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之妇

第八章　进军西南

作为四川人，邓小平很熟悉川黔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秦岭、大巴山、武陵山脉，像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西南地区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军阀土匪遍地林立；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直接援助。正以为如此，蒋介石才妄图重温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一隅的迷梦。

封山遇匪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车辚辚，马萧萧，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从南京浩浩荡荡一路北上，经徐州往西，二十四日在郑州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大会，然后偃旗息鼓折转南下，向蒋介石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大西南挺进。

此时，国民党中央电台播出了“共军刘伯承部大举西进，拟走魏国大将邓艾的老路自陕南入川”的消息。邓小平和刘伯承见敌人已误入我军的“迷惑阵”，不禁相视一笑：很好，毛主席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崩溃后，蒋介石再也无力维系其以军事实力支撑的封建统治了，不得不在四面楚歌声中“仓惶辞庙”，沿华东、中南逐次顽抗，最后固守西南，以期凭借西南的军事、经济、地理的优势实现卷土重来的梦想。在广州即将被我军攻克之前，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府被迫搬到了重庆。

野鹤闲云几个月的蒋介石，好像释压的弹簧一下子跳了出来，从李宗仁手里要回他原来的“鞭子”，准备重新驾驭国民党这架摇摇欲倒的“破车”。蒋介石在林园别墅接见了时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的胡宗南，再一次使用了他从程咬金那里学来的三板斧：以虚言假意惑于人，以小恩小惠示于人，以钱权利益驱动人。

“寿山，固守四川的责任重大啊！”坐在沙发上的蒋介石一改往常全身戎装的打扮，穿了一身长袍马褂，像一个刚从线装书里跳出来的充满儒雅之气的老学究。

“是的，卑职明白。”胡宗南还保持着在黄埔军校时养成的学生作风，笔直地站起来，挺拔得像一棵少枝无叶的枯树。

“你坐下！”蒋介石挥了挥手，“展望未来，两广其势难守，华南丢掉之后，我们只好死守西南了，只有如此才能与台湾相配合进行反攻。”

“是的，请校长放心，卑职将竭尽全力守住西南。”

“说好守，也不好守；说不好守，其实也好守，就看你怎么个守法了。抗战的时候不就守住了，日本人最终也没有入川。他共产党也没长三头六臂，想进川入蜀就那么容易？”

“校长说得对，西南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加上地方民团勇猛强悍，我们一定守得住。”

也许此话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了。“胜在川，败在湾”，满脑子迷信思想的蒋介石认定四川是他的福地，只见他的脸上多云转晴地露出一丝笑纹，嘿嘿干咳两声：“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都很充足，是一个巨大的兵库、粮库，一定不能丢，务必守住。”

“是的，一定按您的指令办。”胡宗南接着说，“校长，二十兵团的陈克非到重庆来了。”

“娘希匹，在这危机关头，他来做什么?”蒋介石一脸诧异。

“冬天快到了，要一万套棉衣。”

“哦！”蒋介石转怒为喜，这太好了，说明陈克非想长期守下去，于是风和雨润地问，“给他了没有？”

“我叫人给了他一万二千套。”

“你做得对！这个时候不要吝啬，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守住了西南，钱物又算得了什么！”

蒋介石对共产党有三怕：一怕共军入关，二怕共军过江，三怕共军进川。如今解放军不但入了关、过了江，而且马上就要进川了，这不能不使蒋介石着急上火。在胡宗南起身要走的时候，蒋介石像拉着一根稻草似的紧紧握住他的手，再一次警告：“寿山，如果重庆吃紧，你可一定要派兵相救啊！”

“一定，一定，请校长放心！”胡宗南连声说道。

十一月一日，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刘邓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第二野战军发出了进攻川黔的命令，他的指挥部也紧随陈锡联的三兵团之后出湘西、走秀山、入贵州，沿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一刀子插进四川腹地。

云贵川一带山连山，山套山，山外有山。这里历年战乱不断，兵匪多如牛毛，既有游动的蒋军正规部队，又有国民党特务勾结的土豪会匪，还有亦官亦匪的杂牌武装。为加强首长的安全保卫，司令部专门组建了一个内卫班，内卫战士都是从各纵队抽调上来的战斗骨干，班长许铁全原在六纵十八旅，是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

二野指挥部一早就要出发，行进的顺序是：第一辆是内卫车，第二辆是李达参谋长的指挥车，然后是刘邓首长的车，再后面是警卫车，随后跟着的才是司政后机关。五辆车都是“维利斯”美式中吉普，这些车原来是美国救济中署送给蒋介石的，后来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李达通知几个司机：“你们一定要搞好车辆检查，确保行车安全，今天要过封山十八盘，山高路险不能出任何问题。”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家属也要随军行动，刘伯承全家六口人坐一辆车，邓小平全家五口人坐一辆车。姜殿宝开邓小平的车，崔来儒开内卫车，因是警卫兼司机，自感责任重大。

俗话说“忙中出错”，不知怎么搞的，忙活了一早晨内卫车就是发动不着，弄得崔来儒满头大汗，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内卫车是在前面开道的，意义非同一般。姜殿宝见内卫车一时修不好，就赶紧跑过来帮忙。经过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检查，毛病总算找出来了，但出发的时间也到了。

