢铸的一般丝毫无损。

“没办法了，只有从城墙上翻过去!”

李明瑞一声令下，何团长二话没说，便对战士们高喊一声：“快，翻墙过去！”

连长高源带着一队战士，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姿态接近了城墙根并迅速架好云梯，然后如猴子般的敏捷缘梯而上。他第一个登上城墙，奋不顾身地一边开枪一边高喊“快上啊”。城墙上的敌人被撂倒几个，其余的像兔子一样被吓得连滚带爬往城里逃遁。

正当登上城墙的战士奋力杀敌并接应后续部队时，城上暗堡突然吐出一条火蛇，紧接着是一阵机枪的呼啸。不幸中弹的高源扑通一声像大树似的从城墙上滚落下来，再也没有动弹过……

“为高连长报仇！”几位排长又带着战士奋不顾身地冲到城墙边，架起云梯，勇猛地往城墙上攀登。同样，他们被一批批地击倒在城墙下，或在即将登上城垛时被乱枪打了下来。

如此反复多次强打硬拼，一直没有打开一个口子。一座“铁打武冈城”，从黄昏打到拂晓，又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三天，始终未能攻进城去。

“看来，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张云逸望着尸横遍野的前沿阵地痛惜地说，“白天无法靠近，晚上连续抢攻均告失败，再这样打下去弹尽粮绝，损失更大，我看还是撤退吧！”

“血不能白流！”打得红了眼的李明瑞不服气地说，“再搞几十架长梯子，集中火力掩护，明天无论如何要打进城去。否则，我们六千将士会冻死饿死在武冈城下。”

敌人的机枪又叫了起来，一颗子弹打在指挥部旁边。邓小平没有理它，只是神情严肃地说：“我们的虎将还是有那股虎劲！你想过没有，再这样纠缠下去，何键看着武冈城被围能见死不救吗？我们现在情报闭塞，消息不灵，万一湘军的大批援兵赶到，那就很危险了。”

“不要紧，长沙、衡阳离这里远得很，敌援不会那么快赶过来。我们再鼓一把劲，争取在明天敌援到来之前拿下武冈城。”陈豪人不以为然地说。

天亮后，重整旗鼓的红军战士继续攻城，奇怪的是城墙上不再有以往密集的枪声，战士们一个个轻而易举地爬上了城墙。他们站在城墙上往城里一看，马上明白了，于是高声欢呼：“敌人没有子弹了，同志们快冲上来啊！”

眼看破城在即，红军战士争先恐后地攀墙而上，两眼射出奇特的、解恨的、兴奋的光芒。就在这胜利在望之时，队伍背后响起了莫名其妙的枪声，红七军顿时乱了方寸。

原来，宝庆警备司令章亮基接到何键紧急驰援的命令后，带领他的十六师一个团率先赶到，他的另一个团则由梅花坪向武冈开进，另有两个团从长沙乘汽车赶来。

很快，敌人的援兵增至五个团，从四面八方对武冈城外的红七军形成反包围之势。业已动摇的城内守敌见救兵赶到再度嚣张起来，他们集中了最后一批弹药进行猛烈反攻。红军战士遭到内外夹击，再次退回城墙外。

这时，阴冷的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几架湘军飞机飞临武冈城上空，先是低空盘旋侦察，接着便向攻城的红军俯冲扫射，投掷炸弹。

“快卧倒！”何莽对毫无防空经验的战士高声喊道。当他再次命令战士们卧倒隐蔽时，城墙上射来一排子弹，他的上衣顿时溢出一摊鲜红的血迹，像一枚军功章永远地挂在他的胸前。

武冈攻坚战就这样失败了，紧接着是红七军在四面援敌到来时陷入绝境。

“张军长，一切都来不及了，赶快指挥部队撤退。”李明瑞的语气含有一种壮志未酬的苍凉和无奈，“你赶快和邓政委先撤走，何团长牺牲了，我留下来指挥五十五团断后。”

“还是我留下来掩护，你和邓政委先撤。”张云逸说。

“不要再争了，我是总指挥，你就让我再负一次总责，邓政委他们的安全就全靠你了。”李明瑞说完快步跑向五十五团，指挥部队掩护撤退。

城墙上火光闪闪，弹飞如雨，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一部和军部特务连在后面边打边撤。敌人的增援部队已经逼近武冈城四围，十六岁的李天佑带着特务连在奋力抵挡咬上来的敌人。

