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

3月16日，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一定在心里这么感叹过：共产党这颗脑袋实在太难剃了！他没评价属下的工作，只是翻起了自己的日程安排，当即拟了一份让顾祝同转张冲的电文“恩来兄22日至25日沪再约地相晤。”这次，蒋介石要亲自当理发师了。

3月19日上午，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草拟好的新的谈判条件赶赴机场。毛泽东没有出现在为他送行的行列里，尽管毛泽东对他见蒋解决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如何处置张国焘。

一个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天下三百六十行中，不仅仅文人圈子里才存在相轻的情况。“文人相轻”之所以大大的有名，只因为这一行的人是操笔墨糊口的，在无聊、郁闷、失败的心绪中，他们对依靠白纸黑字排泄乐此不疲，在众多的鸡子尿湿柴的屑小冲突的描述中，文人的酸腐、尖刻像被画个纤毫毕现。“相轻”的心理动因是嫉妒，是人性中一个像盲肠一样的弱点，同时又是促使人类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之一。老黑格尔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在权力的角逐场上，“相轻”被征服过程呈现的魅力无情地挤到了一个很易被忽视的幽暗角落。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权力争斗中那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大喜大悲大润大涩牢牢地攫住而无暇旁顾。当时光的流线扎出一道道坚固的栅栏，把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隔到另一边时，平心静气的观赏和评判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血流成河的景观了，因为时间已把恐惧消除。

共产党最后能取国民党而代之，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其内部的选择、征服、统一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一过程恰恰和抗日战争的过程吻合着。我们无法不再一次地面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一命题。毛泽东在几年后曾对马克思主义有过这样一个精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根结蒂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内核上讲，毛泽东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果无产阶级不造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能实现么？革命需要有人领导，需要领袖。真正领袖的诞生，则必然伴随着权力的争斗。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

后来，我们都习惯了这样一种总结性的发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的，遵义会议后确实开始了毛泽东的时代，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都打着毛泽东的烙印。但是，即便到了1937年春，毛泽东也没取得权威的名分，张闻天仍是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后那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军事三人团里，地位也在周恩来之下。二十几年后，他在庐山这样回忆道：“那时搞了个三人团，恩来是团长，团员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这样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张国焘回到中央后，毛泽东的军事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挑战之所以成立的基础是实力，红四方面军仍占着主力的位置。日后，还是因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西路军苦战河西走廊，是毛泽东消除异己的手段。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幼稚和主观。发起宁夏战役，目的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如果在这种艰难中“消除异己”，等同于自杀。虽然张国焘另立过中央，但他终究还是自己人，他争的是内部权力。

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疑问了：毛泽东、张闻天为什么把批判张国焘选择在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时进行？难道还有更好的时机吗？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这已是张国焘错误和罪恶的明证，此时不挽救张国焘和残存的西路军还更待何时？非要等到西路军剩余的官兵感到绝望，革命意志消退，或者干脆像一年后的张国焘一样叛变了再来批判张国焘才算道德吗？再早一点批判能行吗？张国焘有八万人时，“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张国焘有四万人时，发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可见早一点不行。从毛泽东在“延安会议”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毛、张在选择时机上的苦衷。

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掠过毛泽东窑洞上空的时候，毛泽东尚未寻到彻底、圆满地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办法。他在总结蒋介石对内谋略上的得与失。四天后，他选择了在这方面高出蒋介石一筹的方法：区别对待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强调干部和战士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党的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十一天后，我们看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几个月后，张国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毛泽东在折服或征服自己队伍中和自己意见相左或反对过自己的同志时，采取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办法。他把这个事业建立在以心的征服这个基础上。批判张国焘，只是这个事业延安时期的开始。

让我们回到国共和谈这条船上吧。

3月20日上午，周恩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条件交给张冲。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得知蒋介石约他去会晤的消息。

新条件也是十五条。它和周恩来提出的十五条有如下重要差异：第一，突出了两党平等合作的性质，十五条分中共承认的十条和要求国民党做到的五条；第二，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第三，周案中明确表示办完这一期停办的红军学校，变成了“俟本年第一期结束后改办随营学校”；第四，新案提出了增加红军防地的要求。

看着看着，张冲皱眉头了。红军大学改成随营学校，仅这一条，靠黄埔起家的蒋先生能同意吗？有了这一个学校，就可以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可靠的、受过系统政治、军事训练的指挥人员。其图谋可谓司马昭之心！