“政委，内卫车出了点毛病，还在修理，是不是等一会儿再出发。”李达向邓小平报告。

“我看就不等了。”邓小平看了看手表，对刘伯承说，“咱们先走，叫他们修好后赶快追我们。”

崔来儒一听急了，没有内卫车开道，首长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他噌的一声从车底下钻出来，用两只油乎乎的手拦住邓小平说：“政委，能不能再等一等，万一……”

“万一个啥子？”邓小平不解地问。

崔来儒不敢说万一出事，只是担心，于是改口说：“万一走错了路……”

“啷个会走错路，笑话嘛！”刘伯承大手一挥，“出发！”

崔来儒见车队就要走了，便对两手抱着方向盘的姜殿宝央求道：“小姜，你在前边开慢点，千万不要开得太快，等着我们追上去。”

“知道了，你们可得快点。”说完一踩油门，车开跑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内卫车终于修好了。没等汽车发动着，内卫战士都上了车。内卫班加上崔来儒共十几个小伙子，每人配备长短两支枪，车上外加一挺机关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短短的二十分钟好像比几个小时还要长，内卫班的小伙子全等急了，七嘴八舌地催着崔来儒快开车。崔来儒一边踩油门一边嘟囔道：“你们急，我比你们还急，要是出了事，第一个吃枪子的还不是我!”

“那也不一定，枪子不长眼啊！”

“不管怎么说，你们毕竟在我的身后。坐好啦……”

内卫车像一匹脱缰之马，顺着高低不平的山路蹦蹦跳跳地直往前冲，路边的房屋、树木被毫不客气地甩在车后，淹没在飞飞扬扬的沙尘中。坐在车里的战士们一个个像喝多了酒的醉八仙，怀里抱着枪在东倒西歪的来回摇晃。

车到十八盘，一路大坡开不动，发动机发出震耳的轰鸣声，车上的内卫战士着急得恨不能下去帮着推车。公路一侧是刀劈斧剁般的峭壁，陡岩突立；另一侧是密不透风的树林，里面隐藏几十人，在路上根本看不到。

许铁全看着窗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妈的，这可是个闹土匪的地方，搞不好真要出事。小崔，再开快点，追上去。”

“现在是上坡，开不动呀！”

“尽量开快些，这里不太安全。”许铁全转身对车上的战士说，“咱们坐在车上可得长个眼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拐过一道急弯，这才看到前面正在慢悠悠爬坡的警卫车，但没有发现首长的车，崔来儒心里咯噔一跳。超车的时候，崔来儒问警卫车司机：“喂，怎么搞的嘛，把首长都给丢了？”

“莫得法子，首长的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追不上。”警卫车司机哭丧着脸说。

今天不知怎么搞的，先是内卫车出了毛病，接着是警卫车跟丢了首长，崔来儒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紧张得浑身血管都要爆裂似的。前面只有三个首长的吉普车在跑，车里除了首长就是家属孩子，一旦遭到敌人伏击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

翻过一道山梁，终于看到了刘邓首长的车像箭一样在前面飞驰，崔来儒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再想超过他们的车就不容易了，一是山路狭窄不便超车，再是刘邓的车子跑得实在太快，崔来儒只好保持高速，紧随其后。

几辆中吉普像赛车一般互不相让地在盘山道上飞驰，惟恐落在后面。走了一程又是一个上坡，车速慢了下来，汽车加油的轰鸣声惊飞了一群山鸡。

砰砰砰……枪声带着尖利的哨音，绕着险峰峭崖回响不绝，显得格外刺耳。

“有情况……赶快停车！”许铁全大吼一声。与此同时，山坡上霹雳叭啦的枪声响成一片，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噗噗噗打在车篷上。

想到刘邓首长的车还在前面，又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崔来儒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喉咙口，顿时一身冷汗。他赶紧把车停下，打开车门抱着枪滚到路边一看，山坡上有几个移动的黑点，十几支枪正朝这边瞄准……再一细看这些人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便知道是和土匪遭遇了。

内卫战士动作麻利地全部下了车，他们原本都是极有战斗经验的骨干分子，一看眼前这阵势便知道是碰上土匪了，不等命令马上各自散开，占领了有利地形。怒火中烧地许班长大吼一声：“机枪，开火!”

内卫班的机枪哒哒哒一响，山上的土匪顿时乱了套，只听一个土匪大声喊道：“打错了，打错了，这是当兵的，当官的在前面跑了……”

“弟兄们，打前面两辆车！”一个土匪小头目狂吼乱叫。

崔来儒抬头一看，见刘邓首长的车到了山顶，正好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于是大声喊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端起冲锋枪就朝土匪一个劲的狂扫猛射，只见土匪像割稻草似的一下子倒了一大片。

崔来儒猫着腰往前冲了几步，一扣扳机冲锋枪不响了，原来没有子弹了。他从腰里掏出驳壳枪，这可是一支好枪，是左权参谋长留下的，关键时刻用上了。只见他一挥手“啪啪……啪……”一连几个点射，又放倒几个土匪。

