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难中的邓小平

第九章　临危受命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一个。

严峻的考验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当年八月，邓小平离开工作近三年的大西南，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与邓小平前后调进中央的还有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因高岗的地位和权力均在其他四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高岗所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因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政府领导，故有“经济内阁”之称。

高岗一九○五年生于陕西怀远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高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毛泽东曾多次表扬过高岗，如在延安召开的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初到陕北，人生地不熟，高岗同志为中央机关的安全出了大力，将来在保安竖碑时，要给高岗竖块最大的碑。”朝鲜战争打响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高岗对志愿军赴朝作战做出了贡献。彭德怀司令员在接到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时说：“这勋章应该授给高麻子（高岗）和洪麻子（洪学智）。”

党和政府对高岗和饶漱石都给予了极大的荣誉和地位，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岗和饶漱石都被选为中央委员，高岗还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刚建国时，高岗除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外，还是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但是，权欲极强的高岗、饶漱石对中央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位居刘少奇之下耿耿于怀。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作为攻击的“炮弹”搜集起来，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他授意其亲信以他的名义发表文章，借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其实，高岗对刘少奇怀恨在心由来已久。一九四九年春天，刘少奇在天津批评过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高岗不但不服，反而到处诡辩自己如何正确。他说在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指出了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摆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其实，高岗和饶漱石是两个本不十分相及的人物，从他们的履历来看，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然而，就是在他们的这次阴谋活动中，历史把两个野心家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原来饶漱石也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自幼聪颖的饶漱石一九○三年生于“古今临川多才子”的江西临川， 一九二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三国留学。一九四○年回国后，担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委员。“皖南事变”时，他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鼓励军长叶挺出来收拾残局，向外突围。

饶漱石与刘少奇的宿怨比高岗还要早一些。一九四二年三月，刘少奇从华中局调回延安时，曾向中央推荐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代军长陈毅代理华中军分会书记，并强调新四军的工作要以陈毅为主。野心勃勃的饶漱石对刘少奇将陈毅排在他的前面嫉恨在心，想方设法挤走陈毅独掌新四军大权。他利用华中整风之机，给陈毅列出了“十大错误”，把斗争矛头直指陈毅。

饶漱石调任被毛泽东戏称为“吏部尚书”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要职位后，为进一步谋取更高的权位，便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不行了，于是死心塌地地附高岗骥尾。这一对天下难觅的伙伴形成了倒刘反周的联盟，他们“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互相呼应，上蹿下跳”，演出了一场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

正像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他上任后即把自己的副手安子文视作是刘少奇安插他身边的“钉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未经中央同意便在中组部发动对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子文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刘少奇根据安子文的反映，找饶漱石谈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了。

“权力欲、名利欲、报复欲”极强的饶漱石对老领导的规劝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子文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与饶漱石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可谓“宰相肚里能行船”。刘少奇在周恩来面前多次夸奖饶漱石的优点长处，建议中央好好地重用他。饶漱石也知道刘少奇曾公正无私地举荐过自己，也心存感激，但事过不久又旧病复发，继续在阴谋的斜坡上滑行。

当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同时，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像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极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活动。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就“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高岗、饶漱石于是利用中央开会各大区、各省市领导人在京的机会，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夸大中央领导人在合作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借批薄一波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

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财经会议，高岗在他的住处经常利用宴请、舞会等活动拉拢干部。他散布流言，挑拨离间，故意制造党内不和。在开会的第一天，高岗就请陶铸到他家里，在饭桌上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整一整薄一波，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最好你能放头炮”。被陶铸当场拒绝了。

在会上，薄一波检讨了“新税制”工作中的错误，高岗借题发难。他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指着薄一波的鼻子骂道：“你是财霸，把志愿军的棉衣做得那么薄！财政部是独立王国，有财无政。”无限上纲地把“新税制”说成是犯了路线错误，想把薄一波一棍子打死。他还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移花接木地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以图“批薄倒刘”。

在高岗的鼓动下，批薄的调子越来越高，会议走偏了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大相径庭，以致于无法给“新税制”下结论。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和邓小平出面替薄一波解了围。

邓小平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不择手段地四处活动。在他看来，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人，找了也没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是同路人，不用找也会支持自己。那就找找西北局书记彭德怀、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中南局书记林彪试试吧。

在高岗进行的秘密串联中，首先想到的是老朋友林彪。于是他以休假为名去杭州找到了正在养病的林彪，单刀直入地说：“林总，现在中央要分一线、二线了，如果让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不是要受气了吗？刘少奇、周恩来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一直在白区工作，哪比得上我们这些创建根据地的军人，我看你就可以当部长会议主席。四野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是最大的，从中国的最北打到最南，三大战役你们就打了两个，而您还没有列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公平吗？”

林彪听高岗这么一忽悠，心里自然非常不高兴，但这牵涉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不能轻易表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林彪就以他惯用的方式——沉默，同意了高岗的观点和看法。诡计多端的叶群认为这是掉脑袋的事，不能上高岗的当，要林彪向毛泽东报告。林彪经老婆一提醒，吓得直出冷汗，赶紧给丰泽园挂电话。

在杭州期间，高岗逢人不是封官许愿，就是挑拨离间，或暗示别人向中央举荐自己。他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

高岗还恬不知耻地造谣说，他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主席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向别人暗示要推荐他当部长会议主席。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个人能够撑得起来的。我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也不放心。他要靠我做经济工作，他才不喜欢那个恶霸……”

