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难中的邓小平

第四章　蒙冤苏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邓小平乘坐的汽车驶入会昌城。会昌给邓小平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四十年前，他在这片红土地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挥洒过辛勤的汗水，留下了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才被人戴上一顶“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帽子离开了这里。

“罗明路线”的代表

正当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之时，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来到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他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轻骑简从，在瑞金、会昌、寻乌、安远这一片红色区域来去往返，积极开展着他并不陌生的根据地工作。

九月底的一个黄昏，晚霞映红了半个天际，夕阳的余热还在尽情地炙烤着大地。一队四蹄生风的快马由宁都朝瑞金疾驰而来，跑在最前面的骑兵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向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率红军总部机关即刻就到。

叶坪村外人欢马叫，像办喜事一样热闹欢腾。瑞金县的领导和部分群众夹道欢迎远道而来的毛泽东、朱德、项英、陈毅、王稼祥等红军领导同志，你拉着我的手，我拍着你的肩，久别重逢，分外亲切。邓小平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心里充满了崇高敬意。据考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祖籍都是江西，今天，这两位江西移民的后代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相会了。

霞光消退，暮色四合，大地像被涂上一层黑色的油墨。村东大樟树下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却灯火悠悠，这如豆的灯火，在一片漆黑的天地间显得尤为醒目。通过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手夹烟卷的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围坐一起，正在认真听取曾山、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汇报。

平生第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邓小平既兴奋又激动。他平定了一下情绪，用带有川音的国语不紧不慢地说：“我先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日趋稳定，经济建设基本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邓小平所在的瑞金县，是中央苏区的大后方。”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说，“但由于原县委书记李添富极力推行‘左’的肃反扩大化，杀了不少所谓‘隐藏在党内的敌人’的无辜者，弄得全县群众怨声载道，干部情绪低落，全县的政治面貌也死气沉沉。邓小平到任后，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迅速制止了乱整乱肃、滥杀无辜的做法，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昭了雪，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来，成绩卓著。”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的工作做得确实很好，很有成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和曾山简明扼要的汇报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此，善于观察和发现人才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逐渐产生了兴趣，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和邓小平正式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共事。

一九三二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天低云暗，西北风毫不留情地把树叶一扫而光。身着棉衣的邓小平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办公室，受到老领导、老同学的热情接待。

“小平同志，你干得不错，这一年来瑞金的变化可不小啊！”李富春递给邓小平一支烟，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有抽烟的嗜好，“在瑞金南边的会昌县是一个新区，力量比较薄弱，需要找一个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人担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委，组织上认为你比较合适。今天约你来，就是想通知你到那里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啥子意见，服从组织的安排，只是怕担子太重完不成任务。”

“我们认识快十年了吧？对你我还是了解的，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肯定能当好这个县委书记。”李富春语气恳切。

临行前，邓小平来到受“左”倾领导人排挤打击的毛泽东的住处，向他请示工作。毛泽东热情而关切地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个新开辟的穷困边远地区，可它又是中央苏区的南线要地。你到了那里，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群众发动起来，以图继续向南发展，巩固后方……”

一个月后，中共江西省委又决定成立会寻安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邓小平升任该中心县委书记后，立即将中心县委机关驻地选定在会昌县城以南五十六公里的筠门岭。因为这里是会、寻、安三县的交界处，也是会昌通往其它两县和闽、粤两省的交通要道。筠门岭亦称“军门岭”，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地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会、寻、安位于赣南南部，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带，赤白对立厉害，红军力量薄弱，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军的枪支也不多，再加上受“左”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相当困难。这些情况，对当时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是不相适应的。

邓小平上任不久就发生一件险情：盘踞在寻乌的反动军阀谢嘉犹带领一帮人马骚扰大墩乡，还经常向城里开枪示威。邓小平知道后就率领地方武装数百人进行平息。部队刚刚部署好，发现敌军人多势众，又是从侧面突袭而来，情况对他十分不利。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芙蓉镇的模范营赶到了，他们如同猛虎下山，用梭标、大刀与敌军展开了肉博。激战十多分钟，杀得敌人哭爹叫娘，狼狈而逃，邓小平这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邓小平从瑞金到会昌后，一切从零开始。他以小学生的态度，不耻下问，深入调查，彻底摸清了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邓小平认为，会寻安的工作之所以搞不上去，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正确对待实际存在的问题，才能明辨是非，才能把革命推向深入。在他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的政治学习蔚然成风。

邓小平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开办了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他不但指导教员讲课，还亲自去夜校讲课。他调到会昌半年多来，就办起了几十所夜校、上百个扫盲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分别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中共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策。各县又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要加强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以及各区、乡苏维埃对工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

根据邓小平的部署，一九三三年春，会、寻、安三县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这样，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春耕生产运动便开展起来了。邓小平还身体力行，经常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会寻安中心县的所有机关干部在邓小平的倡议下，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下乡参加义务劳动。县委机关除留下伙夫一人看家做饭外，不管刮风下雨，也不论酷暑严冬，一到周末大家都自觉地跟着邓小平下去劳动。他们的行动大大促进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连儿童团的孩子也跟着学习，主动到军烈属家帮助干活。为此，邓小平还专门写下一首儿歌，谱曲后在会、寻、安三县广为传唱：