内卫班的火力十分猛烈，打这几个土匪根本不在话下。土匪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一看大势不妙，还是保命要紧，于是扔掉几具尸体一窝蜂地朝山沟里逃窜。

崔来儒跳上中吉普飞快地往山上驶去，看到刘邓首长的车停在山坳里，这才把心放回肚子里。原来，姜殿宝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司机，他听到枪响后便猛踩油门冲过了山头，把车开到一个隐蔽处停了下来。

“啷个了？”刘邓首长下了车，邓小平还点着一支烟，家属和孩子们也都从车窗探出头来。

“报告首长，是一股土匪，被我们打跑了。”

“可不能小瞧这股土匪，他们还是蛮有经验的，他们知道放过前面的打中间的。”刘伯承举轻若重地说。

“大官和有钱的都在中间，前仆后拥嘛！”邓小平吐出一口烟雾，“可我们不是大官，也莫得钱呀，所以他们失算了。”

“要是他们迎头一打，我们还真的不大好办呢!”

“幸亏我们都是清一色的中吉普，土匪从车型上无法分辨。”崔来儒舒了一口气。

“好，小崔今天是歪打正着，立了一功。内卫车如果不出毛病肯定要在前面跑，那我们可就惨了！”

“要是土匪把我们两家都给抓去了，那可就出大洋相了！”邓小平这么一说，两家人都笑了。崔来儒可笑不出来，想到刚才遇到的险情，心里咚咚的直打鼓，还真有些后怕呢！

“此处不可久留，我们快点走吧！”刘伯承说。

“我提个建议，”崔来儒说，“在首长的车上一边站一个持枪战士，警卫车上架起一挺机枪，有情况立即开火。”

“这像啥样子，不把老百姓都给吓跑了，不行不行！”刘伯承摆手反对。

“不要架枪，战士也不要站在车两边，就按原来的样子走，遇见几个土匪没啥子了不起，不要小题大做!”邓小平说。

“出发！”刘伯承上了自己的中吉普。

负责警卫团的李达见战士们站着不动，便与邓小平商量：“政委，我看内卫班同志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还是按他们的意见办吧！”

“那好，马上出发！”邓小平见说不服这些年轻人，只好同意了参谋长的安排，车队这才向山下开去。

十一月下旬，在刘邓的指挥下，三兵团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彭水等地强渡了当年红军曾经突破的天险乌江，待机歼灭宋希濂、罗广文主力，然后直逼重庆。面对万分危机的形势，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命令胡宗南马上从成都派兵增援重庆。他还做了最坏的打算，如重庆失守就把它夷为平地。

就在刘邓刚刚命令各部猛打、猛冲、猛追，加速向重庆推进，尽快拿下重庆的时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紧急电报：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

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

二、我向重庆方向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微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接到毛泽东暂缓攻打重庆的电报后，刘伯承双眉紧锁，额上的皱纹犹如军用地图上的等高线。他把电报递给邓小平，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看敌人不会死守重庆，就是守也难以守住。”

“怕是等不及了，胡宗南来不了，重庆就被我们夺过来了。”战局瞬息万变，邓小平胜算在先。

“三兵团进得很快，孙震守不住涪陵，那个罗广文也守不住南川，老蒋一定还要改变计划，不然他就没路退向西康了。”

“我建议尽快攻克重庆，不能给蒋介石喘息的机会。如果不早日拿下重庆，敌人就有可能把它破坏掉，将来我们还要依托重庆经营全川，可不能拖呀！”

“主席主要是想诱敌来援，西南与上海不同，上海敌人可以从海上走，而西南敌人没几条路可走，只要动作快敌人就跑不了。”刘伯承考虑得更细一些，“问题是这些意见如何向中央报告，能不能说服主席？”

“我们就这样定了，这与主席关于解放大西南、经营大西南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命令不要改，主席那里我来写回电。”邓小平说完便挥笔草拟电报。

第二天，毛泽东接到邓小平的电报，立即收回成命，完全同意刘邓提出的尽可能提前渡江进占重庆的意见。阅后即批复：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十一月三十日凌晨，白市驿机场冷冷清清，寒风扑面，给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惨之感。在机场苦熬一宿的蒋介石最终也没有等来胡宗南的救兵，而等来的却是刘邓大军进入重庆的不幸消息。美龄号在一片隆隆炮声中徐徐升空，默哀似的围城转了一圈，然后向成都仓惶而逃。

“娘希匹，我早就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百感交集的蒋介石看着脚下这座曾让他心醉神怡的山城，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力不如人万事休”，八年抗战都没丢掉的陪都现在丢掉了，大势去矣！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邓小平又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他二十九年前离开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当年一个叫作邓希贤的十六岁少年乘坐一艘名叫“吉庆”号的客轮顺江而下走出了四川，如今这位已改名邓小平的四十五岁中年人领着千军万马又回到了四川，命运将邓小平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突然失踪

我国西南著名的山城重庆解放了，但由于这个城市曾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经营过的地方，敌人从来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因此他们经常指使潜伏下来的特务搞些暗杀和破坏活动。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恶霸也不时出来行凶作案，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解放军进城以后，广大劳动人民把他们当作亲人予以欢迎，但也有个别人由于不了解情况，表示忧虑、怀疑甚至带有抵触情绪。