湘军的炮弹飞过来了，飞机的炸弹砸下来了。爆炸声此起彼伏，浮桥在一声声爆响中摇晃。资水被掀起冲天的水柱，把一座浮桥连船带板全都掀得七零八落，然后又被接连砸下来的五六枚炸弹彻底炸断了……

黑夜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月亮和星星都躲进了云层。张云逸带领军直属队保护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军领导已经走远了，李明瑞仍在浮桥南端泰然自若地指挥后卫部队边打边撤。看着资水中时沉时浮的战士遗体，看着夜色中火光映照下的片片腥红，李明瑞的双眼在充血，在流泪，在喷火。

夜幕下，村头、田间、山沟，到处是火把，到处是灯笼。红七军在慌乱中往新宁方向撤退，湘军主力追过来了，地方民团追过来了，有亮光的地方就有敌人，红军只能摸黑往山上走。他们爬上一个荆棘密布、坎坷不平的小山坡，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地上好像伸出无数只手来，一不留神就被它拽倒在地。

“敌人的援兵已到，大家不要停下来，再坚持一下，往南走二三十里就是广西地界，到那里就安全了。”邓小平传下话来，本已疲劳的战士又抖擞起精神。他们头冒热气脚底生风地一气跑了二三十里，有的跑丢了鞋子，有的跑丢了帽子。

这是一支穿着五颜六色奇装异服的队伍，有的头戴瓜皮帽，脚穿绣花鞋；有的上身穿着小马褂，下身裹着一块布。部队翻过一座山，邓小平指着山脚下的一片树林对张云逸说：“张军长，战士们太累了，到林子里休息一会儿吧！”

“好，我们到林子里休息一下，等一等后面的同志。”

邓小平坐在一个土堆上，一边吸烟一边焦急地等待李明瑞及断后部队。忽然有人嚷道“李总指挥来了”，邓小平忙起身迎候，紧紧握住李明瑞的手说：“好，冲出来了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政委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李明瑞说。

“赶快清点一下人数，把队伍整理好，趁天黑我们再向南走一截。”

张云逸、李明瑞立即命令各团清点人数。经统计，武冈攻坚战折腾了五昼夜，红七军官兵共损失五百多人。全军从河池出发时七千多人，现尚余五千人，总共损失二千余人，除伤亡的一千多人外，其余一部分显然是中途掉队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怕苦怕死的逃亡者。

悲伤、悲壮、悲凉。邓小平面对武冈方向，摘下军帽默默地鞠了一躬，然后对李明瑞说：“这次教训比打长安更惨痛，好在我们的队伍还能经受住考验，还没有赌光，现在还有五千人马，算是不幸的万幸了。”

“政委，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我们再也不能跟敌人强打硬拼了。”李明瑞心情沉重地说。

“几位领导都在这儿，我向大家通报一下侦察员刚刚报告的情况。”张云逸说，“除了尾追我们的湘军在东北面停驻之外，还有黔军王家烈的几个团正从西北方向压过来，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设法避开他们。部队太疲劳了，得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两天才行。”

冷场一两分钟，没人表态。邓小平沉思片刻，说：“往南再走几十里就是广西最北边的全州地界，我看还是打回广西去，先避开湘贵的军阀再说。白崇禧原以为我们要去湖南，不一定那么快派部队北上全州。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先往全州去，视情休整几天再返回湘南转到小北江一带游击，你们看如何？”

邓岗和陈豪人都没有吭声。他们在连续几次血的惨重代价后已经清醒：中共中央六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进攻中心城市的搞法已经行不通，所谓“革命高潮”“会师汉口、饮马长江”都成为一句句无法兑现的空话。他俩的“坚决执行”已给红七军带来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现实，就是让红七军尽快走出困境。

要想让红七军走出困境，必须恢复邓小平在红七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权。只有深谋远虑稳重成熟的邓小平才有能力挽救这支屡遭挫折的队伍，邓岗、陈豪人萌生了让权的念头。

“我同意邓政委的意见，先折回广西去，让部队休息一下再说。”张云逸说。

“邓斌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我完全同意。”邓岗终于公开表态支持邓小平了，“部队经过几次大的损失，很需要休整。”

“我也同意邓斌同志的意见。这两个月来，我机械地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使红七军损失惨重，我应负主要责任。”陈豪人知错就改，也表示支持邓小平。