共产儿童团，

实行礼拜六；

做好半天工，

帮助烈军属。

在邓小平和会寻安中心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广大群众的艰苦努力，三县的粮食产量均大幅度上升，仅会昌县的粮食总产量就比上一年增产二成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革命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同时，也因为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剿匪工作，消灭了残存在这个地区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也稳定下来了，从而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会、寻、安三县取得的优异成绩，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到会昌检查工作时邓小平已调离该地，看到这里形势一片大好，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

但是，正当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工作，并把三县的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打击执行这条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的干部。这些“洋房子先生”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妄加批评，对邓小平进行蛮横无理的指责。

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后受到错误路线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历史像循环往复的大自然一样，有时也能轮回重演，邓小平这一次受到的政治迫害同三十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统治时期的遭遇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这年，邓小平正好二十九岁，还不到而立之年。

自去年秋天起，临时中央为了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以“不尊重政治局的同志”为由，在十月的宁都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尽管如此，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时，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还是运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大兵团伏击”、“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带领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在反“围剿”当中，闽西局势较为严重，一是驻赣的主力红军撤到广昌、宁都一线待命，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调往江西反“围剿”前线，只留下刚成立不久的第八、九两师三千人左右。二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乘虚攻占了上杭县城，并向庐丰、茶地、白沙等闽西腹地进犯。

面对闽西的严重局势，正在汀州福音医院治病的毛泽东与罗明研究了形势并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认为，必须广泛发动群众，配合红军的运动战，逐个消灭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在上杭、永定、龙岩要加紧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动员，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来犯之敌，保卫革命根据地。

罗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来到杭、永、岩地区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打退进攻白沙和永定的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卫了闽西根据地。

但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此很有意见，说“省委书记不在汀州（省委所在地）跑到这里干啥？”罗明说他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配合主力红军已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央最高首长根本听不进去，竟中断谈话，拂袖而去。

博古为什么听不进下属的意见呢？原因就是罗明没有贯彻执行临时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战略方针。

当时，张闻天（洛甫）还指示江西、福建要扩大主力红军，把独立团、独立连的地方红军整个地抽走。当地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对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因为在敌人撤退时，赤卫队由于没有独立团、独立连的配合，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敌驻我扰”、“敌退我追”了，根据地群众受到了很大损失。

罗明作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对当时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是了如指掌的，他认真总结了两个月来游击战争的经验，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于年初在连城县新泉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由福建省委转给临时中央。

罗明还一再写信给省委并临时中央，反应实际情况，说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为保卫家乡愿意参加地方游击队进行战争，而在这些地方扩大主力红军是困难的，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地转变群众的情绪。

博古看了罗明的信，大为恼火，最使他刺眼的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词，于是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呢？”

此时，罗明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批。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

不言而喻，这“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显然是指毛泽东！

后来，博古对张闻天说：“我一到苏区，就看这个罗明不对头。他眼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毛泽东捧为领袖。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

“你打算怎么办？”张闻天严肃地问。

“扳倒他，肃清他的影响。”年少气盛的博古表示了他的决心。

“扳倒毛泽东可不容易。”张闻天若有所思地说，“你不要忘了王明同志发来的电报，他起草的那份《共同抗日的宣言》，就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毛泽东已成为国际人物，你扳倒他，国际能答应吗？”

“将来由你当中央政府主席。”博古搞起封官许愿来。

“那是将来的事情，目前只抓住罗明不放，不要直接涉及毛泽东。”

两人商量一阵子后，整治罗明同志的全套部署就形成了。二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出“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惊慌失措……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二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委根据临时中央决定的精神在长汀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首先，在省一级机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通过《临时省委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这样便从中央到省委及地方党组织、少共组织、红军部队都掀起了一个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浪潮。

这场斗争伤害了一大批红军干部和地方党政领导，邓小平亦是其中之一。邓小平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向“左”倾者屈服，而是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地履行一名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艰难的道路上奋进不息。

横遭批判

春节过后，依然冷雨飘零，寒气袭人。在长汀的一个院子里正在召开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张闻天参加了会议，并在寒风呼啸中作了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动员报告，会议决定对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罗明、张鼎丞、郭滴人、杨文仲、李贤贞、方方、刘晓等人给予行政处分。

在二月二十二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机关刊物第三期《斗争》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永吉泰和会寻安中心县委“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提出了“纯粹防御路线”的概念，并将其与“罗明路线”联在一起，作为“进攻路线”的对立面。文章还指责所谓“纯粹防御路线”导致了“永丰万太则不断发生团匪深入苏区内地的石马沙村事变。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左”倾领导者找到的所谓“罪证”了。文章不顾客观事实，大张旗鼓地号召“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的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从而揭开了“邓、毛、谢、古”事件的序幕。

所谓的“寻乌事件”，发生在去年下半年。当时“左”倾领导者片面地强调加强红军，把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独立三师开往北线。这样，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了力量极为薄弱的少数地方武装，装备也很差。