有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家造访，汪云松听说解放军已来到自家门口，心里十分恐慌。汪云松和其他旧职官员的心态一样，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知之甚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对解放军的突然出现吉凶未卜，故闭门谢客。

汪云松，字德薰，曾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一九二○年，他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先任会长，后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都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忱。这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晚清官僚没想到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邓小平、聂荣臻就是他培养出来的两位副总理。

第二天汪云松门前停了一辆吉普车，这是邓小平派来的接汪云松吃饭的专车。汪老先生做梦也不曾想到，如今这位威风八面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就是当年由他亲手送出去留学的邓希贤。席间，不忘师恩的邓小平对汪云松的送学培养多次表示感谢。汪云松被邓小平的谦诚深深感动，回去后逢人便讲：小平真是个好领导啊！现在我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旧情。

西南局的党政军领导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都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也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贺龙亲自抓体育，军区成立了“战斗”足球队、篮球队和排球队，他们还在重庆浮图关建立一个大体育场，军区每年都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运动会。

邓小平喜欢看球，只要体育场里有球赛，而且时间又允许，他一定前去观战。据说他在法国留学时，曾当了外衣去看一场奥运会足球赛。贺龙的警卫员王金水也是一个小球迷，经常不辞辛苦地跑到曾家岩向邓小平通报球讯，催促崔来儒赶紧备车。由于体育场四周有高大的围墙，警卫工作比较好搞，所以保卫部门对首长前去看球未予阻拦。

但有一天，邓小平突发其想要到长江里游泳，这可难坏了警卫员。经请示保卫部门，结果被他们毫不犹豫地否定了。邓小平知道保卫规定不允许，只好放弃了这个要求。

随着军区首长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也给警卫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刚进城时，晚饭后刘邓首长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路线一般是从曾家岩出来朝嘉陵江边走，然后再沿江边向下游走，最后再折返回来。散步时首长不准公开带枪，警卫员只好把手枪藏在衬衣里。

最近，保卫部多次通报，重庆原是国民党的特务基地，驻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特务机关。重庆解放时国民党特务潜伏了下来，最近活动比较猖獗，多数以暗杀首长为目的。于是刘邓首长到外边散步的活动被取消了，邓小平几次提出去外边走一走，都被保卫人员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一天中午，警卫班的战士吃完饭正在楼下休息，邓小平的警卫员小张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康理和崔来儒报告：“政委不见了！”

“政委不见了？”康理不解地问，“刚才不还在楼上吗？”

“是啊，吃完饭还看到政委上楼了呢！”崔来儒也觉得蹊跷。

“我在办公室里、宿舍里、院子里都找遍了，连个人影也没有。”小张肯定地说。

几个人跑到楼上一看果真没有，喊了几声也不见回应，顿时紧张起来。崔来儒赶紧给门卫打电话，门卫说没有看到邓政委出去。崔来儒松了一口气，可是又一想，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出去，赶紧又打电话问：“刚才有没有人出去？”

“有几个人出去散步，都是开会的干部，但里面没有邓政委。”门卫回答。

崔来儒感到问题比较严重，马上向李达报告：“李参谋长，邓政委独自一人外出了，去向不明，时间大约在三十分钟之内。”

“怎么搞的，赶快去找啊！”李达接到电话后也为之一惊，马上命令警卫连全体出动，把家里所有的车辆都开出去找，机关的其他同志在周围找，有情况马上报告。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主要是担心邓小平的安全，因最近连续发生多起敌人的暗杀事件。

崔来儒开着吉普车出了曾家岩，按照邓小平过去散步的路线直奔江边。可是到了江边一看，大晌午的一个人也没有，崔来儒的脑袋立刻像蜂巢一样嗡嗡地响起来。转过车头刚要往回走，突然发现江边停着一只带篷盖的船，他急忙跳下车跑了过去。

崔来儒来到蓬盖船跟前，只见邓小平双腿盘坐于船上，脚前摆着功夫茶，正在和几个船工兴致勃勃地摆龙门阵呢！说到高兴处，邓小平就哈哈大笑起来。

崔来儒走到船边刚要说话，邓小平朝他摆了摆手，意思是叫他退到一边，不要干扰。崔来儒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退下去，站在远处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只船。

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只熙来攘往，船上不乏有一些行凶作案的流氓、土匪、特务。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像邓小平这样的大官儿竟敢独自一人到这种地方来。

一个老船工把自己的竹根烟杆递给邓小平，咽了咽旱烟的苦味，嘴里漏出一排被劣质烟草熏黑了的牙齿，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还是不敢走远，挣不到钱。”

“为啥子不敢走远？”邓小平咝咝有声地抽了一口烟。

“土匪太多，常在江上劫船，他们手里都有枪。”

说到土匪打劫，邓小平想起了不久前通报的一件事：那是一个漆黑如墨的晚上，一群土匪在“长二”（专门给土匪带路的人）的带领下，牵着“驼牛”（搬运赃物的人）鬼鬼祟祟地来到一座深宅大院。土匪头子一声令下，十来个土匪立即翻墙入院，将大门堵住。

“要命还是要钱？”土匪头子拉着抖得像筛糠的户主，恶狠狠地问。

“要命……要命……银元藏在院子的大槐树下。”