高岗从南方回到北京后，又开始拉拢彭德怀。在讨论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的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随后，彭德怀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岗却指着桌子上刘少奇的讲话记录稿问：“看过这些文件没有？”

“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看不过来。”彭德怀说。

“抽时间还是要看看这些文件。”

第二天，高岗来到彭德怀住处，别有用心地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不定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

“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彭德怀说。

高岗故弄玄虚地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

“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彭德怀驳斥说，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刘少奇是可靠的。

“此一时，彼一时。”高岗不以为然地说，“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

“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

“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识破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辩。

为了倒刘反周，高岗又找到邓小平：“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

邓小平一眼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

“小平同志，我找几个大局的一些负责同志说了，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刘少奇同志如果作为我们党处在第一线的领导，显得有些不够成熟。再说，他就只知道搞白区工作，会打仗吗？会做群众工作吗？所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向主席提议，把他拱下来，由我们这些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搞军队工作的同志来负责一线。比如你就可以担任政务院的领导工作，我呢，完全可以负责党这方面的一线工作。”

高岗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了，就是要刘少奇下来，由他取而代之。光明磊落的邓小平对高岗的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但考虑到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碍于情面，就把心头的怒火压了下来，心平气和地说：“高岗同志，我不管谁是谁非，但你这种做法首先就不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或者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怎么能搞这样的小动作呢？”

高岗见邓小平不仅不同意自己的看法，反而还提出了严肃批评，忙分辩道：“小平同志，我与你说这些话，也是党内同志之间的谈心嘛！既然你不同意就算了，可不要把这话传出去，会影响团结的。”

邓小平觉得好笑，心想：明明是搞小组织活动，还说怕影响团结。但为了党的团结和大局，邓小平仍直言相劝：“高岗同志，我尊重你，也认为你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但是，从党的整个历史来看，刘少奇同志作出的贡献和他的工作能力、水平是得到了全党公认的，他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我认为少奇同志是好的，是可以胜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你要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是不适当的。特别严重的是，在背后说三道四，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风格。请你好好想一想，不要做出与党与人民不利的事情来！”

高岗在邓小平面前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地走了。刚正不阿的邓小平坚持党性原则，不拿原则作交易，经受住了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第一次考验。

接着，权欲熏心的高岗又去找陈云，妄图争取他的支持。一天中央开完会后，高岗钻进陈云的车里说：“陈云同志，我看中央除主席外，可设几个副主席。”

陈云一听就警觉起来，不动声色地问：“谁来当？”

“他妈的，你一个，我一个……”高岗毫不掩饰。

高岗的所作所为，发人深思，令人警醒。邓小平和陈云都觉得这件事不仅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也暴露了高岗篡党谋权的野心，深感问题严重。事情已发展到这一步，仅仅靠劝说是无用的，于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问邓小平：“山雨未来，必先满楼，你看这个风来自何方呢？”

邓小平巧妙地回答：“在其位谋其政，应本份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还是权力欲作怪哟！”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央虽然发现了高、饶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他看得很严重。毛泽东在听完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觉，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

十二月初，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公开出来反对，提出要轮流坐庄。于是，毛泽东在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党的历史经验论证说：“对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做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所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在讲话中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各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在此之后，为了查证高、饶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根据中央的安排，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主持召开了高岗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三月一日，邓小平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一年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对于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表现出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优秀品质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他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后来，毛泽东多次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这与他劝说高岗回头，并与之斗争，也许有一定关系！

忧国忧民庐山行

一九六一年夏天，那是一个苦度难熬的季节。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所带来的极为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使七亿人口的大国领袖毛泽东深为忧虑。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他开始觉察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偏差，于是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全国的经济问题。

八月底的一天，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徐徐驶进庐山疗养总院267号别墅的院内。车门打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他的夫人兼机要秘书卓琳和女儿邓楠从后一辆车子走了出来。

庐山管理局局长楼绍明带领会议第七接待服务组的同志，早已等候在小别墅门前。楼局长上前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无比激动地说：“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啦！”

“哪里哪里，我们给同志们添麻烦来了。”

“我姓楼，楼房的楼，是管理局的负责人。”接着楼绍明分别介绍了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

邓小平是第一次上庐山，举目环视着面前这栋风格迥异的别墅，兴趣盎然地问：“这房子原来是哪个的，现在作啥子用？”

“原来是美国传教士科奇南的别墅，一九三六年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庐山办事处。解放后收归政府所有，现在作老干部休养的地方。”楼绍明答道。

“那好嘛，我们既来开会，也在这里休息休息！”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一下，又问，“这山上的气温与九江相差多少度？”

“相差十来度。”管理员杨基友回答。

“怪不得这里是驰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邓小平赞扬道。

“我们早就盼望首长来了，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北京三顾茅庐请你这位‘诸葛亮’。” 楼绍明笑着说。

“那是主席、总理过奖了。前段时间我一直忙着修改几个文件，所以来晚了几天。”邓小平谦和地说。

“晚来了几天，就晚回去几天吧！在庐山好好休息一下。”

庐山又名匡庐，相传西周时有匡氏七兄弟结庐隐居山上而得名。山体平地拔起，气势雄伟，多危崖峭壁，清泉飞瀑，素有“匡庐奇秀天下”之美誉。一八八五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租借庐山牯岭为避暑地，并在此修建了第一座西式别墅。之后，美、德、俄、意等二十余国纷至沓来，一九○五年已有外籍别墅一百四十七栋，一九一七年增至五百六十栋，一九二七年发展到八百八十七栋。到现在，庐山仍然保留了十六个国家风格各异的山间别墅一千余栋，面积已达五十多万平方米。