广东军阀陈济棠瞅准苏区南部兵力不足的空子，突然出动三路大军向会寻安地区大举进犯。以邓小平为首的会寻安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广大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来阻击敌人。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地处苏区最南端的寻乌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邓小平因此而受到不白之冤。

显然，“寻乌事件”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不利于苏区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要是客观情况造成的，在主观方面则是“左”倾领导者的决策不当，并非邓小平领导的中心县委之过错。寻乌失守后，邓小平在筠门岭主持召开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和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以积极的姿态来保卫苏区的安全。而“左”倾领导者不顾客观事实，反诬邓小平“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逃跑退却”，实行了“纯粹防御路线”。

三月下旬，邓小平被临时中央“请”到瑞金，名义上是要他向中央局全面汇报会寻安中心县的工作，实际上是“左”倾领导者对邓小平的一次“三堂会审”，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张闻天就是这次“审讯”的主审者。

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局写出了《会寻安工作的检查》。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只承认“对进攻路线了解得极不深刻”，拒不承认他在主持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期间针对敌人大举进攻所做的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是“机会主义”，是“罗明路线”。

“左”倾领导者见未能压服邓小平，随即以中央局名义在会寻安中心县委机关驻地筠门岭又召开三县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对邓小平进行公开批判。会议由临时中央代表张闻天主持，刚从苏联回来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的老熟人李维汉也以临时中央代表的名义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对邓小平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张闻天代表中央局在会上发了言。邓小平没让参加会议，就像缺席审判一样被剥夺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三月三十一日，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报告和结论，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

《决议》以“左”的腔调歪曲事实，竭力攻击以邓小平为首的会寻安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

《决议》完全认定所谓防御路线就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指责江西省委“把这一防御路线看作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的中间的东西，认为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会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

于是，临时中央代表就根据这个决议将他们强加给邓小平的“纯粹防御路线”进一步上纲定性。既然同样为“罗明路线”，会寻安中心县委也就遭到了与福建省委因“罗明路线”而遭到整肃的同样命运。会寻安中心县委被改组，撤销了邓小平的中心县委书记职务，改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临时中央代表整治邓小平的锣鼓敲得既响且快。继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邓小平之后，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八期《斗争》，不仅全文发表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而且还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和李维汉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等批判文章。张闻天的文章，重点不在于批判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而是用主要的篇幅大肆指责江西省委，称“关于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

文章最后号召：“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点破了临时中央代表批判所谓“罗明路线”、“纯粹防御路线”的真实目的，那就是要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其“左”倾路线。

李维汉的文章是为批判邓小平会寻安工作的检查而写的，在文章中他给邓小平强加了一顶“纯粹防御路线的创造者”的大帽子，还给邓小平算了历史旧账，引用王明中央的错误论调，诬陷邓小平“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通过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临时中央代表召开一次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还不够，还要接连不断地对邓小平及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展开残酷无情的斗争。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与布置，四月十六日，临时中央代表以江西省委的名义，在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七里村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临时中央代表的这一做法持抵制态度，他在主席台上宣布开会后，便拿着小凳子退坐到台下。李维汉是台上的主角，引导、控制着会议的方向。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是会议批判斗争的对象。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省直机关的负责人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共二百多人参加，会议声势很大。

会议一开始，临时中央代表就给被批判的对象扣上两大罪名：

其一，他们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临时中央代表还说：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的任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而邓、毛、谢、古则认为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不错，邓、毛、谢、古在这一点上同共产国际和王明中央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孰是孰非，早在一年前事实就已明确地作出了宣判。去年一月中旬，来到苏区的中央代表团认为：“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要求红军去进攻中心城市，指责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毛泽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他们把毛泽东从会议主持人的位置上赶下来，毛泽东只得告假养病。红军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集中力量去打赣州，结果反被援敌分割，红三军团陷入敌军重围。中央代表团束手无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把毛泽东请回来参与决策，这才使红三军团解围脱险。连赣州这样一个中小城市都不能攻克，遑论什么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邓、毛、谢、古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和王明中央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主观主义瞎指挥。现在，临时中央代表不顾历史事实，混淆是非曲直，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怎么能让他们服气呢？

其二，临时中央代表称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在“左”倾路线盛行的那个时期是非常可怕的。

临时中央代表还罗列了“事实”：邓小平在上海“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大会（即赣南会议）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这次战争的机会主义的口号”。

应该说，邓小平对王明向无好感，原因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已暴露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邓小平担心王明这样的人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会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邓小平从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了解到王明中央不仅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还要推行比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邓小平亲身体验了“左”倾冒险主义给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怎能对王明中央祸害中国革命的行为保持沉默呢？

当然，邓小平是严守纪律的，他只是在与党内的老同志交换看法时才表明自己的担忧，这是正常的。在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正是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白、对党认真负责的态度。至于邓小平的观点与毛、谢、古三人相同，那只是政治观点上的一致，何以能据此断言他们就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呢？