人孰能无过，但求能改。虽然邓岗、陈豪人在红七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革命的一生，有功于党的一生，而且最后都为革命英勇的献出了生命。

红七军的军事决策权，在这次非正式的会议上又不声不响地回到了邓小平手中。几天后在全州马王庙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上，陈豪人提出他不再担任兵委书记，要和邓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又重新出来指挥他亲自缔造的红七军了，红七军广大指战员在困境和迷途中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背水一战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阴云低沉，寒风呼号。多年萧瑟寥落的马王庙，突然变得有了人气，这里正在召开红七军前委会。火盆里红彤彤的木炭给寒冷的关岳圣殿带来阵阵暖意，正襟危坐于后墙边的关公、岳飞两尊塑像，仿佛也在列席这次重要会议。

邓小平在这个全州的“巴黎圣母院”里，总结了红七军从河池转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主张改变强打硬拼的军事策略，建议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后移师北上。

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得到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邓岗、陈豪人也不得不放弃攻打城市的冒险计划，同意挥师湘粤赣边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会后，邓岗、陈豪人借口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体面地离开了红七军。这样，全州会议就成为红七军避敌锋芒、转危为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此时，白祟禧率领一个师的兵力正由桂林向全州逼近。红七军闻讯后迅速撤离，经湖南的道县向江华进发。行军途中下起了大雪，北风凛冽，滴水成冰，战士们还是穿着破衣烂衫，赤身露体地在冰冷的雪地上行军。有的战士脚冻破了，血流不止，在洁白的雪地上画出一道长长的红印。由于战士冻伤严重，前委决定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进行休整。

贺县位于湘桂粤三省交界处，是一个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邓小平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研究部署宣传群众、整编部队、筹集粮饷、安置伤员、重建粤北湘南根据地等工作。鉴于红七军兵力不足四千人，部队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两个团，即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

二月二日，重整旗鼓的红七军离开了广西贺县，绕道广东连县向东北行进。在到达乳源县梅花村的第二天，侦察员飞马来报，说粤军邓辉的一个团正从星子方向追来。红七军前委认为，敌军只有一个团，正是我歼灭敌人、提高士气的大好时机，遂决定进行战斗的军事部署。

仗一打响，敌我双方一经接触，感到对方的火力甚为凶猛，这才发现敌人的兵力绝非一个团，而是四团之众。错误的情报导致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了惨重的失败。

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毫不犹豫地下令停止战斗，迅速突围。但为时已晚，敌我已正面接触，处于胶着状态，我军不得不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经过五个小时激烈、残酷的战斗，红七军歼敌一千多人，终于在黄昏时撤出阵地。

红七军在这场意想不到的恶战中损失惨重，李明瑞涕泪交加地说：“二十师师长李谦、五十五团团长章健都牺牲了，七军参谋长龚楚、五十八团营长李显身负重伤。部队干部损伤过半，全军只剩二千多人了。”

“原计划在粤北湘南建立根据地，现在看来无法实现了。”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要想彻底甩掉穷追不舍的粤敌，必须强度武水，然后北上江西与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

“梅花一战使七军兵力锐减，战士情绪低沉。我们要重整旗鼓，再振军威。我看当务之急，应把两个团的领导配齐。”

“那好吧，任命张翼为五十五团团长，冯达飞为五十八团团长。”

在安排好二百多名重伤员和掩埋好牺牲的战友后，红七军在邓小平的率领下，顶风冒雪，忍饥挨饿，日夜兼程地向北挺进，终于在一天早晨来到武水南岸。

晨雾笼罩着宽约一百多米的河面，对岸竹丛下白花花的雪迹依稀可见，激流滚滚的河水寒气逼人。渡口杨溪附近无桥可通，部队要想过河必须找到船只。战士们沿岸搜寻，只找到两只搁浅在沙滩上的破船。

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沉着冷静的邓小平向河面和河的对岸仔细观察，认为这是一个兵家忌讳的背水之地，部队在此不宜久留，必须尽快渡河摆脱险境，否则有被敌军前后夹攻围而歼之的可能。他迅速作出决定：“李军长，你跟我带领部队先行过河，抢占对岸的有利地形。”

“先把五十五团渡过去，再渡五十八团。”李明瑞安排好过河顺序，便对张翼说，“张团长，你带一个连先到对岸占领有利地形，我和邓政委随后就渡过去。”