庐山别墅集中构建在牯岭两谷间的峰回路转之侧、斜坡溪涧之旁，自然和谐，疏密有致。有的绿檐蓝柱，有的灰墙红瓦，色彩舒缓悦目，构思独具匠心，且大都用庐山自然石材构筑，檐高墙厚，冬暖夏凉。白云深处，万松林里，抬眼望去既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园林韵味，又能感受到强烈的西方庭院色彩。

庐山因有了这千姿百态的山间别墅而更加钟灵毓秀，庐山别墅因依傍了秀美迷人的庐山而更加舒爽宜人。正因为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这处“世外桃源”多次为当权者所垂青，庐山别墅一次次成为世事兴亡的历史见证。

楼绍明向邓小平、卓琳介绍庐山上的景点、建筑，当说到对面是牯牛峰、南边是掷笔峰，中共八届八中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时，卓琳这位热情、文静、慈祥的老大姐，蓦然感到有股丝丝冷风袭来，脸上失去了刚才怡然的神色和笑容。她仿佛感到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硝烟还在山间飘弋。当时，邓小平因在中南海俱乐部打弹子球不慎跌倒，右股骨折，住在北京医院治疗，无意中摆脱了那场历史性的悲剧。

看到卓琳收敛了笑容，杨基友以为她累了，便招呼道：“首长路上辛苦了，进屋先洗洗吧，休息一会儿就用餐。”

吃完饭后，邓小平、卓琳、邓楠走进卧室，服务员为他们泡好了香喷喷的庐山云雾茶。不一会儿，会议秘书处送来了会议日程表和有关文件。

卓琳收好文件后，叫邓楠到外间和服务员一起玩，然后轻轻掩上门，在邓小平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已察觉到卓琳的内心活动，直率地说：“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啥子，你是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

“前车可鉴，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上个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用一口地道的川音悠然地说：“那一次开会，本来有不少人想反应一下“大跃进”的问题，可是后来看到彭老总挨了批，他们又都把意见收了回去。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是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嘛！”

卓琳心头一怔，扶正一下眼镜：“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要说得重一些，这样才好引起全党的重视。”邓小平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不是拆台，再说这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事。”

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多劝他，只是不无担忧地说：“你看着行事吧！”

庐山会议会址原称庐山大礼堂，建于一九三四年，是庐山三大建筑之一，解放后更名为庐山人民剧院。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震惊全国的八届八中全会，因而得名庐山会议会址。这座雄伟高大的建筑，室内富丽堂皇，外观充分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背倚葱葱青峰，旁临潺潺溪流，前面是一块开阔的停车场。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二楼的大厅里，会议桌是从山上的中小学借来的课桌，铺上白布，坐席是从各单位借来的藤椅，整个会场显得朴素、大方、庄重。

会议室的前排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子，毛泽东坐在中间的高靠背藤椅上，左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右边是陈云、邓小平，后面的几排分别坐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

按照议程，会议将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其中重点讨论工业问题。九月五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他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九月十五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中共中央批准并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的《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十六日，中共中央又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的另一个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这三个纲领性文件是我党在工业方面开始调整的重要转折和使建国后高教工作的经验得到初步规范化、条理化的标志，对于当时全党战胜自然灾害、迅速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今后的工业以及高教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对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一天下午，火红的太阳像一个巨大的车轮往山下滚落，溅出了满天的五彩云霞。邓小平开会还未回来，杨基友趁这个时机向卓琳了解邓小平喜欢吃什么菜，准备第二天上午派人去取。卓琳面带微笑地报了菜名：“豆角、茄子、辣椒……就要这些吧！”

“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点的这些都是素菜，营养跟不上，我们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杨基友半开玩笑地说。

“是呀，那白菜叶子都发黄了，首长也不让我们扔掉，说用开水泡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可以咽稀饭，我也快成了做斋饭的厨子了。”在一旁的厨师也附和着说。

“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理解。”卓琳耐心地笑着解释，“我比你们更了解首长，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而且也是很有营养的。”

伏尔加轿车在朦胧的月色下驶进庭院，已经晚上八点多了，邓小平才从会场回来。邓楠已经为父母盛好饭，邓小平一边端碗吃饭，一边打趣地说：“会结束晚了一点，肚子里就开始闹革命，这饭菜吃起来好香哟！”

卓琳给邓小平碗里夹一筷子菜，微啧着说：“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给我提意见呢！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多好的群众啊！他们吃不饱肚子，却还在惦记着我们。”邓小平感慨地说。

这时窗外浓荫覆盖的松林里，秋蝉在噪鸣，偶尔还能听到几声鸟啼。连受三年自然灾害使卓琳忧虑不安地问：“老邓，会议还没讨论粮食问题吧？”

“快啦！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食问题。”邓小平回答。

卓琳从邓小平脸上收回目光，意味深长地说：“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你作为中央的总书记，要多为党和毛主席分忧，为六亿五千万人民作主，把粮食问题解决好。”

“在我们没来庐山前，毛主席就同周总理、陈云和我谈过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同志提出先安排好市场的意见，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准备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邓小平匆匆吃完晚饭，走进办公室伏案疾书，很快用铅笔在纸上草拟了一份“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的发言提纲，还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手表的时针指向一点钟，邓小平修改好发言提纲，感到有些疲倦，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便走到卫生间美美地洗上一个凉水澡。他吞服两片安眠药便上床睡觉，不到半小时，忙碌一天的邓小平就进入了酣畅的梦乡。