事实上，临时中央代表在连篇累牍地批判和训斥中，拿不出足以证明邓、毛、谢、古建立反党小组织的凭据，只是专横无理地不断重复那些陈词老调，强迫邓、毛、谢、古和与会人员接受这一罪名。这恰恰暴露了“左”倾领导者恶劣的宗派主义，即把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党员，以“反党派别”的罪名予以残酷无情地打击。

对临时中央代表毫无根据地罗织罪名，邓、毛、谢、古拒绝接受。毛泽覃在会上大声反驳：“说我们是反党的派别，有什么证据？这是乱扣帽子嘛！”

“我对你们的诬陷表示强烈的抗议。”谢唯俊愤怒地说。

会议主持者理屈词穷，便使出高压手段，拍桌子瞪眼命令省保卫局长：“把他们的枪下掉！”

此时，台下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打倒反党的小派别！”

与会人员中有的不明真相，跟着起哄；有的承受不了高压，违心地跟风附和；也有推波助澜的趋炎附势之徒，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江西省委妇女部的邓石香上台批评一通邓小平，然后匆匆忙忙地上厕所，妇女部干事危秀英旋风似的追过去骂道：“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的跟他们没有任何接触，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去摆什么威风，出什么风头！”

邓石香不服，一拳打了过来。两个女人就要面对面、头对头地撕扯起来，蔡畅听到后赶快跑过去，她把年轻气盛的危秀英拉到一边，低声说：“秀英，不能乱说，要杀头的。”

应该承认，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像危秀英那样对会议批判邓、毛、谢、古感到困惑不解，但迫于政治压力谁也不敢站出来提不同意见。因为路线斗争只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反党则是政治立场问题，谁沾了政治立场不坚定的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一旦戴上这顶重如泰山的政治帽子，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临时中央代表为了推卸因其强制推行“进攻路线”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故称“邓、毛、谢、古等在江西创造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路线。还说这条路线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政纲，策略方面、口号方面、组织形式上，全部与党的进攻路线对抗起来，已经使江西边区的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害”，所以一致要求给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以严厉的打击。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架势。邓、毛、谢、古在会上受到批判围攻，被迫作出检查。尽管在检查中为维护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统一不得不违心地使用会议强加给他们的一些字眼，但他们除了严于正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外，绝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绝不随便编造口供向谬误低头认罪。

邓小平在检查中说：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我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吵闹，回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贡献。

毛泽覃在检查中，只是客观地陈述自己同临时中央代表在土地分配和红军攻打大城市这两点上存在分歧，古柏、谢唯俊也都持这样的态度。但在那种不问事实不讲道理的狂热气氛下，与他们怎能辩出个是非曲直呢？邓、毛、谢、古的态度，当然也不可能被临时中央代表所接受。接下来，是一次次加码升级的批斗，一次次严词责令他们写出“像样”的检查。

会议期间，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样，各自写出了两次书面检查。而临时中央代表仍不放过，非逼着他们承认是“反党小派别”不可。

他们把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拳拍桌大吼大叫：

“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说罢，就气急败坏地甩过去几张纸。

邓小平铁青着脸，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

邓小平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再也不愿为此多费口舌了。

临时中央代表无计可施，只得借助于手中的权力，对邓、毛、谢、古做出组织处理。同时，责令江西省委将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

五月五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出了组织处理，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押解到瑞金一间阴暗潮湿的低矮房子里隔离审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写道：

在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二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左”倾领导者挑起的这场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陷害了邓、毛、谢、古四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地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都打成了“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内斗争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掀起了狂飙。

一次不幸的婚姻

在江西中央苏区，有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干部，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女县委书记之一，她就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邓小平与金维映相识于上海租界，相爱于江西苏区，由于邓小平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受到临时中央代表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迫于政治压力的金维映后来离开了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和金维映不足两年的夫妻缘分是断送于“左”倾领导者的棍棒。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叫金志成，浙江舟山群岛岱山高亭镇人，生于一九○四年，和邓小平同岁。父亲金荣贵粗识文墨，是一家客栈的小职员,全家四口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生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一九一二年，定海县成立了第一所女子小学，校长沈毅是致力于教育救国的进步人士，其时金荣贵也转到定海公民招待所当职员。定海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在舟山地区革命运动中是颇有影响的，金维映的革命生涯便由此开始。

金维映九岁时进定海女子小学读书，毕业后在宁波师范学习，三年后又回到定海女子小学，在幼稚班当一名教师。金家世世代代受苦受穷，很少有人念书，没想到在他这一代“金门出凤凰”，女儿成为一名教“秀才”的先生。看到女儿如此有出息，金荣贵心里乐滋滋的。

此时的金维映已出落成俊俏苗条的南国女子，脸蛋圆圆的，眉毛弯弯的，黑黑的眸子宛若舟山港湾里的一汪清波，举手投足没有娇羞，却在秀眉中透着爽人豪气。

金荣贵作为父亲并未真正认识自己的女儿，当他为女儿学成荣归高兴时，金维映正在由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悄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职业革命家。