两条木船像龙舟竞赛一样你追我赶地来回运送，每趟只能搭载二十多人。不大一会儿，张翼便率队到了北岸并占领了两个山头，警戒部队继续渡河。

正在岸边指挥部队候船的李明瑞，见张云逸带着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赶到了，忙说：“张军长，我和邓政委先过去，你们随后跟上，行动一定要快。”

“请你们赶快过河，这里由我来指挥。”说完就去扶邓小平上船。

十几位熟悉水性的战士轮流地来回划船，十多分钟一趟，很快，五十五团全部过了河。接着，五十八团在冯达飞的带领下开始渡河。

突然远方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接着枪声大作。原来是驻守韶关的郭润华团乘汽车赶到了武水北岸，我五十五团已与其展开激战。蜂拥而至的粤敌向立足未稳的红七军发起了猛攻，企图把红七军赶进河里，置其于死地。

“张团长，你要给我顶住！一定要掩护后续部队过河，张军长和军直属队还没过来呢！”邓小平站在北岸沉着应战，一面指挥红军抢占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一面嘱咐李明瑞掩护五十八团强行渡河。

在枪林弹雨中，来自南岸的两船战士又登岸了。李明瑞见形势严峻，当机把划船的战士叫到身边，大声说：“你们赶快回去通知张军长，从韶关来的敌人已到北岸，我们这边被堵住了，形势很严峻，告诉张军长不要再过河了，留在南岸相机行事。”

“相机行事！”张云逸心中有数，全军幸存的两千多人因渡河遇敌而兵分两股，到达武水北岸的大约一千三百人，而留在南岸的不足一千人。红七军从河池出征时七千之众，如今只剩下两千来人，在一夜之间又被分割成隔河相望的两部分，这样被分割的两股力量，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强敌包围而被各个击破！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随着地动山摇的响声，水面上不时升腾一个个水柱。一些红军战士惊慌失措地四散躲避，李明瑞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怕，这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只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就能很快到达中央苏区！”

听到总指挥镇定自若的声音，指战员心里踏实了许多，一个个开始归队听从统一指挥，重新对敌展开反击。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李明瑞高喊一声：“李连长，特务连，跟我上！”

没有人回应，只有枪炮的轰鸣。李明瑞这才醒悟过来——李天佑和他的特务连根本就没有渡过河来。

“冯团长，你带一个连跟我来！”冯达飞听到喊声跑步来到李明瑞身边。

与此同时，张翼也保护着邓小平跑过来了。李明瑞当即部署：“我与冯团长带一个连在前面开道，张团长带领后续部队掩护邓政委突围。”

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李明瑞、冯达飞带着突击连奋不顾身地向前猛打猛冲，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之际，红七军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

李明瑞冲出去了，突击连冲出去了，过河的大部分指战员都冲出去了，然而邓小平和张翼却落在后面。正当他们和后续部队一鼓作气正要往前冲锋时，敌人突然从四面围拢上来，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围墙把邓小平团团围住了，情况万分危急。

“跟我打回去，无论如何要把邓政委他们接出来！”李明瑞急红了眼，带着十名战士和几名机枪手重新杀了回来。他们集中火力硬把包围圈撕开一道口子，不顾一切地把邓小平和张翼接了出来。

红七军指战员裹着一身硝烟冲出了重围，情况不明的敌人没敢追击。尽管如此，红七军在武水北岸也牺牲了七八十人。

“还算幸运，我们总算冲出来了。”李明瑞松了一口气。脱离危险的部队一刻也不敢怠慢，一直马不停蹄地向东转移。他们开始急行军，穿过广东仁化，拼命地向江西的崇义行进，向有群众基础的比较安全的地区转移。

“往北走不远就是江西的苏区和游击区，我们孤军作战的险恶局面很快就会得到改善。”经常研究地图的邓小平对附近的地理烂熟于心，“我担心的是张军长他们能不能过得河来……”

显然，张云逸及其率领的五十八团一部和军直属队九百多人再也无法过河了，占领北岸的敌人已控制了武水河面并封锁了杨溪渡口。红七军的领导邓小平、李明瑞等都已过河，留在南岸的军级领导只有张云逸一个人。

张云逸的身影像铁柱一般直立在河堤上，两眼凝视着对岸。枪声稀了，远了，听不见了，他估计邓小平已脱离险境，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清点一下滞留南岸的人员，发现能战斗的只有四个连，其他均为军直属干部、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和一些没有枪高的“豆子兵”。