户主被绳子从头到脚像粽子一样捆了个结结实实，嘴里塞着一团发霉的棉絮。几个土匪挖的挖刨的刨，很快就找到了银元。另外几个土匪登堂入室一阵搜掠，把能带走的东西都给带上。不到半个时辰，“驼牛”肩挑手提着“战利品”满载而归。

四川土匪大都参加了袍哥组织。“袍哥”即哥老会，是在四川民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众组织，按成分分为清水袍哥和混水袍哥。清水袍哥是比较奉公守法、讲义知礼的，其中以工商业者、开明绅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居多。混水袍哥又称“棒老二”，均为从事不正当职业，成份比较复杂，土匪、恶霸、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以土匪居多。

旧中国的四川袍哥相当普遍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无论城市或乡村，各行各业均被袍哥所渗透。据统计，袍哥在四川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多万人。重庆有袍哥公口、分社、支社五百多个，其中职业袍哥有十万人左右。

民国以后，袍哥渗入军队，相互勾结和利用，散兵游勇浪迹各地，扩大了土匪队伍。土匪利用袍哥组织进行抢劫活动，按照袍哥的帮规、戒律来组织和管理土匪队伍。到一九四九年四川袍哥、土匪掌握的枪支达三百多万。有资料记载：四川匪祸之烈为他省所不有，以军团数量特别发达，于是枪支流入民间，遂为匪祸之源，且每次战争发生士兵转变为匪者不在少数，由匪招安成军队者亦多，四川许多将官出身绿林豪杰也。

蒋介石伪选总统时，四川还组织了猪仔国会，掀起了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狂潮，为拉选票大肆发展袍哥势力。有人这样说：无论在任何选举场合下，哥老会总是占有很大的势力。我们可以这样大胆地说一句，谁能运用哥老会的势力，得到哥老会的帮助，谁就能在选举中稳操胜券。

解放前夕，一部分袍哥弃暗投明，举行了起义；一部分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后又参加了土匪组织。现在四川刚刚解放，人民政权的威力尚未布达四方，所以有些地方时有匪患发生。听了老船工担惊受怕的话，邓小平暗下决心一定要彻底消灭土匪，为民除害，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于是用坚定的语气对老船工说：“老哥放心，人民政府有办法，土匪长不了。”

“这些土匪好些年了，清朝年间就有，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怕是难以除尽。”老船工还是心有余悸。

“放心吧，要斩草除根，一个也不剩，共产党说到做到！”

“真要像你老哥说的那样，可就太好了。”老船工高兴地咧开了布满胡茬的嘴巴。

“今天这个龙门摆得好！”邓小平站起身来，“以后我还要来摆。”

“老哥，你有空常来。我给你备烟备茶，咱们摆得开心！”老船工堆起眼角的皱纹笑着说。

“好，还来……”

邓小平一步跳到岸上，好客的船工跟着出来送行。当看到岸上站了一排带枪的解放军战士，船工们就像被孙大圣使了定身法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他们内心思量：这位个头不高、满口乡音的中年人绝非一般等闲之辈，肯定是解放军的一个大头目。

邓小平上了车，满脸不悦地对崔来儒说：“正摆得好呢，你就来了，带了这么多人，还都背着枪，你们究竟想弄啥子？人家有话也不敢说了，我最不爱见你们带着枪跟着我。”

崔来儒只顾一心一意地开车，不管邓小平说什么他一句也不吭。心里想，不请假私自外出还有理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现在不和你理论，开党小组会时再批评你，到时候看你作不作检查！

果然，在党小组会上邓小平受到了批评，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崔来儒，接着党小组的其他同志都对邓小平私自外出上纲上线地进行了严肃批评。最后邓小平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低头作了深刻地检讨，向为此而受到惊吓的警卫战士予以道歉，并表示以后不再发生类似错误。

事后，崔来儒问邓小平：“政委，你是怎么从门岗溜出去的？”

“我有我的办法。”邓小平狡黠地一笑。

“啥办法？”

原来这两天在曾家岩召开一个会议，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邓小平发现门卫对开会人员管理较松，于是便和开会的干部混在一起，就说说笑笑唐而皇之地走出了大门……

通过这件事，保卫部门认为门卫的漏洞很大，同时也说明安全保卫工作还有许多问题，于是又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和安全措施，进一步加强警卫工作。总之，要求警卫班想方设法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再也不能发生像邓政委失踪那样的事情了。

一天午饭后，邓小平刚刚躺下休息，忽然想到有一份重要文件要看，便起身去拿文件，当他下床时发现摆在床头的布鞋不见了，忙喊警卫员：“小张，我的鞋子哪去了？”

小张推门进来说：“政委，鞋子已经收走了。”

“为啥子收走？”

“警卫班有新规定，首长午睡的时候，鞋子一律收走，到时候再发下来。”

“这一定又是崔来儒的馊主意。” 邓小平知道这个规定是针对自己上次那件事来的，“没错，别人想不出这样的鬼点子。”

“这个建议就是崔来儒提出来的，李参谋长还说这个点子出得好！”