邓小平在庐山期间，生活上有“四不”和“三爱”的显著特点。“四不”即：不跳舞，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甜食。有一次，会议分配给他两条内供的熊猫牌香烟，他说他不抽烟，让卓琳把香烟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三爱”即：爱看书，看一些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爱吃辣，连汤里也不错过放辣椒；爱打牌，扑克牌、麻将牌、象棋、围棋样样精通。

九月十五日晚上，会议已接近尾声，主要议程都基本完成，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省市区领导都挤出时间娱乐一下。邓小平酷爱打麻将、玩桥牌，早早就让卓琳和邓楠通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市长柯庆施四个老牌友，晚饭后到他的住处“搬砖头”。

刚吃完晚饭，李富春就打着饱嗝来到邓小平的住处了。接着，不甘落后的陶铸、罗瑞卿也接踵而至，柯庆施住的地方离邓小平稍微远一些，就来迟了一点。卓琳乐得招前呼后，一一被接进会客室。

邓小平早已端坐在麻将桌的席位上，风趣地说：“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啰，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你们四个人，富春、陶铸、瑞卿先到有奖，先上桌打；庆施晚来一步，要罚，坐在旁边观战。”

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直乐，为人厚道的李富春，与邓小平结有厚谊，便说：“这次会议好紧张，也开得很成功，小平作出了不少努力，三个文件一致通过，该奖该奖！”

“你和一波也出了很大的力嘛，怎么光说我老邓一人！”邓小平谦虚地说。

“这次会议的确安排得很紧，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现在该放松放松了。”陶铸也评价说。

“要说紧张，台湾的老蒋比我们更紧张。” 负责会议安全的罗瑞卿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开会的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了，说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准备解放台湾，要捣毁他的老窝。你们说蒋介石紧张不紧张？”

柯庆施爱抓小辫子，忙问：“我们在这里开会，老蒋是怎么知道的，一定是谁泄了密。你这个公安部长有责任哟！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经常抓……”

“我看现在不要抓那么多，就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让蒋介石紧张一下也好嘛！看来，他并不晓得我们会议的内容。闲话少说，现在开始摸砖头！”

后来查实，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没有按时报到，会务人员打长途电话催他来庐山参加会议，不慎走漏了消息。其实，这次会议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未作任何公开报道。台湾当局如惊弓之鸟，着实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打了几圈以后，李富春输了，不言自退，柯庆施顺其自然地接上去打。在牌桌上，邓小平思维敏锐，出牌果断，提携全局，攻守自如，常常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百战百胜不下“疆场”。

卓琳不爱打牌，却爱观阵，为胜者助威称快，为输者打气鼓劲，使得整个牌场气氛非常活跃。卓琳总是笑容满面，和女儿热情地为邓小平的老牌友沏茶、削水果，提供后勤服务。

夜深人静，猫头鹰在窗外的树林里啼叫，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了。他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我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要得。我肚子早就唱空城记了！”罗瑞卿又毫不客气地问，“卓琳，你打算给我们准备啥子好吃的？”

“每人一碗面条吧，你和柯大哥个子高，食量大，另烧一小碗红烧肉。”

“我和罗大哥得到你的优惠，太感谢了。不过，红烧肉里再加点糖。”出身于皖南的柯庆施边说边出牌。

邓小平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开玩笑说：“你们看，我的夫人讨好起公安部长和上海市长来了，把我这个四川人和两个湖南人抛在一边，我们的面里啥也不要，多放点辣子就行了！”邓小平幽默的话语，又引起一阵笑声。

会议结束后，卓琳叫警卫人员按标准向第七接待服务组实缴了三人的全部伙食费。邓小平在生活问题上一贯廉洁奉公，在庐山开会期间，他床上的用品，如枕巾、毛巾被等，都是从自家带来的。三人吃的水果，以及请人洗衣，卓琳均如数付钱，尽量减轻会议的开支负担。

邓小平和卓琳与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然后才满怀喜悦地离开了庐山疗养院。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历史的列车在风云变幻中驶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经历了三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欲速不达的“大跃进”之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接着，毛泽东在广州、刘少奇在北京分别主持召开南三区会议和北三区会议，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返回北京，刘少奇则乘专列南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刘少奇要去他的家乡湖南搞调查研究，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下去调研，周恩来去河北，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去北京郊区。从了解的情况看，当时最突出的仍是吃饭问题，“大跃进”的红旗压扁了人民公社的粮仓，也压扁了全国人民的肚皮，而挨饿最惨的恰恰是把“亩产万斤的卫星”送上了天的五亿农民。

邓小平听说刘少奇从他的家乡回来了，赶快登门拜访，想听听南方的经济形势。没想到一见面刘少奇就问：“小平同志，听说你想出个好办法，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是什么办法？快说出来我听听。”

“是总理给你说的吧？”邓小平从衣兜里掏出烟，给刘少奇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

“是的，总理刚从这儿走，回西花厅处理中印边境上的事去了。”