国共两党合作以后，中华大地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潮。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上海大学，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期间金维映结识了瞿秋白、杨之华、郭沫若、项英等革命先驱，并为他们的革命行动所深深感染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从此便开始了其共产主义战士的壮丽人生。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南半个中国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定海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成为革命的据点。金荣贵同情共产党，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他利用工作之便，曾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在公民招待所开展活动。

金维映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走出校门开展革命活动。她发动工人成立定海县总工会，领导会员开展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舟山群岛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盐业，盐民是劳动者的主体，中共宁波地委指示定海独立支部，积极开展以盐民为重点的工人运动。在金维映的发动下，一贯逆来顺受的盐民如同醒来的雄狮怒吼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定海的盐民在岱山东狱宫召开了万人大会，庄严宣告岱山盐民协会成立了。各界代表激情满怀地纷纷发言，革命气氛十分高涨，会后举行游行活动，队伍浩浩荡荡长达十余里。金维映身背大刀，英姿飒爽，奔前忙后地指挥着游行队伍，不时振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威震海天。

在金维映的亲自领导下，革命的火炬很快照遍了舟山群岛。她把店员、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了，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人团体。她还把盐民协会和总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革命洪流。金维映也因此名声大振，被当地誉为“定海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舟山群岛如同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一样充满白色恐怖，国民党举起屠刀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党的工作被迫停止或转入地下。金维映被敌人关进了监狱，幸亏金荣贵在官方有一些关系，经多方努力才把她保释出来。

一天，金维映向父亲提出要去上海教书，金荣贵闻言心中一惊。他知道，女儿去上海教书是假，找革命是真。他也知道上海滩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红了眼，他更知道女儿行动决不是她个人安排的。面对满脸憔悴的女儿，金荣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默默地点头答应。金维映含泪离开父亲，踏上了北上的旅途。没想到她这一去竟走上了不归之路！

金维映在上海找到党的地下组织，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一九二九年，金维映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翌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二十六岁，已是经验丰富的女革命家了。就在此时，金维映有缘结识了从广西回上海的邓小平同志。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金维映被中央派往江西苏区工作。此时，邓小平也去苏区工作，二人正好搭伴而行。他们从上海乘船来到广东汕头，然后由交通员带路，在粤闽边界大埔避开国民党哨兵的盘查，秘密进入福建永定县，翻过闽赣边界的长岭寨，便到达瑞金的叶坪。两人长途跋涉，彼此相互了解，遂擦亮了爱情的火花。到苏区不久，这对大龄青年便闪电般地喜结良缘了。

婚后，严以律己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要求十分严格。有一天，身患重病的金维映不思茶饭，想吃当时比较紧俏的食品粉干，便悄悄托人到南门岗买了一点。邓小平知道后严肃批评了金维映：“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怎么去支援前方？你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就可以搞特殊。不行啊，同志！”

金维映对丈夫的工作非常支持，她协助邓小平处理完瑞金的“肃反”工作，便被调往雩都（今名于都）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她又被调到雩都北面的银坑镇担任新设立的胜利县委书记。胜利县与会昌县相隔仅五十多公里，骑马只需一天时间，所以他们尽管不在一起工作，要是想见面还是不算太难的。

邓小平和金维映婚后生活了近两年，感情尚可。但由于两人分别担任两个县的县委书记，各自独当一面，工作都很繁忙，例如扩大红军，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组织犁牛合作社帮助军烈属春种秋收，支援前线，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他们两个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又都是年轻好强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因此平时很少见面。

金维映作为一个女干部和女强人，工作起来很泼辣，也很能吃苦。她一到雩都，就在肖家祠召开了代表大会，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她讲得头头是道，生动明白，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政治意义和工作步骤，革命干劲空前高涨。

一天，有个农民向区委报告：领背庙里藏有带枪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区里人手不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有点紧张，金维映镇定自若地说：“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把他们抓起来就是了!”

第二天清晨，金维映带着十几个人悄悄包围了领背庙。看到金维映像军事指挥官那样把胳膊大幅度一甩，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冲进庙里，四个反革命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还缴获了四枝枪。

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由于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被临时中央领导者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打击，不仅缴了枪，撤了职，给了处分，还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临时中央代表的批判、打击乃至撤职、劳动，对邓小平来说并不可怕。从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那一天起，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当什么大官，想到的只是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至于劳动，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只有十六岁，就在一家轧钢厂当散工，每天累得腿疼腰酸，还吃不饱肚子，可他硬是挺过来了。现在年轻力壮，在农村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瑞金那间低矮潮湿的“拘留室”，失去人身自由的邓小平接到了金维映的离婚报告。“屋漏又逢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在受伤的心头再撒上一把盐。第一个妻子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第二个妻子眼看又因人祸离他而去。年仅二十九岁的邓小平，竟然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感情上的折磨。

邓小平望着窗外朦胧的夜空和冷清的弯月，不禁勾起了自己的孤独感。经过一阵痛苦的思索，他转念一想，既然两人的缘分已尽，那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伤心。既然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不再拥有，那就让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吧！邓小平咬紧牙关，毅然拿起笔在离婚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能全怪金维映吗？不能。一种带有胆汁苦味的同情，泛上邓小平的心头。设身处地想一想，金维映当时也确实左右为难。要怪，只能怪泛滥横行的“左”倾错误。棒打鸳鸯鸟，是“左”倾领导者拆散了这对革命夫妻。