“集合队伍，跟我往后撤！”历经战阵的张云逸不愧为一员北伐老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军中有这样一员好将，千军万马的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张云逸果断地作出决定：避敌锋芒，迅速撤退，保存实力，奔向苏区。

张云逸率领部队又返回大坪坝村，但干部战士建制零乱，几乎没有战斗序列。他马上集合部队开会，亲自动员所有非战斗人员拿起烈士留下的武器，分到各个连队参加战斗。军直干部、文书、炊事员、饲养员也都扛起了枪，就连全军惟一的女卫生员韦荣也拿着一支小马枪。

在动员大会上，张云逸向全体指战员交了底：“同志们，现在就我们这九百来号人，生死存亡全在这一两天。但是，我们不能死，我们要勇敢地活着！我们要设法渡过武水，只要我们过了河，就能甩掉敌人。只要进了江西苏区，就能找到我们的大部队。”

会后，所有人员被编成六个战斗连队，番号仍称五十八团，任命王子荣为团长。李天佑率领的特务连，仍作为主力连队在张云逸左右随时候调。张云逸还果断下令把军部无法带走的辎重和部分武器交给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利轻装上阵。

在中共乐昌县委宣传部长谷子元的向导和当地游击队员的帮助下，张云逸率领部队夜行晓宿，在坪石附近悄悄渡过武水，然后穿过高山峻岭，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并于三月十四日在湖南酃县同王震率领的湘赣独立一师胜利会合。

此时，被粤敌截为两部的红七军仍互无联系，音信全无，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对方的安危。这两支队伍分别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率领下，历尽两个多月的千难万险，终于在江西永新胜利会师了。

红七军虽然几经挫折，几损兵员，但仍不失为威名远扬、英勇善战之师。因此，红七军一到江西，惊惶失措的敌人立即在报纸披露消息：

——李明瑞率红七军入湘赣边；

——李明瑞率红军由小道赴乐昌仁化；

——粤北民军散兵及当地农匪联合响应红军第七军，牵制我军攻击红军；

——红军第七军分两路入湘南攻赣。

由此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敌人仍然密切关注红七军，仍然不敢小瞧红七军！

邓小平、李明瑞率前委机关和五十五团且战且走，摆脱追击的敌兵，经广东北部的仁化向江西崇义县疾进。二月八日，他们在内良欣喜地遇到了中央湘赣边特委领导的祟南游击队。

二月十六日，正是旧历大年三十，崇义县城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当地传说除夕之夜众神下界，与人同欢，因此满城的男女老少都成了笑佛儿，那些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红军战士更是欣喜若狂，但惟独邓小平乐不起来。

一年前，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来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没想到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红八军三千多人全被打散，红七军七千多人转战千里后，身边只剩下一千多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教训啊！

邓小平从行委书记那里得知，中央已于一月七日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最新消息令邓小平忧心忡忡，因为他在苏联留学时就知道王明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王明掌握了中央最高领导权，必将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危害。他认为有必要回上海一趟，于是在前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前委委员们对邓小平此时离开部队有点依依不舍，同时也感到不太理解。李明瑞是了解邓小平的，尽管内心不情愿与邓小平分开，但他还是沉稳地表态：“邓政委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已有一年多没与中央联系了。立三路线垮了，中央又有新的领导同志主持，不知又有什么新的精神，邓政委此时去上海，实属必要。”

“到了上海，我会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同时我作为一名党员，要把我个人对王明的看法向中央如实报告。”邓小平说。

“是的，我们吃够了孤军流动作战的苦头，如果能结合到江西红军的集团力量中去就好了。”李明瑞若有所思的说。

“我走后暂由许卓同志代理前委书记，有事要多和李明瑞同志商量。红七军就剩下这么多人了，一定要打听五十八团的下落。部队不要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联合起来才能站稳脚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根据地靠拢，与朱、毛红军会师。”

“你放心的走吧，邓政委，希望你早日归来！”许卓说。

“我们会找到张军长他们的，我们要重振红七军的雄风！”李明瑞说。

交代完工作后，邓小平告别了李明瑞——与他共同创建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老战友，离开了崇义。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次分别竞成永诀：一九三一年十月，李明瑞这位屡建奇功的“虎将”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江西雩都，就义之前还无比悲壮地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著名绝句。

七月初，红七军在兴国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了。不久，毛泽东、朱德接见了红七军领导人李明瑞、张云逸。在十一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授给红七军。根据中央决定，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从而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和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