“西花厅快变成‘西菜厅’了！总理把他院子里的花都拔了，种满了蔬菜。”邓小平把话转到正题，“其实这个办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农民自己想出来的。你还记得吧？去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经汇报过，说安徽宿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向大队提出要开垦荒山。大队干部一想山荒着也是荒着，种些粮食岂不更好，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位老人上山一年，开了十六亩地，打了几千斤粮食，喂了猪，养了羊，不仅自己的温饱解决了，还上交公社近两千斤粮食。消息一传开，宿县农民都要求把土地包给农民自己种，安徽省委试了一下，果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改变所有制，只是在劳动方法上作一些调整，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责任制。”

“这件事我知道，可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单干。”头发花白的刘少奇吐出一口烟雾，双眉紧锁。

“说到单干，我倒要问问那个人，我们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是不是单干？难道一个方向盘三个人掌着就是社会主义，一个人掌着就是资本主义？我看三个人同时掌方向盘汽车非翻了不可。纺纱厂的女工也是一个人看一台或两台机子，这也是单干吗？具体劳动组织方法要根据客观规律制定。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我看这个办法好！”刘少奇点点头，“中央农村部部长邓子恢也多次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让人家试一试！”

当时安徽等地又重新兴起了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春节刚过，全省上下“分田分地真忙”。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允许试办。毛泽东先是不同意，后来同意试办，继而又不大同意。但是，下边仍在实行，公开的不让干，就秘密地干。邓子恢下乡实地调查后，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再次提出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建议。

七月二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支持责任田的做法。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

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又讲了这个问题：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仅是对“包产到户”这种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看法，还涉及到了认识路线、思想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本来是寻常百姓所说的一句家常话，经哲学家们一阐述，一总结，一发挥，其内涵便有了某种变异，某种升华，于是成了一种理论，即邓小平的“猫论”。

显然，这里所说的“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的“猫论”指的就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在当时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正因为如此，“猫论”既给予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次讲话以后，“猫论”便不胫而走，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

其实，“猫论”的版权并不完全属于邓小平，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就写过“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据说此语出于唐代李荃的《黄帝阴符经》，也就是说，这条俗语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发明出来了。邓小平的家乡是天府粮仓，农民为了灭鼠护粮，家家户户几乎都养猫。一只猫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否捉住老鼠并捉得多少，“猫论”就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起来的。显然，作为群众俗语“猫论”，其实并不足以成论，但是由于这句俗语隐寓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表象与实质的关系，因此它就有了被进一步引申的可能。

最早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是刘伯承同志。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作战向以天地日月为经，江河山川为纬，世间百物为棋，攻守进退，帏幄运筹，皆有其独到精辟的见地。他最喜以自然动物为喻，或斩或杀，或刺或截，或堵或防，或退或走，皆能一语中的，讽喻鲜活有趣。

刘伯承生于四川农村，既精通军事理论，又谙熟中国国情。他戎马一生，所向披靡，其道理即在他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地安排战略战术，一切视情况而定，以打赢为最终目的。

因此，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痛斥不讲实际、不顾后果的军事教条主义；以此教育部下、说服上级；以此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由于这句话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在战场上很有针对性，颇具说服力，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久而久之，“猫论”便经刘帅之口从农家小院进入了军事领域，并赋予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成为一种军事观点的形象比喻。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多年搭档，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无论是指挥军事作战，还是领导经济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带有泥土味又饱含哲理的家乡话，他自然倍感亲切，十分理解，非常赞同。

不过，作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邓小平历来深知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所以对于“猫论”的引用，他一直十分慎重。有关资料表明，六十年代以前，邓小平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始终没有提过“猫论”。后来，他也只是在一些范围很小的会议上，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偶尔几次引用过“猫论”。

当时，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许多地区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了应付当时的自然灾害，各地农村自发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有的地方实行人民公社所有制，有的地方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有的地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还有不少地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和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的“五统一”方式。

如何看待这些生产形式，党内有不同的意见，群众则要求中央有个明确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所以不能在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为了使大家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从刘伯承那里引用了“猫论”。

应该说，“猫论”在说明当时中国农村应采取何种生产关系形式上恰到好处，它对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在作上述讲话时曾多次提到“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这表明邓小平在中央没有统一意见前，他是很注意组织纪律的。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通俗比喻的理论表述就是：这办法，那办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好办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猫论”与实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实用主义是用主观检验客观，“有用即真理”，而“猫论”则是用客观检验主观。

“能逮住老鼠才算好猫”，实用主义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猫论”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了逮老鼠才养猫”。所以，邓小平的“猫论”不仅不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真理标准原理的一个生动发挥。

毛泽东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不能接受“包产到户”，虽然曾讲过可以试一试，那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根本上，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它反映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至于“猫论”，他认为所谓“白猫、黑猫”，就是说“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要阶级斗争。

七月上旬，毛泽东从邯郸回到北京。陈云连夜去见他，并向他谈了赞成搞包产到户的意见，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并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

后来，田家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民群众欢迎包产到户的事。他还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与其自发地由农民搞，还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可以百分之六十搞包产到户，百分之四十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开始重提阶级斗争。他以《阶级、形势和矛盾》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就要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要“重提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

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联系“实际”，空前激烈地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

被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及到邓小平，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也表明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后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国际“反修”斗争中还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但在国内问题方面的合作却愈来愈难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毛泽东非常欣赏、信任和器重邓小平，常常委以重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升迁之快，足以说明这一点。“你别看他个子小，把苏斯洛夫那么大个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

应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是高度信任和放手使用的，邓小平对毛泽东也是非常敬佩和大力支持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相互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伟大革命家之间的精诚合作。