其实，被“左”倾错误拆散的又岂止是邓小平与金维映这一对夫妻？在苏区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革命家庭遭遇着同样的不幸，甚至连整个中国革命，都被“左”倾错误弄到几乎丧失殆尽的境地！

在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中，毛泽覃和古柏的亲属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批判古柏时，点名要他的妻子曾碧漪去做记录。看着丈夫在台上被人肆无忌惮地批斗羞辱，做妻子的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作为“犯错误人的老婆”，被周围的人疏远了，曾碧漪忍受不了这些冷落、白眼，主动要求去赣南工作。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她拼命地工作，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就是这样，仍然听到有人在冷嘲热讽。

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的小姨子，仍然逃脱不了临时中央代表的陷害。毛泽覃被批判，贺怡则被一次又一次找去谈话，令其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同毛泽覃划清界限。贺怡斩钉截铁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毛泽覃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事业，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限可划清。”

临时中央代表见贺怡不听他们的“规劝”，便恼羞成怒地撤销了贺怡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送她到中央党校去“学习”。这时贺怡已身怀六甲，仍不得安宁，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好好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致使贺怡在月子里落下了病根。临时中央代表还要把贺怡开除出党，幸亏党校副校长董必武出面干预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下放到瑞金县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

邓小平不愧是一位伟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坚持真理，坚持革命，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中国革命一定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成功。只要真理胜利了，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生命献给真理，献给革命，献给组织，也在所不惜。感情上受点委屈，身体上受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自己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着呢！他相信，只要好自为之，失去了的东西，一定能补偿回来。

一九三三年五月，离婚后的金维映调回瑞金在中央组织部担任组织科长，第二年任中央军委动员部副部长，后又兼任中央瑞金扩红突击队队长。因扩红成绩突出，瑞金县被评为扩红模范县，她也因此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通报表扬，被提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的艰苦生活，紧张的战争环境，使金维映积劳成疾。一九三八年春，金维映被送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学习、治病。她从祖国来到远离祖国的地方，谁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金维映到苏联不久，因受刺激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往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在苏联医治臂伤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曾两次去看望金维映，第一次见到金维映时感到她身体很好，第二次去时没有见到人，只听说她病了，至于身患何病却不得而知。

金维映在苏联最后的日子是鲜为人知的，一种说法是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金维映在莫斯科郊区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七岁。金维映这样一个有能力、有作为而又经过长征的中共女干部不幸过早地牺牲，而且是客死异邦，确实令人痛惜。

邓小平是很重感情的，也许他更多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他能理解金维映的艰难处境。后来邓小平重游于都，多次与接待他的县委干部和有关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对，她叫阿金！”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生毕竟不像电影小说，在最圆满的时候结束。然而，胸襟开阔的邓小平很坦荡地处理了个人问题，金维映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阳关道，他也不觉得自己走的是独木桥，人各有志啊！

历史老人是最公正的，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毛泽东仍记着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这一壮举。毛泽东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要坚持真理、坚持正确路线，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老婆离婚。这里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了坚持正确路线要发扬“五不怕”精神，指的就是邓小平这个模范共产党员。

患难见真情

邓小平与金维映分手以后，他被下放到宁都县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接受临时中央代表新的打击和“考验”。性格倔强的邓小平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每天劳动时尽量躲开人们的目光，尽管那些目光饱含着同情、焦灼或疑虑。许多战友见他面色青灰，身体消瘦，都伤心难过的暗自落泪。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邓小平的悲惨境遇一直非常同情，他一方面私下里关照邓小平的生活，嘱咐省妇女干部危秀英为邓小平送吃的送喝的，一方面向中央军委王稼祥反映邓小平的情况，希望尽快把邓小平从困苦中解脱出来，为党为红军保护这个难得的人才。

蔡畅是个心地善良的优秀共产党员，她对邓小平的不幸也非常关心。当她听丈夫李富春说邓小平已回到宁都，并根据临时中央的安排在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开荒种地时，便想尽快与邓小平取得联系，想方设法帮助老同学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邓小平原来被“发配”到宁都以北与白区交界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后来中央局有人反应，说不应该把“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那样不是更容易跑到敌人那边去吗？于是一声令下，在南村呆了不到十天的邓小平，又被调回省委机关接受重新发配。

在邓小平离开南村时，乐安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由于亲自出面送行，竟然受到了牵连，被临时中央代表打成“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和“两面派的标本”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理。

蔡畅是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她和邓小平曾在巴黎一起勤工俭学并同时加入共青团，回国后又同在江西省委工作了一段时间，彼此非常熟悉。蔡畅和李富春以及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等都对邓小平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其讲过不少公道的话，但由于王明“左”倾领导者在中央直接点名批判邓小平，执意将其撤职下放劳动，所以一直未能把邓小平解救出来。