“好个啥子？莫得鞋子一样走路，完全是消极防御！”邓小平苦笑道，“你把文件袋给我递过来。”

邓小平坐在床头看起了文件，一边用铅笔画着要点，一边思考着问题：西南匪患成灾；华北、东北、中原，会道门装神弄鬼、迷惑人心；“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卷土重来；深山老林中各式各样的“游击军”，干部被害、群众挨抢、投毒放火……危机，危机！

于是，邓小平下床找贺龙商量，决定向中央反应一下西南地区的匪患问题。很快，他们向北京发去了一份题为《西南各地近阶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的紧急电报：

中央：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之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道门，勾结乡村反动封建势力，趁我各地政权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当前一度出现的灾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并且大肆网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各种地痞、流氓，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包围、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人员与解放军干部、战士，焚毁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相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去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百零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我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全区详情我们正在收集整理中。

司令员：贺 龙

政 委：邓小平

一九五Ｏ年×月×日

访问苏联刚刚回国的毛泽东看到西南局发来的电报后大为震怒，要求中央军委尽快拿出意见来，坚决剿灭和镇压土匪。三月十一日，一份由军委负责起草的有关全国各地剿匪作战的初步意见和一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关于坚决剿灭和镇压这场匪患的号召书，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后正式发布了，并迅速在人民解放军所属各部队、各地人民武装部队中贯彻落实。

“女特务”原形毕露

三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空前的为时三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拉开了序幕。驻守川康云贵的西南军区指战员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命令后，迅速投入到这场紧张的战斗中去。

匪特在西南地区的破坏活动极为猖獗，就在解放军进入重庆的前一天，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还在这里亲自主持了“特干紧急会议”，对整个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进行了重新布置，并特别要求重庆的匪特组织寻找一切机会进行捣乱破坏。在重庆宣告解放的当天，敌特分子炸毁了土桥仓库，向刚刚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示威。第二天，他们又炸毁了嘉陵江边的一座兵工厂。

分布在西南各地的近百万土匪，利用山高林密和交通不便，对新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进行不断的捣乱破坏。因此，对土匪的清剿任务不论就艰难程度而言，还是就繁重程度而论，与大规模的战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完成好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西南军区要求把部队分散开来，到乡下、到山村、到边远地区去开辟工作。

西南地区的群众对危害四方的匪特早就恨之入骨，看到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因而对军队剿匪十分拥护。各县、区、乡建立了剿匪委员会，当地的民兵等武装力量也积极担当守备任务，配合解放军早日剿除匪患。

中央和西南局制定的剿匪政策是：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邓小平在五月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这一政策专门作了诠释：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

由于政策得当，指导具体，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进展很快，当年就歼灭匪特八十五万多，毛泽东曾称赞西南剿匪“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很大”，并将邓小平的综合报告批转各地学习。

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肩上的担子并没有因为大规模战争的结束而有丝毫减轻，巩固新政权和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同其他解放区比起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繁忙的工作中，喜爱运动的邓小平有时也抽出时间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活动一下身骨，调剂一下生活。

一天上午，邓小平批阅完文件，走进隔壁的台球室打起了台球，略做一下休息。崔来儒见邓小平办完公了，忙上前报告：“政委，大田湾有反特展览，我们也去看看吧！”

由于正是剿匪反特时期，抓住一两个特务并不稀罕，因此忙于工作的邓小平说：“你们去吧，我还有事。”

“一块去吧，那儿有特务真人展览。”崔来儒央求道。

“特务有啥子好看的？不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嘛！”

“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下来企图暗杀首长的特务，男扮女装，混入了咱们战斗文工团。”

“哦，有这事？还叫他混入了部队？”邓小平感到有点意思，“那就去看看，叫刘司令员一起去。”

解放初期，暗杀事件时有发生，由于西南军区保卫工作做得好，敌特刺杀刘邓首长的阴谋一直没有得逞。他们不仅保卫工作做得好，还积极主动地侦破案件，像捞花生似的将暗藏的敌特一串一串地揪出来，消除了一个又一个隐患。在这些暗杀活动中，最荒唐的要数张群特务暗杀案了。

重庆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热爱解放军，把解放军当作自己的子弟兵，因此大批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大学生一次报名就多达几百人，有些高中生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集体报名。有的学校为了方便报名参军还停了课放了假，可见当时青年学生对人民解放军是多么的向往和崇敬。

国民党特务机关正是瞅准了这个机会，钻了这个空子。他们一方面从入伍的学生中物色可用的对象，将其发展成特务；另一方面把他们的特务分子冒充成学生混入部队。在重庆入伍的张群就是他们派遣的特务分子。张群的档案里是这样记载的：

张群，女，二十四岁，重庆市人。家庭出身工人，文化程度大学毕业。本人特长，各种乐器及文艺表演。

张群报名参军的时候，目测不但身材苗条，长相出众，而且还会弹一手好钢琴，小提琴拉得也很好，话剧演得也不错，一下子引起了接兵同志的注意。因为在当时找一两个漂亮的女青年比较容易，要想找一个才貌双全特别是会弹琴演戏的女青年就不容易了。当年二野为组建文工团找不到人才，刘邓首长曾向三野司令员陈毅要了一个文工团。现在像张群这样多才多艺的女青年，正是部队文工团急需的人才，所以张群很快就办妥了入伍手续，被分配到军区战斗文工团。