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种堪称典范的同志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法问题上，竟因思想认识不同而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毛泽东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认识与邓小平等其他许多共事多年的战友大相径庭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脱离实际了，他没有像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那样亲身到农民中去，亲眼目睹农村遭受“左”倾错误破坏之严重和农民生活之艰难，感受也就不如他的战友们深刻。加上毛泽东性格上的理想主义等因素，使得他渐渐疏远了过去一直予以信任的战友们。

邓小平的关于“黄猫、黑猫”的讲话，总共三百来字，而且是在很小范围内讲的，但其影响之广泛之深远是令人惊奇的。人们已普遍把这句话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标准”乃至务实、求实、求是精神相联系，成为邓小平的一句至理名言，后来学者们把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概括为“猫论”。

“猫论”的提法应追溯到“文化大革命”，那时是作为批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靶子”使用的，而现在则是用来表述邓小平的务实思想。有的学者还从地缘文化的角度，论证了“猫论”与邓小平的故乡巴蜀文化的务实性之间的联系。其实，“务实”不只是巴蜀文化的特点，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

“文革”中作为一桩著名的“文字狱”，“猫论”这句来自群众的名言，当它又回到群众中的时候，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重扭曲，形成种种讹传。如：改头换面——在文字上变成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移花接木——把邓小平说成是“猫论”的发明人和专利者；断章取义——隐瞒了“猫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将之上纲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形而上学——把“猫论”判定为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说成是邓小平认识事物的思想基础和处理党政事务的基本原则。

显然，这些带有险恶政治目的的讹传，从根本上篡改了“猫论”的内涵。结果，“白猫”与“黑猫”被夸大成为两条道路根本对立的政治概念。“猫论”被解释成“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主义”。于是，“猫论”成了唯生产力论的同义语和实用主义的代名词，成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政治观点，因此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

然而，出乎林彪、“四人帮”意料的是，批判来批判去，“猫论”非但没有被批倒批臭，反而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对“猫论”产生了好感。这种好感一方面出自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的敬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烈愿望。

诚然，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并不可能全都了解“猫论”产生的背景和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因而对于“猫论”的理解未必十分准确，甚至难免会掺杂一些误解。但是，群众中存在这种善意的误解与那种政治上的恶意歪曲是有本质区别的。“文革”之后，通过拨乱反正，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很快得到了澄清。

年过八旬号称“江南猫王”的著名画家陈莲涛，一九八四年精心创作了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洁白如雪，另一只猫乌黑透亮，它们一前一后，款款而行。那毛绒绒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画的上方题辞曰：“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端正正地写上：“小平同志雅正 海石老人”。邓小平非常喜欢陈莲涛的这份礼物，把它挂在书房里，因为它不仅是一件艺术珍品，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政治含义。

“黄猫、黑猫”不过是一种比喻，邓小平使用这种比喻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而言的。如果不加分析地滥用，那就会使之庸俗化，甚至与提出者的本意大相径庭。后来薄一波曾请教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独立王国”

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他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不再过问日常事务，要退居二线专心研究理论、政策。他还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毛泽东曾专门向与会者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毛泽东诙谐地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

毛泽东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为鼓励邓小平放手工作，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泽东转身面向邓小平，接着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既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而且又一直鼓励邓小平大胆“行令”，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便真的无所顾忌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但时间不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引起的。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的运动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

随后，中央又制定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工作组进驻农村，“四清”运动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八月四日，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错误地指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继之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在“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驱使下，毛泽东愈加关注意识形态。以“游动哨兵”自诩的江青和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假情况，出了许多坏主意，使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和错误的决策。

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指责说：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 帝王将相的、 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送来的一份简报上又批示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进一步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说：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毛泽东这些批示、讲话的指导下，一批文艺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受到批判，一批文学艺术家被错误地当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学艺术界空气紧张，万马齐喑。

文艺界这种“左”倾批判运动，很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学术领域。在康生的唆使下，理论界开展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观点的批判。毛泽东支持了康生，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

不久，康生、陈伯达又发动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把孙冶方主张提高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正确使用经济杠杆和提高利润指标等观点说成“修正主义”。戚本禹还带头发动了对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毛泽东很欣赏戚本禹的批判文章，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做法，中央领导层多数人是不理解甚至是不同意的，但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损害，党中央很难及时制止和纠正毛泽东的失误。

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邓小平在后来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左”倾政治批判加剧局面的发展，他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但是，邓小平的意见已经不能产生效果，既不能对毛泽东发生作用，又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由于邓小平的意见同毛泽东的思路相左，致使他们之间本来很亲密的关系因此而变得愈来愈明显地疏远了。其实毛泽东已有感觉，后来他多次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恰好说明了有必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通过大乱，达到大治。

毛泽东认为，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与“三面红旗”、“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六十年代初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有联系，这是国内阶级斗争乃至国际上与帝、修、反斗争的反映。所以，他不再满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斗争，他要把斗争的目标直接引向政治，引向中央高层。

早在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这里指李维汉）。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

同月，毛泽东与来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说：

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毛泽东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用东北口音的汉语回答：“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袴田里见时说：“王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后来他又对袴田里见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此后，毛泽东还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常常向听者发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愈来愈理性化，并逐步形成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方式是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些“左”的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虽然很难接受，但是由于民主集中制日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领袖地位，他们在一些方面不得不违心地附和。既便如此，头脑机敏的毛泽东还是愈来愈感觉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与自己的思想不一致，因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十一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用反话向刘少奇将军，并把邓小平也捎带进去。他对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刘少奇明明知道毛泽东的话带有情绪，还是小心认真地回答：“我搞不来……”