蔡畅对政治上受到迫害、婚姻上遭到不幸的邓小平非常同情，当她弄清了邓小平回宁都后的劳动地点时，便冒天下之大不韪，派自己最信任的女干部危秀英悄悄前去探望，看看邓小平的身体如何，生活上和劳动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不需要帮助解决。

危秀英是个精明强干的年轻姑娘，为人热情、诚恳、善良。这一天上午，她根据蔡畅的吩咐，以到农村检查妇女工作为名辗转来到邓小平劳动的地点，老远就看见邓小平在山坡上挥锄开荒。邓小平像赣南的普通农民一样，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颈上搭着一条白毛巾，脚上穿着一双旧草鞋，正在一下一下地锄地。

危秀英轻脚慢步地走到邓小平身边，看到当年威风凛凛的县委书记如今竟落到这般境地，不由得一阵心酸。她稍微平定一下情绪，然后小声喊道：“邓部长……”

邓小平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一看原来是危秀英，便扔掉手中的锄头，高兴地迎上去说：“秀英，你来这里有啥子事？”

“蔡部长派我到农村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见您啦！”危秀英问邓小平，“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

邓小平听了危秀英难圆其说的话语，马上就明白了此来有因，便笑着说：“你检查啥子工作哟？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

危秀英见邓小平点到正题上了，好像一眼看穿了她的秘密，只好连连点头实话实说：“蔡部长很惦记您，派我来问您有什么事要办吗？”

邓小平喜欢这个小妹妹一样的姑娘，知道她是个靠得住的人，嘴巴不会随便乱说的，于是一五一十地讲了他从乐安调回这里劳动的经过，最后叫危秀英转告蔡畅：“别的困难倒没有，就是这里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都要上山开荒，吃不饱饭，肚子饿……”

当蔡畅得知正当壮年的邓小平吃不饱、肚子饿时，心里难过极了。她马上打开自己的箱子，拿出她和李富春的月薪四分钱硬币，叫危秀英去宁都县城买两斤猪肉，再买两把大蒜和辣椒，打些水酒来。

危秀英走后，蔡畅亲自淘米煮了一沙锅干饭，炒了一碗辣椒鱼干，等危秀英从城里买回猪肉，又一边动手切菜，一边吩咐危秀英再辛苦一趟，去把邓小平请过来吃饭。

危秀英从七里村到邓小平劳动驻地来回将近两个小时，又从七里村到县城来回七公里，走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年轻姑娘一上午马不停蹄地走了三个多小时，真够辛苦的了。但危秀英完全理解蔡畅的苦心，也非常同情邓小平的处境，她不顾身体疲劳，二话没说又以轻快的步伐跨出江西省委机关大门，朝邓小平劳动的方向大步走去。

“秀英，秀英你等一下！”危秀英刚出大门，后面传来一声呼唤。

危秀英转过头，见是蔡畅飞奔前来，心想必有要紧事，便止住脚步：“蔡部长，叫我有什么事？”

蔡畅小跑上来，咬着危秀英的耳根细声说道：“刚才我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请转告他今天中午十二点半来我家吃饭。十二点半，记住了吧，一定要准时。为什么要十二点半呢？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空挡来我家，吃完饭两点钟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懂吗？”

“我懂。”危秀英点点头。

蔡畅是个细心周到的人，见危秀英听懂了，就讲第二件事：“秀英，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块走，最好保持一段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我叫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线，懂吗？”

“懂，懂，我懂得，请大姐放心。”

“第三件事——”蔡畅又补充一条，“秀英，要告诉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来家，千万不要从前门进来，免得人多眼杂，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到时反映上去又说不清楚，懂吗？”

蔡畅见危秀英连连点头，这才放心地嘱咐她一路小心，快去快回。

危秀英的确是一个优秀的苏维埃妇女干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她本来就同情和尊敬邓小平，为邓小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愤愤不平。这次见蔡畅又这样体贴入微地关心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左交待右叮咛，足见蔡畅和邓小平的情谊非同一般。她表示一定要平平安安地把邓小平请来吃好这顿饭，不辜负蔡大姐的一番苦心。

危秀英跨着男子汉般有力的步伐，朝邓小平劳动的地点跑去。她把蔡畅的精心安排向邓小平一一作了转达，邓小平感动得连连点头说：“谢谢你们，太麻烦蔡大姐了。秀英，你先走一步，我回去抽支烟再走。”

中午时分，邓小平提前收拾了劳动工具，洗了把脸，擦去了身上的汗水，点上一支烟便沿着山间小道朝七里村走来。为了不被别人发现，邓小平把头上的草帽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他和危秀英一前一后相隔几百米，约莫走了近一个小时便到了他熟悉的七里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了蔡畅的宿舍。

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太阳把人们晒的懒洋洋的。省委、省苏维埃的干部吃罢午饭都抓紧时间休息去了，邓小平走进省委后门时，谁也没有发现。蔡畅见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走进家门，两位老同学久久握手不放。

“蔡大姐，你好啊，非常想念你们呀！李书记的身体怎样？”邓小平像久违的亲人摇动着蔡畅的手激动不已。

“我们都好，都好！你被晒黑了，也瘦多了，可身子骨还算结实。”蔡畅看到邓小平比过去更加成熟了，而且乐观大度，心里十分高兴，“富春前两天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说要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你的情况，并重申江西省委对你的正确评价，请你保重身体，再坚持一段时间。”