“淮南兄——”周恩来欲言又止。

“恐怕顾主任这一关就不好过。”张冲面有难色，“这一关过不去，你如何去见蒋先生？”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奴才要比主子更难侍候。中共中央正是觉得吃够了张牙舞爪家兵家将的苦头，才决定直接去找主子的。如今蒋介石的“请柬”已到，可不要再节外生枝呀！周恩来焦急地问道：“请示高见。”

张冲摇摇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这是何苦呀！以你的资历，蒋先生能不重用？你在那边再干十年，结果还不是一样。高见，你这种大智大勇的奇人反倒来问我？”

“蒋先生或许能网开一面，你帮我过了顾主任这一关，我自有办法。”

“瞒天过海。”张冲无奈地一笑，“恩来兄，面对你这样的人，我常常坐错板凳。好在已帮你几回了。顾主任要是看了全文，你肯定走不脱。好在他虽认真却不太仔细，不要让他知道这一新案就是了。”

这样，周恩来下午见顾祝同，就只在原案上作文章，反复强调河西部队的问题。顾祝同果不仔细，竟没问周恩来带没带中共的新精神，就为周恩来开了绿灯。

3月22日，周恩来和张冲同飞上海，翌日，转赴杭州。蒋介石已在那里等候了。

24日，蒋介石没空。这一天，日七十艘战舰驶入中国海域，准备在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演习。

25日，周恩来没接到去见蒋的通知，自己去约见了宋美龄，把中央新提的十五条交给了第一夫人。宋美龄留没留周恩来吃饭，史料无记载，但这次会晤的愉快则是肯定的。作为蒋介石的政治伙伴和贤内助，宋美龄即使不靠蒋介石的蔽荫，也能在那几十年的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女人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笔，淞沪抗战期间，日本人的弹片曾在距前线不远的地方划破过她的玉体，1942年她在美国国会为求得美国援助发表的那篇声泪俱下的演说，至今仍可视作一篇充满智慧、情感的美文。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至少少了这样的方便：国有疑难可问枕边人。一年后，毛泽东再娶的江青修炼几十年，最后得到的竟是一个被告席。且慢！让我们再给宋美龄的形象补上一笔吧！汪精卫降日后，重庆有不少不得宠的官员追随他去南京混出身，其中就有外交部亚洲司高司长。宋美龄在高出逃后，曾使美男计，成功地把一顶绿帽子戴在高某的头上。

这样一个宋美龄，于公于私都不可能怠慢周恩来。于公，可以促进国共冲突的和平解决；于私，可以为丈夫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还有一个理由不容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在西安救过她丈夫的性命。我们宁可相信宋美龄请周恩来共进了午餐。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夫人外交”策略取得圆满成功。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了周恩来。

在一个史书没有记载的小客厅里，蒋介石和周恩来进行了很愉快的长谈。

周恩来谈完中共的要求后，蒋介石略加思索后，立即答道：“这些小节已不成问题。即使没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可参加嘛。行政区当然可以是整个的。不过，为了给各地方派有个交待，须由你们推举一个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的。四万人、三个师及指挥部都可以嘛。给养方面的问题，可告诉顾祝同解决。”

事情顺利得简直像个游戏！周恩来刚刚认定这些话确是一言九鼎的蒋先生所说，蒋介石又来了叙旧的雅兴。谈了十几年的历史后，蒋介石总结道：“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检讨，这次合作一定要保证永久性，不能只计眼前，而且要计及将来呀。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纲领，一个是领袖。你们听了我的，将如何处置你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关系重大。在以往中共所提方案中，这一问题被回避掉了。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一下子就问到了根本。周恩来踟蹰起来，不敢贸然答复。

蒋介石发话了：“那你回去商量出办法了再来见我。”

3月30日，周恩来返回西安，当天即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

中共其它领袖一听是这个结果，异常兴奋。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形式，要的是权力，这就很好对付。回顾与共产国际十几年来的关系，中共领袖们的感受都一言难尽，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已失去了权威性。从策略上讲，完全可以满足蒋先生的权力欲，共产国际那里很好解释，因为它也同意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成功即将分娩。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在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然而，所有的合作最终都将体现为双方既得利益，谁都明白“墙上画马不能骑”。河西红军生存问题谈了多少次了，无法解决。马步芳的官兵已经在抢西路女红军当小老婆了！蒋介石哪里有什么诚意？

这事还是搁一搁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