“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毛泽东坚持说。

十二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认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便善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在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农村“四清”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次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当毛泽东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受到了刘少奇的当面反驳，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此后，事态的发展不仅愈来愈脱离正常的轨道，而且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愈走愈远了。毛泽东把“反修防修”的视线集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身上，一些重要的事情不再和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支持江青、康生等极少数人暗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早春二月，春风依然寒气逼人。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诬称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此文经毛泽东看了三遍，后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众所周知，此文的发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观看坦克表演

一场秋雨，把天空涤荡的无比湛蓝，把大地冲刷的金光闪亮。

一架银灰色的民航客机在成都机场徐徐降落，第一个走出舱门的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邓小平身后跟行的分别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同志，站在停机坪上的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同志招手上前热情迎接。

汽车向市区飞驰而去，邓小平通过明亮的车窗看到外边正在建设中的一个个工地，看到工地上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个工人，心情十分振奋。他对坐在身旁的李井泉说：“李书记，我们这一来，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哪里，哪里！”李井泉连声道，“成都的气候与北京相差较大，不知总书记适应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不要忘了四川是我的家乡，哪有不适应自己家乡的气候的！”

“哦，对，对，哈哈哈！总书记，您这次来四川要不要到老家去看看？”

“不回去啦！回去又要给地方政府增添麻烦，再说工作也忙，时间不允许，到成都就算到家了。”邓小平接着说，“这次我和富春几位同志来云、贵、川，是想看看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你也跟着走一走吧！”

“好，我奉陪到底。”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一九六○年代党中央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和重工业安排在内陆地区的工程项目。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三线建设工程的规模如此空前，足以看出党中央的重视。在当时，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国家投入这样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

由于这些军工产业大多都分布在山沟里或山洞里，因此在交通、通讯、生活等方面给三线的建设者带来了极大不便。但是，这些来自沿海和中部地区一线、二线的工人，特别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抽调去的技术人员觉悟都很高，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内地安家落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三线”包括云、贵、川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这些地区解放前是军阀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城市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

邓小平此次率领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一同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无疑要打一次大的战役，去取得重大的胜利。视察人员中的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

中央视察组的同志在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陪同下参观了成都市区的几个工厂。晚上，当地领导请中央视察组的同志吃四川风味。看着红红绿绿、冒着热气、飘着油香的菜碟被成双成对地端上来，摆满了一桌，邓小平高兴地说：“富春同志，很遗憾蔡大姐这次没有来，要是能一快来体验一下川菜的辣味那该多好啊！”

“她没有这个口福，我就替她多吃一些吧！”李富春笑着说。

“四川的辣是麻辣，和你们湖南的辣不一样，不知你习惯不习惯。”邓小平用筷子帮李富春夹菜。

“好吃，好吃！”李富春品尝一口连声赞道，“麻辣有麻辣的特点。”

“毛主席说过不吃辣不革命，在座的各位都能吃辣，那就说明我们都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了。”满头大汗的邓小平边吃边说，“云、贵、川三省都吃辣子，我们作为能吃辣子的革命者要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再走一趟，检验一下我们的革命意志。”

“川菜久负盛名，是我国的八大菜系之一。其实，四川不光菜肴有名，酒水也很好，我们现在喝的五粮液就驰名中外！”薄一波抿了一口酒，意味无穷地说。

“要说喝酒，这一路好酒可是太多了，能让你喝个够。” 邓小平笑着说，“到了贵州，那里就有著名的茅台酒……”

中央视察组向重庆进发，一路山高路险，不少地段的公路修在半山腰上。山路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侧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甚多，都没设防护栏。因是泥土路，大部分路面不甚平坦。在几十辆汽车快速行驶的途中，大家瞻前顾后，看不到车队首尾。车队如一条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近山顶，时而蜿蜒而下直至谷底，车队所到之处尘埃滚滚，好似在云里雾中飘游。

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由于空气中湿度较低，尽管有些地段的路面事先撒了水，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车队过后仍是尘土飞扬。车与车之间不得不拉开较长的距离，以使后面的车辆少吃尘土，亦减少撞车的危险。后来在“文革”中大红大紫的王力在那次旅途中就翻了车，幸好汽车卡在两棵大树中间，才没有坠入万丈深渊里去。

为了赶路，整个车队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他们随着山路忽左忽右地急拐弯，幸好司机的驾驶技术高，车开的比较平稳。即便如此，仍有好几个人因急弯太多颠簸太大导致晕车。而已进花甲之年的邓小平却如行云端，他的心情也云里云外的柔情缱绻。

中央视察组里有一个手不离诊包的年轻人，他就是卫生部保健局派来的医生张佐良。张佐良一九三二年生于上海，一九四七年参加新四军。一九五二年转业到上海补习文化，次年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一九五八年大学本科毕业，在上海中医学院“西学中”班学习中医。一九六二年初到北京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医疗工作，一九六四年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服务。

张佐良这次跟随中央视察组行动，主要任务就是照顾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张佐良在部队里就听到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传奇故事，能征善战的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过关斩将，终于把红旗插上了大别山。这次上级指派他跟邓小平来大西南，他感到十分荣幸。

出发前，为了熟悉邓小平的健康情况，张佐良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在张佐良为邓小平作完简单的体格检查后，邓小平说：“张医生，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着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