张群入伍之后工作积极主动，为人温柔谦和，深得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好评。她年轻体壮，精力旺盛，在演出中不怕苦不怕累，一人独当几面，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下部队演出深受战士们的欢迎，因此很快成了“明星”演员，在西南军区小有名气。

时间一长，与张群在一起的几个女演员就发现张群这个人毛病很多，她睡觉时从来不脱衣服，从来不和大家一块洗澡，也从来没来过例假，而且有病也从来不去卫生所，都是自己找点药吃。有时别人拉她一块去浴室洗澡，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推辞掉。

张群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向别人打听刘邓首长的行踪，还特别关心军政大事。演出时只要刘邓在场，她总要一次又一次跑到前台观看，想尽办法接近首长，有时竟忘了上台演出。当时大家都以为她这是对首长的敬仰，所以也就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不久，张群的异常行为引起了保卫部门的注意，于是部署力量进行跟踪侦查。通过向她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她身边的同事了解以及平时的观察，结合公安机关反应的情况，很快发现张群经常外出不请假，在市区内到处流窜，而且去的几个地方都是我公安机关监控的可疑地点。

战斗文工团的几个女演员也向领导反应，说张群不像个女的，看人的眼神也不对，两只眼睛像一对惊惶的蝌蚪频频闪动。文工团的领导起初不相信，后经仔细观察，发现张群的性格的确与众不同。后来与张群同住一室的女同志反应她已开始变声，而且长出了胡须，还偷偷在夜里刮脸。

一天晚上，张群未经请假又鬼鬼祟祟地离开了文工团，公安机关立即出动，迅速包围了张群接头的地点，当场抓住了与其会面的特务，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手枪、毒药、地图等作案工具和暗杀计划。

张群被捕后供认，他是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派谴的一个男扮女装特务，因女性作案不易被人注意，故用药物保持女性特征。他打入军队后，原计划一个月内便可完成暗杀任务，没想到几个月也没有得手，从美国进口的药物也用完了，正想逃跑时不料被我公安人员一举抓获。

重庆公安局在大田湾广场举办了一个反特成果展览，张群成了一件活生生的参展实物。由于案情希奇古怪，在重庆市内成了一个头条新闻，于是你传我我传他的家喻户晓，吸引了不少人，老百姓纷纷前来看热闹，一时人山人海。

刘邓首长来到大田湾，首先听了重庆市公安局长的汇报，然后表扬他们工作做得好，接着来到展览现场开始参观。张群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披头散发的像一个精神病人。他身材很高，穿着长裙子，高高的胸部被乳罩勾勒出不协调的曲线，脸上已长出黑乎乎的胡茬，看上去男不男女不女的，简直像个妖魔鬼怪。

看到张群狼狈不堪的样子，刘伯承气乎乎地说：“狗戴嚼子，国民党真能糟蹋人！”

“这是啥子法子？亏他们想得出来，乱弹琴！”邓小平也气愤不已。

然而，保卫部门对张群案件却十分重视，因为它给警卫工作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那就是今后对男扮女装和女特务要特别注意。因为人们往往对女性放松警惕，女性最容易接近男人，女人漂亮的脸蛋有时是最好使的闯关过卡的通行证。

从曾家岩到军区机关的路还是清朝走轿子的宽度，有好几个急转弯，穿越两个路口都是上坡，出过几次车祸，为了刘邓首长和机关的安全，市政公司派工人正在抢修加宽这一段道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要加班加点连夜干，因此有些工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

这天下午，邓小平从外边开会回来，正好经过这个路段。为了保护刚修好的路面不被车辆轧坏，工人们在路的两头用大石头挡了起来。看到邓小平的车要过来，正在铺沥青的工人急忙用大钢钎插在路中间拦挡，不让车子过去。

“把路让开，这是首长的车。”崔来儒推开车门说。

“今天不能过了，谁的车也不行，就是刘邓首长的车也不能过！”

一听说不让过车，崔来儒急了，火气直冲脑门子，要不是被军帽压住，头发根子都要竖起来了。他回头看看邓小平，邓小平说：“不要急，跟他们好好说一说。”

崔来儒下了车，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工人就是不放行。这时汽车前围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些是看热闹的。而邓小平这边只有两个人，那时邓小平外出从来都是带一个人——司机兼警卫。

崔来儒急得满头大汗，他怕时间越长围观的越多，真要是出了事那可就糟了，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刚刚看过特务展览，重庆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他担心暗杀首长的特务混入其间。

想到这里，他不再跟工人们理论了，上车后说了一声“政委您坐好”，然后一踩油门，呼的一声冲了过去。这是一辆中吉普，底盘高，马力大，就像坦克车似的一下子从那些杂物上飞越而过，工人们一看拦不住，丢掉钢钎闪到一边去了。

回到曾家岩，邓小平上楼去了，崔来儒开车到后面去找警卫班，气哼哼地说：“刘参谋，今天差点出事了，邓政委的车让人给挡了。”

刘义山是部队进渝后专门配给曾家岩机关的警卫参谋，听说邓小平的车被拦了，顿时吃了一惊，忙问：“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这样大胆？”

