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

1936年8月10日，潘汉年接王明指示信，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上午，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来信的内容。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国际及王明对共产党施加了影响。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尽管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电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毛泽东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

很可能。

四个月前，他已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面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要刘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韩复榘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千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再前一天，他还给杜斌丞、杨虎城写了信，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共产党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倾尽了智慧。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毛泽东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国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毛泽东真的想骂娘了。

不能骂！且稍安勿躁，自由飞翔的一天尚需很多时日。还是忍一忍为好。红军势单力薄，无力对付眼下的险恶局面，还必须向靠近苏联的方向运动。“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统治的”这类语言，只能讲给那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听，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毛泽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9月1日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三年后写出《矛盾论》的毛泽东，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十里之外仍可以嗅到。联蒋抗日时机尚未成熟，反蒋抗日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那就用个“逼”字吧。“逼”字很好，能体现主次，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同时又能利用各种矛盾不致使自己失去那些根本不愿和蒋联合的可能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27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

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此前已决定以潘汉年为先锋，周恩来为主将前去和国民党方面谈判。9月下旬，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谈判用。

谁知国民党泼过来的却是一瓢凉水：两党并非什么合作关系，军队必须改编，和谈只能在7月4日陈立夫修改过的四项条件下进行，没有丝毫的通融。

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酝酿已久的西征宁夏即将进行，尽管毛泽东等人觉得国民党太霸道，还是答应同意谈判。因为这正是行暗渡陈仓之计的良机。10月14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子华：要蒋介石找个理由停止军队进攻，在进攻未停止时，先派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对方谈判。

10月21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平丰镇同红一军团胜利会师了。因彭德怀即将率部发起宁夏战役，毛泽东希望能在战役发起前谈判能对战役有所帮助，想让潘直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以便早日惊动蒋介石，他于10月22日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找陈立夫。

10月23日上午九时，彭德怀拟就的宁夏战役部署已变成电文飞至毛泽东的窑洞，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西渡黄河占领宁夏。

美好的愿望常常在转瞬间被严酷的现实击个粉碎。

且看看发生在南京城里，与共产党的心愿相吻合的一件大事吧！

彭德怀在起草作战计划上报毛泽东的同一天，宋庆龄、何香凝早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十几个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和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如果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如果将他们都召集在一起，不是太显自己的胆怯了？最好能找一个人来独对。对！这么办最好。和他们交个底，让他们去共产党那里当说客，一举两得。

可是，找谁来独对呢？有这种资格的，只有宋、何、冯、孙四个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辈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就会被她们当作逆种来训斥。找孙科独对？别逗了！虽说已经共和了，虽说蒋介石屁股下面坐的也不是偷来的江山，虽说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整治过孙科，但他一想到和孙科单独坐在小客厅里促膝谈心，这心里就有点发毛。在儒家典籍里浸泡几十年，对曾文正公心仪几十年的蒋介石，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文韬武略，还有三纲五常的规矩。如果中国还在搞世袭，孙科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这个冯玉祥。把兄弟加败军之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让我们用最简略的白描录下这场对话吧。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中共妥协问题。我已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已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眉梢微挑）：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入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的，现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冯：哪还有什么问题？

蒋（猛地一蹾茶杯）：军队。（乜了冯玉祥一眼）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叹了一口气，似乎在想三年前抗日不顺的日子）：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眼露亮光）：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蒋介石送走了冯玉祥，目光立即化作两把利剑迅猛地刺向西北地区。10月27日，红军二大主力开始按计划集结。31日，国民党军陆续攻向靖远、中卫等地，红军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被迫中止，主力被迫向东转移。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把红军割成了两块。红军的历史上出现了几乎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

蒋介石忽然对和谈有了浓厚的兴趣，指示陈立夫立即找那个潘汉年。在他看来，红军除了签城下之盟，已别无出路。

蒋委员长的感觉并没放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通夜不眠，焦急地寻找着出路。趋向中苏边境已无可能，眼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与蒋实现全面妥协，要么分兵重新打入内地。

这两条路都不是通向黄金牧场的坦途。

潘汉年不知道西北发生的突变，一心一意在上海寻找陈立夫。因为寻找的艰难，他已把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协议草案背个滚瓜烂熟。11月10日，陈立夫敲开了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的房门。

陈立夫和潘汉年这次会面，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篇什之一。作为正式谈判代表，潘汉年肯定知道毛泽东的如意算盘，一见来人正是陈立夫本人，心里油然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愉悦感，甚至没有去想一下陈立夫为什么这般猴急地亲自找上门来，立即把协定草案背了一遍。

陈立夫嘴角上挂着怪怪的笑，静静地倾听，像一只假寐的老猫。他已经判断出潘汉年对西北的新局面一无所知了，要让潘汉年表演个够，然后再猛扑过去，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潘汉年结束了演说一般的陈述后，发现陈立夫像是睡着了，心存疑惑，不由得追问：“陈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大笑。笑得很开怀，用大笑消受够了胜利者的喜悦后，他说话了，用的是颐指气使的口吻：“我请你向贵党转达蒋先生的最新建议：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问题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的各点都好办。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军事问题双方谈了要负责的，你我都无法决定此事，是不是请周恩来来宁和蒋先生一谈？”

这番话潘汉年听来真像晴天霹雳。