“好的，我一定照顾好首长的身体。”张佐良高兴地回答。

邓小平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李富春、蔡畅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三十年代初邓小平在江西受到“左”倾领导者批判，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样予以保护和照顾，由此可见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所以他对张佐良作了如此交代。

李富春这次出来视察，夫人蔡畅没有跟着来，他身边的随员也比较少，一路上多由张佐良陪伴着活动。尽管如此，邓小平还不时了解李富春的身体状况，一再叮嘱张佐良要照顾好李富春。

中央视察组的汽车风尘仆仆地驶进重庆，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久别重归的喜悦。对邓小平来说，他对这座山城再熟悉不过了：十五岁时他在重庆读了一年的书，并从这里出国勤工俭学；一九四九年，他带着队伍打回了重庆，并在这里当了三年的西南大区书记。重庆的一山一水都印下了他的身影，重庆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他的情感。

位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简称渝，春秋时为巴国，隋唐属渝州，历来为西南地区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之一。市中心区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建城，故有“山城”之称。夏季因地形郁闭，气候闷热，成为“长江三大火炉”之一。冬春多雾，号称“雾都”。

这是一个秋雨连绵的上午，根据日程中央视察组要去参观坦克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里表演水陆两用坦克，只因天公不作美，小雨不紧不慢地下个没完，道路泥泞不堪，坦克厂的领导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这样水陆两用坦克就成了一用的“旱鸭子”，看不出它的优越性了。由于未能看到坦克在水里的表演，大家多少感到有点杀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走进一间像天宫似的大厂房，贴在天花板上大大小小的灯泡闪烁着光芒，仿佛是群星灿烂的夜空。真不愧是造坦克的地方，厂房之高之大令参观者叹为观止。厂房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坦克，在中央的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参观人员被安排在坦克的四周，等待着这个庞然大物的表演。

首长站在前面一排，随员一律站在后边。张佐良站在邓小平右侧，张佐良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他们背依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坦克车。

首先由技术人员向参观者介绍坦克的性能和同世界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等情况，然后便开始进行坦克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坦克驾驶员则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指令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响声很大，参观者被震得耳膜疼痛，根本听不到别人的说话声。

坦克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然后灵活地表演了几次前进、后退和刹车，一切都很顺利。就在大家鼓掌向表演者致谢时，只见刚刚停稳的坦克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接着像一匹暴躁的野马直奔人群冲来——坦克失控了，还没等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发现情况异常的服务人员迅速拉着邓小平等首长撤离现场。

指挥员手里举着红旗怒不可遏地来回摇动，脸上滚下一颗颗汗珠，坦克里的驾驶员一阵忙乱，终于制服了这个不听话的铁家伙。看到坦克像死老虎一般卧在那里不动了，工厂的负责人才松了一口气。他们顾不上追查事故原因，赶紧安排医生抢救受伤人员，然后去看望中央视察组的同志。

张佐良也是被掠倒在地的一个，他手里的诊包被甩出好几米远。张佐良看到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下了，便急忙站起来去检查那位主任的伤口，发现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被撕破一个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流。

张佐良不顾自己的伤痛，赶紧取出急救包给那位主任包扎伤口。就在这时，张佐良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于是被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他的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然后把他送回驻地。

张佐良的伤比那位主任稍微轻一些，虽说有点疼痛还是可以忍受得住。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伤痛，而是怕受伤不能继续跟随首长一起活动。视察才刚刚开始，要是真的不能随首长视察云、贵、川，那可就太遗憾了。

“张大夫，你的伤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卓琳见到张佐良便关切地说。

张佐良听后默不做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这毕竟不是轻伤不下火线的战争年代。

“当然了，你愿意留下来继续跟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卓琳见张佐良沉默不语，大概看出了他有舍不得离开的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好，好，我愿意留下来照顾首长，我的伤不碍事。”张佐良赶紧回答，并为能留下来随首长一起视察大西南而高兴。

坦克工厂的领导对这次发生的事故非常重视，因为这次是给中央首长表演坦克，由于准备工作做得不好，不仅伤着了几个人，还把中央首长吓了一跳。尽管侥幸没有伤着首长，这也是一次重大责任事故，于是工厂的保卫部门在第二天就把那个坦克驾驶员抓了起来。

邓小平得知驾驶员被抓的消息后，便对他的随员说：“你们赶快去通知工厂的领导，马上放人，不许处分驾驶员！”

“是，我马上去传达首长的指示。”

“责任根本不在驾驶员身上嘛！驾驶员坐在坦克里完全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邓小平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道，“听说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啥子抓他？”

“驾驶员可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要说有责任，应该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邓小平吐出一口烟雾接着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啥子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弥补过失。动不动就抓人，这么个搞法不好。”

张佐良听完邓小平这一番温暖人心的话语后，内心深受感动。张佐良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这个驾驶员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这是一个久雨初霁的上午，太阳像一把利剑劈开厚厚的云层，把大地照得金光灿烂。首尾相接的车队在山间缓缓而行，中央视察组由重庆出发，晓行夜宿，经长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镇宜宾进入贵州省，在省会贵阳停留几天后继续南行，经川滇交界处会理进入云南，最后到达终点站昆明。

邓小平在大西南视察期间，除了检查三线建设工程项目、敲定基础重工业的选址和布局外，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作为当事人还就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与会者所坐的位置等问题给予了明确而满意的解答。邓小平像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视察了云、贵、川，为三线建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大功毕成，祸及全国的“文革”动乱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