“就在山下，是修路的工人，我跟他们商量半天，说啥也不让我们过，我是硬冲过来的。”

“他妈的，想造反了！”脾气火爆的刘义山说着把手枪掏出来，“警卫班，跟我走，我倒要看看他们长了几个脑袋！”

年轻气盛的警卫战士端着枪，跟在刘义山身后雷厉风行地爬上汽车，随着马达的一声轰鸣，中吉普烈豹似的向山下冲去。

工人们一看又过来一辆汽车，一下子围了过来，手里拿着工具把车堵住了，嘴里不停地大声喊：“不准过，不准过，啥子人的车也不准过，轧死老子也不准过！”

“这是军车。”

“军车也不行……”

没说几句话就争吵了起来，警卫战士的火气大，工人师傅的火气更大，双方互不相让，你指指我，我戳戳你，眼看着就要动起手来。

“上子弹！”刘义山一声令下。

只听枪栓哗啦啦响成一片，工人们一看解放军动了真格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扔下手里的工具就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把领头的给我抓住，别让他跑了！”

崔来儒也弄不清哪个是领头的，反正年轻的全跑了，剩下几个年纪大的跪在地上一个劲地求饶。战士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们统统用绳子捆了起来。

“带走！”刘义山一挥手，三个老工人像战场上的俘虏，被一个个推上汽车，拉到了曾家岩。

大约吃晚饭的时候，市政府的一位干部和工程队的队长来到曾家岩门口，他们对哨兵说是来赔礼道歉的，并提出要把三个老工人接回家吃饭。

“你们回去吧！”刘义山不温不火地说，“这几个人要交到公安局处理。”

他们一听要送公安局，顿时紧张起来，连忙递烟说好话。但刘义山不依不饶，还说“想放人，没那么容易”。

后来，市委领导给邓小平打电话报告了此事，邓小平赶快通知门岗把工程队长等人请进来。当警卫员小张把他们带到邓小平的办公室后，邓小平首先向他们赔礼道歉，并明确表示刘义山他们把三个老工人带到这里来是不对的。十多分钟后，警卫员小张下来通知：请刘义山和崔来儒到邓政委办公室去一趟。

崔来儒一听感到情况不妙，只好硬着头皮和刘义山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这时客人已经走了，只见邓小平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地抽烟。崔来儒从来没见过邓小平的脸这么严肃，像雷雨前的天空一样吓人。邓小平抽了一半烟停下来，大声问：“小崔，是不是因为下午的事抓人了？”

“就是下午挡车的事。”崔来儒声音很低，显然底气不足。

“因为这点小事就抓人？”

“有坏人从中捣乱。”刘义山一本正经地说。

“啥子坏人？看了一次特务展览就草木皆兵了。你也不调查调查，听他一说你就抓人。你们没有这个权力！”邓小平抽了一口烟，“你们没有听老百姓说，‘穿灰衣服的有权，穿蓝衣服的有钱，穿黄衣服的无法无天！’我看你这两个黄衣服就是无法无天！”

崔来儒和刘义山自知闯了大祸，低着脑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管邓小平怎么批评，一声也不敢吭，生怕哪句话说不好再惹恼了邓小平。

“毛主席号召我们过好三关（战争关、土改关、胜利关），我看你们就没有过好胜利关。抓了人家的人，人家还要来给你赔礼，你们还不叫人家进来，胡闹！我说三条马上去办：放人！写检查！到工地去认错！”

“是！”

崔来儒和刘义山马上开车把三个工人送回工地，又向工程队长赔礼道歉。

回到曾家岩，邓小平问崔来儒：“小崔，你跟人家道歉，人家是啥子态度？”

“啥态度，嘴里倒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可还是对我们翻白眼，气人得很。”崔来儒的嘴撅得高高的，像个啄木鸟。

“工人很辛苦，你们不晓得，我当过工人，我晓得。”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不要空口说白话，你们去帮人家干点活，人家自然就会原谅你们的。”

“帮他们干活？”崔来儒一听肺都要气炸了，他们拦车妨碍公务，不但没追究他们的责任，还登门给他们赔礼道歉，现在又要帮他们干活，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可看着邓小平满脸冷峻的神情，又不得不去照办。

崔来儒和刘义山从警卫连挑选了几十个棒小伙，坐着大卡车来到工地。下车后他们二话不说拿起工具就干活。工程队长和工人们看到解放军战士帮他们干活来了，感到不好意思，都过来劝他们赶快回去。

“哪能回去！”崔来儒说，“我们帮工人同志干活是应该的，这是邓政委的命令，他说工人很辛苦，叫我们来帮忙。”

“邓政委好，解放军好……”工人们听了很受感动。

回到山上的时候，邓小平又问崔来儒：“工人们有啥子话？”

“他们说还是解放军好！”

“对头，对头！还给你白眼子吗？”

崔来儒咧着嘴地笑了，整齐的牙齿泛着白生生的亮光。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即便是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巨人，也有落马失着的时候。不过通过这件事，崔来儒又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做好首长的警卫工作，一要严格按照安全保卫规定办事；二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解放军，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何愁做不好首长的警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