“谢谢蔡大姐，谢谢蔡大姐！”邓小平连声说，“还是老同学了解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想方设法帮助我，谢谢你们了！”

稍事休息后，蔡畅从厨房端来香气扑鼻的红烧肉、猪肉炒大蒜、鱼干炒辣椒，一共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她斟满一杯酒，热情地招呼邓小平用餐。

几个月没闻到腥味了，没尝到酒香了，邓小平的胃口极好。他一边自斟自饮地喝酒，一边大口大口地吃菜，毫不客气地美美饱餐一顿。他放下碗筷意味深长地说：“很长时间没吃到这样有滋有味的饭菜了。”

“好吃就多吃一些，菜还多着呢！”蔡畅把剩下的菜用两个罐子装起来，让邓小平带回去补充营养。患难见真情，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得到蔡畅的帮助，邓小平带回去的不仅仅是填饱肚皮的食物，而是以金钱无法衡量的极为宝贵的同志情、战友爱。

在与蔡大姐握手告别时，邓小平想起了另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革命女性，那就是少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在邓小平被关押期间，古道热肠的唐大姐也像蔡畅一样关心过自己。当唐义贞看到被看守人员从“审讯室”押回小矮屋的邓小平面黄肌瘦，步履沉重，就知道邓小平吃不饱饭。于是也像蔡大姐一样用自己的积蓄从老乡家买来两只鸡，炖熟后悄悄送给邓小平补养身子。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贺昌和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了邓小平被发配到农村劳动的情况。王稼祥是一个公道正派的中央领导干部，他对邓小平的个人品行和工作能力是非常了解的，早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回国后领导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

王稼祥自上海来到苏区后，开始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年轻有为，善做政治工作，被誉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他才华横溢，重视人才，关心干部，为红军广大指战员所称颂。第四次反“围剿”后，他和周恩来在乐安县谷岗村一座大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被敌机炸伤，现正卧床养伤，总政工作由贺昌一人承担。

这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和组织部长罗荣桓来看望正在养伤的王稼祥，当贺昌汇报邓小平在农村劳动的情况时，王稼祥气愤地说：“临时中央代表怎么能意气用事，把这么一个重要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呢？中央苏区战斗如此紧张，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

贺昌接着王稼祥的话头说：“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去兼任政委，现在总政秘书长的职位还空着，我看不如把小平调过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看怎么样？”

“总政秘书长的位子不能长期空着，小平同志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赞同你们的意见。” 罗荣桓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贺昌与邓小平认识较早，关系也很好。贺昌在中共中央南方分局工作时，曾和邓小平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到上海他们又经常在一起，邓小平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贺昌非常同情邓小平的不幸遭遇，向王稼祥提议调邓小平任总政代理秘书长，想把邓小平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王稼祥见大家一致同意让邓小平代理总政秘书长，便拿起电话与临时中央通话：“喂，我是王稼祥，我要请示一个问题。当前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来势凶猛，步步进逼苏区，战斗十分激烈，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总政秘书长杨尚昆亲临三军团指挥作战去了，后方机关几乎空了。根据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的推荐，我们提议邓小平同志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听到王稼祥提议让邓小平担任总政秘书长，马上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既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吧！”

“我们不能称小平同志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王稼祥毫不含糊地反驳道，“我看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部，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都应用成功了，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共产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重新考虑对小平同志的评语是否合乎真理、合乎实际的时候了！”

“稼祥同志，不要激动……”

“你们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王家祥气乎乎地把电话机一摔，用手捂着伤口，来回度步，连声说，“埋没人才，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对邓小平的问题仍没有任何反应，眼看前线战事吃紧，总政工作人手不够，他十分着急。于是从床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唐继章：“小唐，帮我要通博古的电话，我要直接与他通话。”

当时博古住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电话很快接通了，王稼祥从床上下来拿起电话：“喂，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让邓小平到总政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了没有？我在等着他工作呢！你看我负伤在床，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唱空城记了，如你不同意小平来，那就请你来兼任这个总政主任吧，我是干不了啦！”

“老同学，有话慢慢说，不要着急嘛！我再催一催中央组织部，让维汉他们抓紧研究，尽快把小平交到你手里就是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是同窗好友，博古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一口答应和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驻地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王稼祥这才会心地笑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在王稼祥的不懈努力和博古的直接干预下，邓小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一天下午，邓小平迎着漫天的霞光来到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到。

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秘书长后，由于手头工作不多，又主动要求去宣传部当干事，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这个曾被法国勤工俭学生誉为“油印博士”的办报专家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从采编、选稿，到校对、刻印，大都是他一人承担，费尽了心血。《红星》报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发行量达一万七千余份，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称之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战国时著名思想家孟子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当年十月，经过苦、劳、饿、乱“炼狱”般考验的邓小平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支持下，邓小平才真正走出第一次政治磨难的阴影，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此，邓小平成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得力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